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杜詩，多半是個嚴肅枯燥的活兒。因為他生活的特殊時代，因為他探討的社會課題，需要你焚香淨手，正襟危坐，擯棄私心雜念，全身心專注於詩歌的解讀和思考。
而若你讀過許多杜詩，便真正能讀出許多味道來。原來他的生活也曾色彩斑斕。詩中有綠意：邀一二良朋，涉綠水、撫翠竹，觀夏木陰陰，青霄邈遠。詩中存朱華：林花著雨，紅濕似重，妝點錦官城的拂曉；粉妝旋抹，茜羅裁裙，嬌美的容顏聚在家門前爭看遠道而來的長官。更有白露、黑雲，金孔雀、銀麒麟，不一而足。
除卻感時傷世、憂國憂民的主題外，杜甫也曾作花月閒談，往往筆調濃麗豐艷，一展盛唐風姿，不似杜老手筆。譬如《月夜》，獨自困於長安的杜甫乍對月光，再掩不住綿長的幽思之情。「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是他遙想遠方妻子惆悵淒美的模樣。再如《狂夫》，杜甫一家飽經離亂暫住浣花草堂，身處陶然美景，「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清新之語自然流出。就連《紅樓夢》裡的寶琴姑娘也簡論杜詩，說他不止有「叢菊兩開他日淚」，亦作過「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等句。
這些爲數不多的清麗詩篇，渾不似杜甫在大眾心中的模樣。或者說，對於他而言，世間風物人情，無一不能入詩，一出手即是上乘佳作。杜甫本是大家，憑藉辭采華茂作詩，他的形象一定儒雅溫潤得多。但他偏不，都云詩言志、歌詠言，所以，杜甫寧願放棄生花的妙語，走進平民百姓中，希望把一腔創作的才華為當時的勞苦民眾綻放。他是一塊且方且厚的磐石，峻切剛毅，理性敘事，卻又深沉關懷。
杜甫，總是執意端坐在寒江孤舟裡，描繪天地間那一隻不合群的沙鷗；或者徘徊於春城草木間，期盼烽火中那一封重於萬金的家書。他寧願白雪滿頭，不勝竹簪，也甘願風雨如晦，茅屋破敗。他在困厄中堅守人間的正義，久久不肯離去，直至老病江舟，飢餓而亡。
詩無達詁，詩品卻應有高下。這詩品當來源於人品。杜甫自幼好學，七歲思即壯，九齡書大字，一生致力於做官出仕，造福百姓，卻生不逢時，不是與官位擦身而過，便是遷居閑職，有志難伸。他客居長安十年，因李林甫弄權妒賢，屢屢受挫。安史之亂爆發，他避難於鄜州羌村，聽說肅宗在靈武繼位，便只身北上，不幸被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兩年後，郭子儀率軍至長安城北，杜甫冒險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投奔皇帝，被授予左拾遺。他又因仗義執言營救房琯觸怒龍顏，被貶到華洲，從此再不受重用。後來他輾轉漂泊到成都，寄食於世交嚴武，被推薦作了他門下的檢校工部員外郎。嚴武去世後，他幾經喪亂，長期漂流於江中，最後在一艘小船裡寂寞離世。
在他多災多難的一生裡，那為數不多的清詞麗句是他苦中作樂的自我消遣，而他也常告誡自己要在濁世之中保持清醒的頭腦，直面戰亂時代的冷酷。命運的軌道一次次和他開著玩笑，做官的希望一次次幻滅，即使處在生活的最低谷，他都沒有被苦難打敗，反而用自己的方式吟唱著黑暗的世道，憂患的國運。
在杜甫看來，最無道的莫過於昏君弄臣，最悲慘的莫過於底層大眾。行役、重稅、飢荒，造成了人世的流離與生死的無常，是百姓痛哭哀歌的根源。所以，他甘願把諷時傷世、憂國憂民作為一生的事業，把現實中的不平記錄在詩歌裡，作為前車之鑑，勸誡後人。在普羅大眾的悲慘命運中，戰爭最直接地造成他們的生離死別，也成為杜詩中最常表現的主題，那「三吏」「三別」同樣是與《兵車行》齊暉的典範之作。
有的詩人，作文與作人是斷裂的，有的詩人一方面表達著對君王的忠誠不二，一方面為了詩名殺人害命、賣友求榮；有的詩人道貌岸然書寫著世間百態，私底下卻以官位之便聚斂家資，蓄家伎過百，生活豪奢。而杜甫不然，他心裡有一桿標尺，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即便是面對天子、有恩於他的朋友也是如此。在肅宗時期，他歷盡千辛萬苦才求得左拾遺的官位，但決不會為了保住個人名利，就放棄了做人的準則。宰相房琯不通兵事，平叛失利，在咸陽的陳濤斜大敗而回，著名琴師董庭蘭借與房琯的關係弄權謀利，遭人彈劾。房琯入朝自訴卻被肅宗斥退，不久便被罷黜。杜甫與他交於布衣，為他上疏：「罪細，不宜免大臣。」而且杜甫大讚房之家學人品，結果卻深受牽連，差點被三司審訊。
在成都居住時，嚴武身為劍南節度使，為他謀官，時常接濟探望，可謂是仁至義盡。但杜甫非但沒有感恩戴德，反而極盡傲慢無禮之事。有時嚴武拜訪他，他不冠不袍，言行舉止也沒有尊卑禮數。更有甚者，他乘著酒意登上嚴武的坐榻，怒目圓睜而質問：「嚴挺之（嚴武父）乃有此兒！」
飽讀詩書的杜甫何以這般橫眉冷眼，對待生命中的好友兼貴人？觀嚴武事蹟，才知他年幼時曾用鐵錐打死父妾，且不知悔改，供認不諱；鎮守四川時，梓州刺史章彝因小事惹怒他，嚴武竟用棍棒將其活活打死。而他也並非一無是處，安史之亂時毅然護肅宗西奔，廣德二年又帶兵擊敗吐蕃七萬軍，使其一度不敢犯境，保衛了西南邊疆。他猛悍非常，卻也暴戾嗜血，或許在杜甫眼中，戰爭的災禍有一半的責任是由嚴武這樣的殘忍將領造成的。
他曾在《後出塞》中寫道：「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杜甫認為戰爭的目的不是製造殺戮，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嚴武等將軍在接受皇帝封賞時，可曾想到過，他的軍功是無數平民百姓的寶貴性命換來的，他們的離世又將造成多少家庭的悲劇。他奉行弱肉強食、成王敗寇的鬥爭哲學，死裡逃生總是刺激著他好勇鬥狠的神經。杜甫也許曾向他進言，想通過感化將領逐漸改變這個哀鴻遍野的唐朝，但結果卻讓他失望了，以至於在大醉之後發出最為沉痛的一語。嚴武出於世交的情誼和對文人的尊重，並不以為忤，但他永遠也不懂杜甫的苦心。若他懂得，他的母親也不會在嚴武去世時如釋重負地說：「我終於不用再擔心會被他牽連成為官婢了。」
正是由於杜甫的崇高人格和儒家理想，他的詩作不僅僅是文法、技巧的研磨與提高，立意的高遠才是《兵車行》與其它詩作感人至深的最主要因素。三百年大唐，流傳至今的有兩千多位詩人，詩歌近五萬首，而那身名磨滅的，更是不可勝記。如數家珍的人與詩，不過占其百分之一。而杜詩留存大約一千五百首，歷來為世人稱道的依舊是那些憂國憂民的厚重作品。舞文弄墨，堆砌辭藻，稍有才氣者經筆硯打磨，皆可為之，而詩中骨氣才是決定品位高下的根本。
當杜甫對仕途絕望，便把對世界的理想、對生命的敬意全部投射於詩歌。杜甫作詩，不為取悅權貴，不為粉飾太平，而是懷著哀國悲己的沉鬱情感，賦予唐詩新的使命。漢族是注重歷史的民族，他就把著史立傳的責任感，融匯於他的詩歌中，用凝練詩意的語言，再現唐中後期的社會現實，探討盛衰興亡的背後原因。因此讀杜詩，總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嚴肅而崇高的意蘊，這是詩人蕩漾在字裡行間的歷史憂慮感，誘發了一代又一代讀者的膜拜與追思。
晚唐孟棨在《本事詩》中寫道：「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必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一朝正史，往往由更替的新朝敘寫，其真偽、詳略難以真實客觀，而杜甫心懷天下，久歷滄桑，於當朝歌詠當朝人事，留下了最直觀最珍貴的記錄材料。杜詩的意義，已遠不止是詩歌音律、詩品魅力的極致，它對於後世的借鑒和啟示價值更是無窮。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聖人著史，微言大義，不僅客觀地還原歷史的真相，其經驗教訓更為後世樹立修身治國的尺度。杜甫被尊為詩中聖人，他的詩歌同樣起著發人深省的歷史作用。古人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杜甫以德行立世，讀書破萬卷，行吟不倦，著成力透紙背的傳世名篇。誠然，有部分杜詩正氣有餘，優美不足，但正因詩歌背負沉痛時事與憂國情懷，讓他與他的文字彪炳千古，永遠盪人心魄。
天下辭章千百卷，願世人最懂你那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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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林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