廣州民運 曲終人散
之前，我認定政府不會開槍，是基於對人性底線的信心。同時，我也認定，如果政府開槍，那麼，它的倒台就注定了，全國人民一定會發動大起義，齊心協力，推翻這個天良喪盡的吃人政權。
然而，時年二十五歲的我錯了。那個年屆八十五歲、身材奇矮、手握軍權的鄧小平，吃了秤砣鐵了心，悍然出動三十多萬解放軍，包圍北京，殺進天安門廣場，用坦克和機關鎗，血洗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時年二十五歲的我錯了，還在於，中國人民的大多數，並沒有起義，而是怯懦地，放棄了抗爭。除了在北京街頭，有部份市民和學生做了一天一夜的英勇而殊死的抵抗之外，其他民眾，盡做鳥獸散。
槍打出頭鳥。殺雞儆猴。這是兩個中文成語。老謀深算的鄧小平算定了，只要平息了北京的民運，全國各地的民運也將隨之平息。果然，北京發生6月4日的大屠殺之後，各地民主運動迅速低落。廣州的抗議仍持續了三天，包括堵橋、堵路，但人數驟減，並越來越少。
學生們自發散伙，有的躲藏起來，有的回了老家，有的開始準備期末考試。目睹此情此景，我傷感而無奈。耳邊，猶自迴盪著早幾天中大學生遊行時震耳欲聾的口號：「中大中大，人民養大；為了人民，死都不怕！」似乎，過去近兩個月的民主運動，只是一個浪漫曲。如今，曲終人散。一切回到從前，回歸沉重的現實。
書生氣十足 自投羅網
作為民主運動的領軍者，我和學生領袖們，則陷入危險境地，孤立無援。北京發佈了「通緝名單」，廣東省則發佈了「通告名單」。二者字面上的不同，表達不同意義：通緝，意味著直接追捕被通緝者；通告，則是要求被通告者到公安機關「談話」、「交代問題」。相對於北京，廣東當局更希望溫和對待民運領袖。時任廣東省長的葉選平，是中共元老葉劍英的兒子，屬於政治上的溫和派。在廣東當局「通告」的四大民運領袖名單中，我和陳衛都赫然上榜。
時年二十五歲的我，書生氣十足，並不認為自己做錯了甚麼，因而，不僅沒有逃亡，反而前往公安局，與當局「談話」。尚銘記中國古語：好漢做事好漢當。其間，我繼續輔導學生期末考試，有學生問我：「陳老師，你為甚麼不逃跑？聽說吾爾開希都逃到香港了！」我半是幽默半是嚴肅地回答：「祖國的得失，就是我個人的得失。我願意與祖國共進退。」
與廣州市公安局的「談話」，斷斷續續地，持續了一個月。公安局官員試圖對我進行「教育」，要我「交代問題」，逼我轉變思想。但由於雙方立場不同，所謂「談話」，往往變成辯論，有幾回，甚至變成激烈的爭吵。公安局官員用手帕抹著前額上豆大的汗珠子，掩飾其惱羞成怒的表情。
1989年8月2日下午，我應約再次出門，前往公安局。泓送別我時，遞給我一個蘋果，溫柔道：「蘋果，代表平平安安，盼你早點回來！」誰知，這一天，我一去不返。
天氣炎熱，驕陽直射，那天，我有一種置身蒸籠的感覺。才走出中大西校門，有人叫喚我的名字。剛剛下意識地回應，就見四個陌生的中年男人從四面圍上來，四條高大粗壯的身影，擋住了陽光。他們半是哄勸半是推搡，將我推進了一部轎車。窗簾遮嚴了所有車窗。在緊張與鎮定的心緒循環中，我被帶往未知的去處。
那四個陌生人，是國家安全部便衣特務。那一天，我失去自由，正式被捕，被投入看守所。失身黑獄的那一刻，忽然後悔自己的書生氣，為何不逃亡？與公安局「談話」，與虎謀皮，彷如自投羅網。
陳衛等學生領袖也先後被捕。原來，北京中央政府直接施壓廣東當局，批評他們「一手硬、一手軟」（即，抓經濟硬、抓政治軟），責令他們仿照北京，立即逮捕、法辦廣東民運領袖。事後，葉選平被鄧小平調離廣州，調入北京，明升暗降，出任毫無實權的虛職：全國政協副主席。@
（選自 香港開放出版社《不受歡迎的中國人》附錄：我的中國故事）@
責任編輯：謝秀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