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動盪的年代，雖說大漢一統，中原初定，而大漢王庭卻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經歷了劉邦對異姓王的誅殺、呂雉對劉姓王的清除，直至西元前180年秋八月，呂氏滅門，一場持續了近二十年的動盪嘎然而止。而此時遠在代地的皇子劉恆已經平平靜靜地做了十七年的代王，這在命運中沉浮的諸皇子中，實為異數。
這一日，中朝使者忽至代王宮中，帶來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消息：原來諸大臣平滅諸呂，欲迎立代王繼承帝位。代王不知虛實，母后薄太后也沒有了主張，畢竟這些年來，這對母子是如此安於這個遠離是非的邊國，並打算就在代地終老，「君臨天下」這個詞對他們而言，比天到地還要遙遠。
代王舉棋不定，決定一卜前途，敬聽天命。他虔心執禮，誠敬默禱後，卜人取過燒灼過的龜甲，見到其上裂開了一道深深的橫紋。卜詞有云「余為天王」，代王不解，問卜人：寡人已經是王了，怎麼又說要做王？卜人回答：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
天命使然，西元前180年的一個深秋之夕，代王的天子法駕駛入未央宮中，大漢朝進入了文帝元年。
漢文帝從小便接受母親薄太后的教誨，薄太后喜讀黃老之書，而漢文帝亦崇尚清靜無為。他駕坐未央宮中，眼前浮現的卻是從代地直到長安這一路所見的民生凋敝與城郭殘破。《道德經》有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文帝明白，所謂端拱垂衣的治國之道當先始於自我的修為。
在未央宮中，漢文帝常常穿著黑色粗綢的衣袍，而後宮嬪妃也都衣不曳地，帳無紋繡。至於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等一概無所增益。然而文帝的淳樸之風卻不掩其聖德的昭明。他將百姓的賦稅一減再減，到了文帝十三年時，徹底免除了田地的租稅，直至景帝繼位，其間整整十一年未收一粒百姓的田租，如此清儉之政在歷代帝王中實屬絕無僅有。
然而治國之道僅憑儉約節用，猶有不足。譬如《管子》論國之大禮，首要之務就是遠舉賢人。漢文帝以藩王入主中朝，比深居宮中的皇室子孫更了解民情。他嚮往堯舜之君廣開言路的聖治，為使民間疾苦能上達天聽，堯帝設進善之旌，舜帝設誹謗之木。而漢朝初年，律法中卻有誹謗妖言之罪，人皆畏罪而上下鉗口，又如何能招攬到極言直諫之士呢。於是文帝一方面下詔廢除誹謗罪，一方面訪求天下賢良之士。他聽說申公精於《詩》，即以申公為博士。聽說伏生精於《尚書》，即徵召伏生入朝。伏生年老不能行，於是派晁錯往伏生處受教。文帝還致力於人才之培養，廣立官學，為置博士。遂致朝堂之上，博士七十餘人朝服玄端而立，規模一如秦世。
文帝天性仁孝，薄太后晚年多病，他每每親自侍奉，不敢懈怠。如進湯藥，還要親口嚐過。並且文帝之孝非止於庭闈之間。在追跡上古、傚法先王的心路歷程中，舜帝孝感動天的故事令漢文帝最為神往，他悟出「孝悌，天下之大順」的道理。的確，治亂之道，人心而已。孝道之行，以誠以敬，心存仁孝，則上能敬天順道，下能尊禮守節。人心如此，何愁世風之不化。於是，文帝不僅要以孝道奉太后，還要推已及人，以孝道治天下。他屢次下詔，賜與老弱之民米肉布帛，又嘉獎天下孝敬父母、禮讓兄弟的賢人。
文帝即位十三年時，有民女緹縈上書天子。原來緹縈之父齊太倉令淳於公有罪當受肉刑，小女兒緹縈為父上書，表示願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做了十三年的皇帝，閱奏章無數，而這一封民女的上書卻令文帝感慨不已。一來是感動於緹縈的孝行，此仁孝之心，難道不值得弘揚嗎。
二來，緹縈的上書也引起了漢文帝的另一個思考。文帝讀上古之書，知堯舜之世，並無肉刑，只有象刑，所謂象刑，畫衣冠、異章服以像懲治。譬如衣無領則相當於死罪。而像刑之法雖「輕」，卻可約束天下，民莫敢犯。而如今法令滋章，肉刑酷烈，卻奸惡不絕。這其中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天生厚德的漢文帝很快得到了答案——治國之道在於德化天下。
於是文帝下詔，不僅赦免了淳於公的肉刑，更推恩天下，廢除了自三王以來行之已久的肉刑。而除了約法減刑，文帝更以孝者所具有的誠敬之心去推行德政。譬如吳王劉濞曾詐病不朝，文帝卻賜他木屐與手杖，以示尊重。臣下張武受賂金錢，文帝反加賞賜，使其心知愧疚。所以然者，意在以德化民，使人覺悟自醒，改過自新。而文帝的以德化民之道，又由一國之治而及於天下：南越尉佗自立為帝，文帝召尉佗兄弟，以德安撫，於是尉佗臣服；匈奴攪擾，漢室武功不及匈奴，與之和親結盟，以中原文明德化之，遂保中原數十年無戰亂。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後，景帝繼位。漢景帝遵業守成，其輕徭薄賦、約法減刑、與民休息諸多政舉一如文帝。後雖有七國之亂，景帝反借平亂之機，收回諸王行政之權，從而實現大漢朝真正意義上的一統之局。經過兩代帝王的清明之治，久罹亂世的中原終於元氣漸復，民風淳厚，禮樂再興，海內殷富。而那一段清世，至今想來，有如上古之世的昭明。＃
讚曰：
文帝玄默，景帝守成。
刑措政簡，垂拱在庭。
賢良遠致，禮樂頌聲。
大行孝道，再鼓德風。
七國息亂，四海偃兵。
宇內肅靜，聖化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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