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筆寫杜甫，有一瞬間的猶疑。論詩必提唐代，而讀唐詩絕繞不過杜甫這尊泰岳。對於他的感知，從無到有，自少及長，已經慢慢滲透華夏兒女的每一個記憶。子美、詩聖、少陵野老、沉鬱頓挫……這些記憶碎片如塵起風闌般襲來，沒有任何徵兆的，便將人的思維湮沒。杜甫對我們每個人來說，熟悉而陌生，仿佛老家逢年過節必要祭拜的先祖，我們念他，敬他，卻從未真正走近他。
所以，他總是孤獨冷靜地隔在天人之端，看著少年們一遍遍地記誦詩歌，長大了又漸漸把它們簡化成一個個象徵符號。只是此時，他再沒有機會用自己的名字寫下憂國憂民的新作。
印象裡的杜甫總是眉頭深鎖，苦吟著現世災禍的滄桑。他生活在大唐由盛入衰的轉折點，見識了車馬如龍、燈花如晝的長安都市，也目睹了羈旅行役、餓殍遍野的野徑荒村，而他本人，一生懷才不遇、困頓潦倒，再加上多愁多病身，他的作品大多發出沉痛哀挽的悲鳴。《兵車行》也許不是最得意之作，但因其表現的社會現實與悲憫之情，它便有了被細細研讀的理由。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咸陽橋又名西渭橋，與長安城門相對，是漢唐時期由京城通往西域、巴蜀的交通要道，因而自古也是送客惜別的地方。「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這支《渭城曲》便從傷心瀰漫的咸陽橋傳世，哀而不傷的抒情只屬於含蓄內斂的書生，對於被迫行役的百姓來說，他們只懂得用質樸的方式表達內心的情感。兵車隆隆，戰馬嘶鳴，一隊隊被抓來的窮苦人，被迫穿戴戎裝、背上弓箭，向前線進發。這些青壯勞力，個個都是家裡的頂樑柱，他們的出走對任何一個家庭來說不啻為滅頂之災。所以，這些行人的家屬，扶老攜幼趕來送行。他們在軍隊裡哭喊著親人的姓名，死命拽著他們的衣衫，搥胸頓足，哭聲震天，希冀拖住遠行人的腳步。
這首詩創作於天寶年的中後期，通行說法有二。第一種認為作於天寶十年，杜甫借詩諷刺唐王朝對西南地區的用兵。《資治通鑑》載，劍南節度使鮮於仲通征討南詔，大敗，僅以身免。專權的楊國忠假敘戰功，又在兩京畿、河南河北大募民兵。百姓聽聞雲南瘴氣重，駐紮的士兵十有八九因病亡故，都不願去送死。楊便派御史在各地強制徵兵，戴著枷鎖鐐銬送往軍營。行伍之間，沒有兵征天下的豪情，更沒有為國效死的慷慨，只有「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另一種觀點認為作於天寶中年，杜甫有感唐玄宗用兵吐蕃，百姓多受行役之苦，歌而為詩。
無論是哪一種解讀，都可肯定本詩是在杜甫困居京城十年中而作。杜甫出生於奉儒受官的世家，秉承「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儒風，希望通過仕途實現安邦保民的政治理想。天寶六年，唐玄宗有意詔天下「通一藝者」應試，三十五歲的杜甫求仕長安。而權相李林甫一道「野無遺賢」的奏摺，毀掉了所有文士的科舉夢。之後杜甫也嚐試過謁見權貴，然均無善果。直到天寶十年正月，唐玄宗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在前一年冬天獻三「大禮賦」，終於贏得玄宗青睞。但是玄宗似乎接受了優待詩人的教訓，對杜甫讚賞有餘，卻沒有實際的封賞，僅得到一個在集賢院「參列選序」的資格，結果又因李林甫主試而失去做官機會。
對玄宗來說，也許是感到文人多半藐視權貴，難以駕馭，他便心灰意懶，無意屈尊親近了。譬如，他自以為對李白萬般禮遇，也曾降輦迎接，親手調羹，又默許貴妃、寵宦服侍他作詩，最終也沒能降伏那個飄忽不羈的靈魂，還招致宮內怨聲一片，只得賜金放還。官家是難以走進詩家之心的，有一類詩人以詩作名揚天下，但寫作詩文並不是他的終極目標。他們懷著強烈的入世觀，不為門楣榮光、後代福蔭，只想把平生所學賣與帝王家，身體力行著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準則。天子卻將他們豢養於宮廷，供其治國之餘愉悅感官、陶冶性情。定國安邦自有那賢臣良將殫精竭慮，才子們且去填詞。
杜甫遇到的玄宗已不如早期那般賢明睿智，奸臣國賊正權傾朝野。他失望悲憤之餘，沒有過多地哀憐自身際遇，反而把目光轉向水深火熱的底層百姓。他們較之於他，沒有太多學識，無緣直面貴戚，更深刻地體驗著世道衰敗的艱難。張養浩曾感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在這從興到亡的失落時代，百姓的苦難亦是有增無減。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雲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也許此時的杜甫佇立長安城外，望著漫天煙塵，思索何去何從，但眼前行役之人的淒慘景象震驚了他。他仿佛當代的記者，慧眼獨具，審視周遭的突發事件。他以一個路人的身分詢問那哀嚎的行者，直接引發其中一人的悲慨傾訴。這場人間慘象的直接觸發點是「點行頻」，玄宗窮兵黷武，連年征戰，地方官府受命頻繁徵兵。有的人十五歲就被派去戍守黃河北，熬到四十歲了還要去西部邊疆屯田。他走的時候尚不會用頭巾包頭，回鄉時白髮滿頭還要被迫去戍邊。當今的聖上勵精圖治卻又好大喜功，輕視百姓的生命，縱使邊疆血流成河，也執意補充兵力維持戰爭，他與古時的漢武帝又有甚麼區別？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兵車行》是杜甫自創的樂府新題，但其風格仍是延續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敘事傳統。既然開邊意未已自武皇便以有之，漢樂府中亦不乏戰爭作品。《十五從軍徵》的歌謠道盡老兵還家滿目瘡痍的淒苦景象：「兔從狗竇入，雉從樑上飛。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在老家，昔日的慈母嚴父不在堂上，妻兒久不傳音書，早已不知存亡。用野谷、葵葉來做飯，做好了都沒有親友與他一同享用。再走出大門看看鄰里四周，家家戶戶都是這般枯寂衰敗的景象，怎生忍得住控訴的淚水？
然而，這位遠征的老兵在離家前卻不是這樣的景象，在戰場九死一生的他尚做著報效祖國、榮歸故里的美夢。而杜甫遇到的這一隊隊民兵及其親屬，沒有夢可以做，沒有信念得以支撐，抱著生離死別無望訣別。
行人拉著杜甫的手，猶自哭訴著這些年的辛酸。戰事頻仍，鄉里只有老弱婦孺留守，男耕女織、雞犬相聞的和睦生活不再。千家萬戶草木叢生，蕭瑟淒涼，田地只靠年輕婦女辛苦耕作。即便如此，莊稼也長得東倒西歪，不成行列，年年的收成靠甚麼保障？況且朝廷們不重視百姓的生活安定，逼迫他們去戰場就像驅趕雞狗這類牲畜一般。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看杜甫正當壯年，斯文有禮卻又不像是官場中人，行人有心解答他的疑問，但這滿腔的冤屈怨憤又豈是他所能化解？若是不留神觸怒權貴，身家性命連同九族豈不都要跟著遭殃？可是這些話此時不能一吐為快，以後還有宣洩的機會嗎？戰爭之怨恨又何止是生死無常那麼飄渺呢，家中已人丁凋零，無法保障溫飽。朝廷索要租稅的詔令更是步步緊逼，百姓又從哪裡湊來銀錢補上這虧空呢？
在兵荒馬亂的年代，大丈夫的境遇卻不如弱女子。家裡生了女兒，她尚能嫁到鄰家，父母親是不是還能見幾面，若是生了男子，只能被強徵入伍，最終埋骨於沙場野草之間。這些徵人豈知，《新婚別》中的少女在新婚之夜就要和丈夫永訣，從此河邊無名姓的白骨，也許就是她深閨夢裡的良人；《石壕吏》中年老體衰的婆婆，為了保護孫子、兒媳和老伴兒，主動要求隨軍生火做飯，這個支離破碎的家庭，如何抵受下一輪的戰火考驗。可知，無論男女老幼，在戰爭面前，都是同樣的苦難重重。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杜甫作此詩，尚在安史之亂之前，而天下已顯露出國破家亡的徵兆。天寶四年，玄宗冊立玉環為貴妃，眼見的是「回眸一笑百媚生」，耳聽的是「玉樓宴罷醉和春」，沉溺於春宵苦短，從此不早朝，哪裡能顧得上文治武功，民間疾苦，任由奸相欺上瞞下，隻手遮天去了。而杜甫，從詩人的眼光出發，看得更遠更深。那塞外青海邊，早不復碧野曠遠、牛羊閒步的壯麗悠然，變成一座座死城。纍纍白骨棄在道旁無人殮葬，伴著陰雨綿綿、陰風嗚咽的森然淒冷。仿佛有數不盡的孤魂野鬼，在上空遊蕩哭泣，訴說著身死無人收、不得返故里的悲苦絕望。
明皇有過而山河失色，黔首死戰而誰為其鳴？《兵車行》自人哭始，以鬼泣終，人怨天怒以至極。儒曰愛人，墨言非攻，騷人曾怨君上之浩蕩，哀布衣之多艱，至於烽火過境，辛酸尤甚。子美遇狼煙之世，目之所及，千家飄零，萬戶含冤，焉能無恨哉？故承樂府而詠時事，兼風、雅而展鋪敘，激越深沉，怨刺不已。感黍離而憂民兮，嘆腸內之焦焚，詩中聖賢，史中彈歌，古今唯杜一人矣！＃
附：《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雲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裡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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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林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