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1月13日訊】今年是文革50週年。這裡我向大家推薦一本研究文革的論著，書名是《既非一個文革，也非兩個文革－－南外紅衛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個案分析》。這本書由台北的博客思出版社去年11月出版。作者喬晞華，來自大陸，1989年赴美留學，獲社會學博士學位，現在美國某州司法部從事研究工作。
1966年9月29日，南京外國語學校31名紅衛兵無故打死了附近玄武區建築聯社第三工程隊的一名工人王金。這件事在當時就掀起一場軒然大波。作者喬晞華蒐集了大量原始材料，詳細地描述了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然後從王金事件出發，進而對文革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一個文革還是兩個文革」，提出了自己的分析與見解；最後，還討論了文革的暴力、真相與和解問題。
喬晞華博士這本書有一個突出的優點，那就是該書收錄了大量原始材料，包括有關各方的揭發材料、群眾來信、南京市委的檢討、市委會議的記錄、批判大會的報導，以及很多張當時的照片。我們知道，文化革命是一場大筆仗：拿起筆作刀槍，男女老少齊上陣，大字報、小字報、油印小報，鉛印小報，檢舉揭發材料，檢討書認罪書，多如牛毛，浩如煙海。但是這些原始材料由於缺少保管，絕大部分早已隨風而逝，湮沒失傳。後來人們做研究、寫回憶錄，很少引用原始文本，大都憑記憶、憑印象，這就難免失真，難免曲解。難得的是，南京王金事件的原始材料居然保存得那麼完整，而作者喬晞華居然把原始文本收集到這麼齊全。別的不說，單憑這一點，這本書的價值就不可低估。
如今，但凡比較關心文革研究的人，一提起文革初期紅衛兵無故打死人的事情，首先就會想到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事件。喬希華用整整10頁的篇幅，專門分析了「王金事件與卞仲耘案的異同」，指出了兩件事的10處相同和7處不相同。這兩件事最大的不同在於，南京外國語學校紅衛兵打死王金，在當時就引起軒然大波，引發南京市民強烈反彈，並迫使政府出面檢討以及追究兇手；而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打死校長卞仲耘，在當時卻沒人敢站出來公開抗議，更談不上政府出面認錯和追查兇手了。那麼，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作者給出了自己的解釋。這裡我想講兩點。
第一，正如作者所說，在這兩起案件中，受害人的身份不同，受害人和兇手的關係不同。卞仲耘是北師大女附中的校長，早先就已經被工作組列為打倒對象，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們是在打牛鬼蛇神的名義下把卞仲耘打死在本校校園的。兇手是紅二代，牌子硬得很，沒什麼人敢站出來與之抗衡；受害人是「牛鬼蛇神」，沒人敢公開表示同情保護。南京的王金事件卻不同。王金是平民，是附近建築工程隊的工人，王金是被南京外國語學校的紅衛兵以打流氓阿飛的名義打死在南外校園的宿舍樓。消息傳到校園外，首先引起了王金的工友的強烈不滿。王金雖然有點歷史問題，舉止做派也不那麼無產階級，但其身份畢竟是工人。另外，更重要的是，王金的工友們都是工人，牌子也很硬，不那麼怕紅二代，所以敢站出來反對。
作家老鬼在他的回憶錄《血與鐵》裡講過這樣一段故事。在1966年紅八月期間，他和一批紅二代紅衛兵到北京郊區門頭溝煤礦，也是藉著打流氓的名義，對那裡的一些工人大打出手，不料引起在場其他工人的強烈不滿。那些工人身強力壯，人多勢眾，論打架紅衛兵不是對手；另外，人家是工人階級，也是「根紅苗正」，在政治正統性上不輸給紅二代紅衛兵，辯論起來紅衛兵也佔不了什麼便宜。所以老鬼他們只好灰溜溜地撤退了。
第二，卞仲耘事件發生在1966年8月5日，發生在首都北京。當時，紅二代紅衛兵倚仗血統高貴，驕橫不可一世，再加上當時北京市委和黨中央對他們的支持放縱，沒人敢正面反對。王金事件發生在同一年的9月29日，發生在南京。雖然在時間上只相差50多天，但政治大氣候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在那時，紅二代紅衛兵已是強弩之末，由於失去中央的支持而開始走下坡路，造反派則已經開始得勢，各地黨委受到衝擊，被炮轟火燒，已經陷入很被動的境地。如此說來，發生在8月5日的北京的卞仲耘事件和發生在9月29日南京的王金事件，在當時引起的反應是如此之不同，也就很好理解了。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