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億人「三退」有獎徵文】：生命之光

【三退徵文】父親林里夫與顧准叔叔莫逆之交

作者：林皎皎

【三退徵文】父親林里夫與顧准叔叔的莫逆之交。（大紀元）

更新 2016-01-22 8:50 PM 人氣 1305

【大紀元2016年01月22日訊】人有生老病死，悲歡離合，有幸與不幸，而我的人生中有不幸又有幸。不幸的是，反右運動使我家遭遇了巨大變故，我親歷了中共建政後一次次政治運動帶給善良人的悲劇，其中最悲劇的莫過於我有幸相識的顧准叔叔。顧准叔叔也是有幸的，他的百年之靈仍在放射著耀眼的光芒，引導著人們去尋找那生命之光。

一、風雲人生

我的父親林里夫文武雙全，曾就讀於北大，留學日本，精通英、法、德、俄四種文字。父親於一九二八年參加革命，一九二九年在日本加入中共（中共留日學生特別支部），一九三一年回國。中共建政前曾擔任過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常委、研究部長；中共北平市文委書記、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天津市委宣傳部長兼秘書長；上海市委宣傳部長；陝北公學第一任政治經濟學教員、陝甘寧邊區秘書長及政府主席團秘書等職。

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中共於一九三四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簡稱武衛會），配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宋慶齡任名譽主席，父親任黨團書記兼宣傳部長，領導了全國的抗日武裝（除紅軍以外）和海內外的抗日運動，作出了突出貢獻，但卻遭到假抗日的中共從組織內部的破壞。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父親在延安被康生關押了七年，受盡酷刑折磨，從此被迫害一生。

中共建政前夕，父親即被降級使用，擔任了東北人民政府統計局副局長、東北計劃統計學院（現在的東北財經大學）副院長等職。一九五二年，父親因康生爪牙迫害，拒任東北局黨校校長，從此失去官職。一九五四年，由東北黨校調到北京與狄超白伯伯接管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共同創辦至今享譽中外的《經濟研究》雜誌，並任經濟所黨支部委員、研究員、研究生導師、《經濟研究》副主編、常務編委等。

一九三四年，武衛會成立不久，顧准叔叔經朋友介紹與父親相識。父親很器重顧准叔叔的人品與才華，於一九三五年介紹他加入了中共，並任命他為武衛會上海市分會主席和武衛會總會宣傳部副部長。在人民的抗日浪潮風起雲湧的上海，他們冒著生命危險開展了艱苦卓絕的地下工作。為躲避國民黨的追捕，他們互相掩護，互相幫助，出生入死，患難與共，從此成為最好的朋友。

中共建政前，顧准叔叔先後擔任過上海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職員支部書記、江蘇省職委宣傳部長、書記、江蘇省委副書記、中共蘇南澄錫虞工委書記、專員，江南行政委員會秘書長、蘇北鹽阜區財經處副處長、淮海區財經處副處長、中共中華分局財委委員，淮陰利豐棉業公司總經理，蘇中區行政公署貨管處處長、中共華中分局財委委員、山東省財政廳廳長等職。

中共建政後，顧准叔叔曾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和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一九五二年，顧准叔叔以莫須有的罪名在「三反運動」中被打倒，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一九五六年調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一九五七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

父親與顧准叔叔在戰爭年代就聲名顯赫，中共建政後，他們在各自從事的學術研究領域中也頗有建樹和成就。父親是提出並論證社會主義企業必須實行經濟核算思想的第一人(見：林里夫一九四八年著《論國家企業實行成本核算的必要性》)；顧准叔叔則是提出市場經濟思想的第一人（見：一九五七年發表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儘管他們才智過人，但自從跨入中共門檻那天起，就註定了他們的悲劇人生，插翅難逃中共這部絞肉機碾壓下的悲慘命運。

二、福不盈眥

一九五六年，顧准叔叔從上海調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自此命運把我們全家與顧准叔叔緊緊連在了一起。

顧准叔叔調到北京後，我們兩家分別住在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宿舍的甲樓和特樓（見附注1）。這期間，父親將他最珍愛的一套英文版書籍贈與了顧准叔叔。晚上閒暇時，父親常帶著幼小的我和哥哥去顧准叔叔家串門。我們每次去顧准叔叔家，顧准叔叔的夫人汪璧阿姨（也是武衛會成員）、母親和子女，一大家人都出來迎接我們，很是熱鬧。每次顧准叔叔夫婦把我們安頓在一個褐色的皮沙發上，很慈愛地看著不安分的哥哥在沙發上顛來顛去後，就與父親進入另一個房間交談。他們談了很久，哥哥顛累了就在沙發上睡著了。每次回家，父親都抱著熟睡的哥哥，由顧准叔叔夫婦從後門把我們送出來。有一次，顧准叔叔剛從新疆考察歸來第二天，父親即帶著我和哥哥去看望。汪璧阿姨立刻將顧准叔叔帶回來的、在當時很稀有的新疆葡萄乾拿來招待我們，還送給我家很多。

常言道：人生如夢、人生苦短。在中共治下，人們更是沒有幾天好日子過。我們兩家僅享受了中共篡政後幾年的好時光，幸福就如流水一去不返。隨著反右運動的到來，顧叔叔家潔白的牆壁、明亮的燈光、褐色的皮沙發、溫馨的大家庭都成為美好的回憶。而我快樂的童年、父親的書房、父母的睡床，以及我們孩子們的每一間臥室，都隨著反右運動而消失，成為了永遠的回憶。在經歷了政治運動給我家帶來的巨變中，這段短暫而又美好溫馨的童年記憶成為我日後成長、認知世界的精神饗宴。

三、命途多舛

中共建政前夕，毛澤東對地下黨作出如下批示：「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見附注2）。父親和顧准叔叔，以及大批在白區工作的幹部從此在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逐步淘汰」。

一九五六年，在「向科學進軍」的鬥爭中，某人借康生的勢力挑起事端，使父親在全國受到批判。一九五八年，父親因此被打成「右派」和「狄超白、林里夫反黨集團」（簡稱「狄、林反黨集團」），凡給父親打過字、說過話、支持父親的人都成為了反黨集團成員。父親一夜之間由共產黨的革命老幹部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物件，被剝奪了領取工資的權利，只給最低生活費維持生存，我家也由甲樓搬到了丙樓。為了不牽連別人，父親與親朋好友都斷絕了來往，也不再到顧准叔叔家去。儘管如此，顧准叔叔還掛念著我們幾個年幼的孩子們，委派與我們同齡的女兒到我家給我們送來兒童讀物。

一九五七年，父親在《經濟研究》第二期上批准刊登了顧准叔叔撰寫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與價值規律》一文。不曾想，顧准叔叔僅僅提出了計劃經濟也可以利用市場調節的觀點，卻受到以某人為符號的偽正統的打擊，在社會上被批為「放毒」，是修正主義。在父親被打成右派後不久，顧准叔叔也被打成了右派，發配到河北贊皇、河南商城、北京清河等地勞改，一九六二年重回經濟所做研究員。一九六五年再次被打成右派，在周口店大韓繼勞改。

靠整人起家的某人製造的這場經濟學界浩劫歷時十餘載，不僅打倒了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第一任領導班子狄超白、父親，延燒到了顧准，還打倒了第二代領導孫冶方。文革期間，其人的一張大字報就將孫冶方送進了秦城監獄。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破壞中華傳統文化，全國到處破「四舊」，砸廟宇，打、砸、搶，停產、停課鬧革命，武鬥殺人。父親一直被康生追殺，此時正是康生殺人滅口的好機會，父親身處險境，而顧准叔叔夫婦處境也很艱難。顧准叔叔為不牽連妻子和子女，被迫離婚。在他們夫妻不能相見的日子裡，父親不顧危險，常去看望逆境中的汪璧阿姨，帶給她生活下去的勇氣，並為他們夫婦互遞資訊。但汪璧阿姨的境況越來越糟，她擔心父親被人告發，為了父親的安全，她叫父親不要再來了。父親也為不給汪璧阿姨添麻煩而終止了看望。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受康生指使的造反派突然闖入我家抄家，抄走了父親幾十年革命生涯所涉黨內機密和文稿。不久，造反派通知父親晚上八點到經濟所去。父親憑多年地下工作的經驗，預感到危險來臨，決定立刻離家躲避。但造反派已派人監視我家，父親無法脫身，派母親假藉買東西、倒垃圾出去探情況。母親三出家門都有人監視，終於在晚上五點等到了機會，父親迅速離家出走。他們計畫未遂，第二天迫不及待地闖到我家公開綁架。

那天，天剛濛濛亮，造反派就到我家砸門。母親開門後，他們氣勢洶洶地喊：人哪兒去了？母親說：去醫院了。他們闖進我家，到處搜查，還趴到床底下去找。父親生命難保，緊急請求毛澤東給予保護。在焦急等待中，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夜裡，兩位軍人來到我家。其中一位出示介紹信說：「我叫王金嶺，是北京衛戍區的，毛主席派我們來保護林里夫。」母親喜出望外。軍車在樓下等候，王金嶺讓母親帶路去接父親，並去造反派頭子家，命他將抄走的全部材料上交北京衛戍司令部。造反派頭子嚇壞了，立即照辦。

父親是幸運的，文革中保住了命，但汪璧阿姨卻很不幸。在父親被保護期間，造反派威逼汪璧阿姨交出一個莫須有的材料，汪璧阿姨拿不出來，被逼無奈，於一九六八年四月自殺。

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前夕，武鬥已平息。軍宣隊進駐接管後，父親向毛澤東提出取消保護。父親回家後，打聽汪璧阿姨的消息，方知汪璧阿姨已自殺。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發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幹部下放五七幹校勞動。迫不得已，我於一九六八年底到內蒙高寒地區插隊。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經濟研究所是哲學社會科學部五七幹校的「先遣隊」。父母帶著五個未成年的弟妹隨經濟研究所啟程赴河南息縣東嶽公社，顧准叔叔也在其中。臨行前，顧准叔叔強烈要求見愛妻一面，方知汪璧阿姨已自殺，悲痛欲絕。

到幹校不久的一個午後，顧准叔叔與大家一起扛著鐵鍬去勞動。路上，顧准叔叔悲情難抑，忍不住走到從未說過話的「狄、林反黨集團」成員宋博凱阿姨身邊，悲痛地說：「我愛人自殺了，我很難過。」宋博凱阿姨自身也受盡了屈辱，經常以淚洗面，此時她做公安工作的丈夫又在監獄中被關押，她正在痛苦中煎熬。顧准叔叔向她傾吐衷腸，許是同命相連吧。但宋博凱阿姨卻感到很意外，一時竟不知該如何安慰顧准叔叔那顆受傷的心靈，因為她也很需要別人的理解與寬慰呀。

四、真摯友誼

在「五七幹校」，父親和顧准叔叔照例是「監管對象」，父親和顧准叔叔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隨時有人彙報，他們不能明著往來，但始終心靈相通。父親在顧准叔叔宿舍附近與他說話時，顧准叔叔指著宿舍說：「屋內有狗」，父親立刻就明白這個「狗」就是某人了。顧准叔叔曾因托父親買煉乳被人彙報而被軍宣隊批評，因此當一九七零年父親患美尼爾式綜合症臥病在床，顧准叔叔想去看望時，怕碰軍宣隊的「釘子」而未去，只好把自己的心意寫在了日記裡。

一九七零年冬，我耐不住內蒙零下40℃ 的高寒，來到父親所在的東嶽公社。此時顧准叔叔已開始咳血，父親時刻惦念著他，為他著急、擔心，慨歎沒有好的醫療條件能檢查、治療他的病，使他早日康復。不久，幹校遷往明港，我家被分配住在明港軍營大食堂一隅，自此父親和顧准叔叔有了很多便利接觸的機會。也就是在這裡，我見到了自一九五八年後一直未曾謀面的顧准叔叔。

明港幹校生活條件比東嶽公社好很多。那裡有幹校自己開辦的小賣部。一天，我和妹妹去小賣部，一眼看見一個高高、瘦瘦的，帶著眼鏡，穿著潔白襯衫、灰色背帶褲的人排在長長的購物隊伍後面，妹妹說：「那就是顧准叔叔」。無須介紹，顧准叔叔自然知道我是誰，我們彼此會心地點頭微笑。

此時已是來年五月，我早該回農村去了，但父親拿不出我回去的路費，我只好呆在幹校裡。一日午飯後，顧准叔叔來到我家席棚，送來二十元錢，對父親說：「孩子回來需要錢，拿去用吧！」。此時顧准叔叔已被停發工資多年，每月只領五十元「生活費」，卻把自己省吃儉用的錢送給父親，使我得以返回。感激之余，令我平添幾分酸楚：憑他們對中共党的忠心和貢獻，為什麼要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對待？我一時無法找到答案，只感到茫然與無奈。

我家住的席棚，是每個人用餐的必經之地。開飯時，顧准叔叔常趁無人注意時先到我家小坐，與父親悄悄交談，待別人走後，他才去買飯。我家窗外——食堂的窗臺更為他們搭建了友誼的平臺。顧准叔叔買到好吃的東西，就放在我家的窗臺上，然後敲下窗戶馬上離開，母親就出去取來；當我家有好吃的東西時，也如此放在窗臺上，看見顧准叔叔來了敲下窗戶，顧准叔叔就會取走。

一九七二年夏，幹校準備從河南明港遷回北京。臨行前，顧准叔叔送給母親四十元錢，說：「拿著吧，路上需要錢。」母親正發愁回京路上一大家人沒錢吃飯，顧准叔叔雪中送炭，處處為老朋友想得如此周到，把自己近乎一個月的生活費送給了我家。此情此景，母親牢記心間，常想如何回報顧准叔叔，然而這一願望終未能實現，竟成為永遠的懷念。但遠不止此，顧准叔叔在兩年後的臨終遺囑中還把自己的五百元存款也贈與了父親，令很多人震撼、感動。

一九七二年幹校遷回北京後不久，我從插隊的地方回家過冬。那時顧准叔叔常去北京圖書館，歸途中經常到我家的陋室與父親暢談，父親的小屋時時傳來他們開懷的笑聲。他們無話不談，抑或交流各自的經濟學觀點，抑或談論形式、評判毛澤東。我懵懵懂懂地聽出顧准叔叔是反對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態度的。在造神運動籠罩全國的時候，談論這些話題是多麼地大膽和超前。潛移默化中，我被顧准叔叔清新的思想薰陶著。

我家的規矩是大人說話，孩子是不能在旁邊聽的，我只有陪伴母親在外間小屋裡給顧准叔叔包餃子。在那個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吃餃子就像過年一樣。

但一九七四年十月我回北京治牙，沒有再見到顧准叔叔的身影，我向母親詢問，才知顧准叔叔有病了，而且病得不輕。不久顧准叔叔臥床不起，父親不顧自己「階級敵人」的身份，每天都到顧准叔叔的住處去照顧。父親一生從未做過飯，但還是學會了煮粥給顧准叔叔喝。顧准叔叔住院後，經濟所派人照顧他，父親仍每天三次必去看望後才放心回家。顧准叔叔的六弟陳敏之叔叔被這對老朋友的深厚友情所感動，在《顧准日記》中，以《真摯的友情》為題記述了父親悉心照料顧准叔叔的情景。

五、不朽之靈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四日，陳敏之叔叔從上海來京，正趕上第二天工宣隊進駐經濟所，規定每人每天必須上班，不能遲到早退，父親只能每天下班後去醫院看望顧准叔叔，經濟所也不能再派人去醫院，照料顧准叔叔的事情就交給了陳敏之叔叔。

一日，父親看望顧准叔叔後帶回沉重的消息，我們全家都有不祥之感，都很難過。顧准叔叔在我們子女心目中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我們從小到大聽到的都是父親對顧准叔叔的讚賞：他是能夠雙手同時打算盤算帳的會計大師和奇才；他十九歲就著書《會計學》；全國的大帳他能快速心算出來；是做總理的人才（父親的武衛會部下姚依林就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父親怕把陳敏之叔叔累垮了，與我商量由我每天去醫院替換陳敏之叔叔，我欣然允諾。在顧准叔叔生命的最後21天，我帶著父親的囑託，懷著對顧准叔叔的敬仰來到他的身邊。在這短暫的時間裡，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記憶。

在顧准叔叔身邊的日子裡，我儘量不去打擾他，使他能夠安靜地休息。顧准叔叔住院十多天中，都處於檢查階段，此時他的精神狀態很好，有時看看英文版的報紙，還很有興致地與我閒話幾句。那天，顧准叔叔翻閱完報紙，突然感慨地對我說：「你父親和我吃的都是草，擠出來的都是血。」我很懂這句話的份量與含義，頓時悲從中來。這是顧准叔叔對中共的血淚控訴，也是父親與顧准叔叔被中共迫害的真實寫照。我萌生了尋找他們被迫害的真相。

此時雖已入冬，天空卻很明朗。在一個陽光灑滿了病房的午後，顧准叔叔忽然手指著我說：「你就是我的女兒」。我心中既高興又難過，不知說什麼才好，只對他靦腆一笑，以示回答。那一刻，我為我有兩個令我驕傲自豪，並使我受益無窮的父親而高興。難過的是，顧准叔叔的親生子女卻不能在身邊，後來聽說他在兵團的小女兒請假回京探視父親未獲批准。人該享有的權利他都沒有，連親情都被剝奪了，顧准叔叔已經被迫害的一無所有了。

這期間，父母都為顧准叔叔而忙。父親千方百計想挽救老友危殆的生命，不斷給顧准叔叔鼓信心。顧准叔叔自病重後就吃不下飯，母親每天想方設法採購可口的東西給他吃。民以食為天，可那時吃飯實行票證制度：除糧票之外，白糖、麻醬等副食每月都要憑副食本供應；北京市民過大年憑副食本每人供應花生半斤、瓜子二兩；每家每月供應雞蛋二斤；每人每月發油票半斤、豬肉票二兩。肉票金貴，有錢都買不來，母親就開始攢肉票，當攢到能夠買到一定量的肉時，就為顧准叔叔包餃子或餛鈍，讓我帶去醫院。我家副食本上僅有的二斤雞蛋也都買來給顧准叔叔吃。有一次，母親意外買到了幾個不要副食本的松花蛋，讓我給顧准叔叔帶去，還帶了一小瓶拌松花蛋的醬油。顧准叔叔很愛吃，但很快就吃沒了，當顧准叔叔還想再吃時，我只能很遺憾地告訴他，松花蛋不是憑副食本買的，難得碰上一回，顧准叔叔很失望。在那個年代，一個臨終的病人連吃個松花蛋的願望都不能滿足，都不敢奢望，每當想起這段淒慘的往事都令我刻骨銘心的痛楚、不能忘懷。

不久，顧准叔叔的病確診了。當我得知他患的是癌症後，天真地以為，他受迫害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又得了絕症，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一定使他不想再活下去，就忍不住與他談起了死亡。但顧准叔叔對死亡的態度大出我所料：「我不想死，我還有我的事業沒有完成」。此時，他尚不知自己的病名，也沒有想到死。

顧准叔叔的主治醫生是何大夫。何大夫很關心顧准叔叔，經常鼓勵他戰勝疾病。在顧准叔叔被確診為肺癌後的一天，何大夫讓我推他去照斷層片子。何大夫把病歷交給我，囑咐說：「千萬不要給顧准看病歷，因為病歷上寫著他的病名」。我答應了，但照完片子後，顧准叔叔再三要求看病歷，我忙把病歷往身後藏，最終無法拒絕他的請求。他知道了自己的病名，很平靜，沒有任何表示。但一星期後，顧准叔叔病情惡化。

在顧准叔叔生命的最後一日，我患了感冒，為防帶菌給顧准叔叔而未去醫院，不曾想竟從此永別。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1974年12月3日夜裡，我在睡夢中見到了他：在一個狹長的病房裡，他躺在病床上對我說了很多感謝的話，我不知如何是好，就轉身出去給他拿輸液的吊瓶。當我拿吊瓶回來時，床空了。我頓時從夢中驚醒，預感到他已離我而去。我不想相信這個夢，然而這個夢卻是如此的真切，並真的成為了事實。

顧准叔叔是我人生中第一位去世的長輩。或許是顧准叔叔與父親親密無間的友誼，更或許是顧准叔叔人格、思想的魅力，我整整一星期都躺在床上思念著顧准叔叔，回憶著與他在一起的最後時光。

我想起顧准叔叔病房中那位當班的護士：當顧准叔叔大便失禁，我一次次找她換床單，她都不予理睬，經過很長時間多次催促和乞求，她才給了乾淨的床單；當氧氣用完時，我一次次找那位護士換氧氣瓶，她始終借午休時間託辭不換，直到下午上班時間到了才給換了氧氣，真不知顧准叔叔是如何忍受嚴重缺氧的痛苦。我為這位護士對生命的冷漠氣憤無奈之餘，更為顧准叔叔後半生的遭遇悲傷難過。

但是顧准叔叔高大的形象在我腦海中久久縈繞。漸漸地，我眼前浮現出一個聖潔的靈床，鮮花環繞在他的身邊，我用心靈默默為他編織著一個神聖而隆重的悼念，而在人間只有一個簡單的遺體告別(追悼會於五年後舉行)。就這樣，這位中國的精英——顧准叔叔，在他所熱愛的，曾為之出生入死創建的「共和國」土地上，飽嘗了人間的苦難和折磨後，帶著淵博的學識與冤屈，帶著他對親人的思念與遺憾永遠地離開了。他深邃的思想、高尚的人品和高貴的靈魂與肉體一同消逝了，消失在這個充滿苦難的人間。

顧准叔叔在遺書中寫道：「對於所有關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對裡夫和耕漠兩位老友對我真摯的關注，表示真摯的感謝」（見《顧准日記》405頁）。他臨終前對著名經濟學家駱耕漠伯伯再次表達了他對老友最後的情感：「我一生最感謝三個人，一個是林里夫，一個是李少甫，一個是你（指駱耕漠）」。

父親與顧准叔叔歷經40年風雨歷程考驗與鍛造的純潔無私的真情和友誼永不泯滅。他們的友誼不是世俗的金錢與功利的禮尚往來，而是建立在共同理想與事業的基礎上，為共同抗爭迫害締結的人間真情，體現了那個不幸時代、不幸人生中閃光的人性。

六、生命之光

顧准叔叔去世一年後，我想再看看顧准叔叔曾住過的病房，隻身來到了協和醫院。顧准叔叔住的是帶套間的大病房，裡間病房住著當時人民劇院著名導演焦菊隱叔叔。我藉看望焦菊隱叔叔，重溫對顧准叔叔的回憶，卻得知顧准叔叔去世後不久，焦菊隱叔叔也去世了。

我不禁感歎：生命是如此的寶貴而又短暫。人生意義何在？人為何而活？應該怎樣活著？我從父親與顧准叔叔的人品與友誼中學會了如何做人，懂得了珍惜友誼，珍愛生命，更珍惜我們做人的權利。顧准叔叔在彌留之際托夢於我，更震撼了我的心靈。從小以為是迷信的事情，現在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由此深信，世界上從來就沒有什麼迷信，只有科學的局限使人看不到、認識不到的事物，從而踏上了尋找真理、探索人生的漫漫之旅。

顧准叔叔生前似一支燃燒的火把，以他睿智深邃的思想照亮了黑暗的夜空，至死還以燃盡的餘輝，點燃了我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我的世界。顧准叔叔也以他的悲劇人生啟迪著世人對中共邪黨的認知，這是他來世的使命。

二十二年後，即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終於找到了我一生都在尋找的人生真諦——法輪大法，從此走上了返本歸真，修煉真、善、忍的回天之路。我明白了今生今世每一個人都是為使命而來，為宇宙大法而來。我也找到了父親與顧准叔叔被中共迫害的答案。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大紀元網站發表的《九評共產黨》明確地告訴人們：共產黨是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靈，具有「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九大基因，是反宇宙的力量。所有善良、正直、有思想的人都是中共迫害的物件。父親被迫害的一生就是毛澤東一手製造的，他卻裝好人救父親一命，讓我們感謝他。至今仍有很多人被毛澤東和中共的虛假所迷惑、所矇騙。

現在歷史已經走入末劫，中共即將在迫害法輪功的鬥爭中把自己搞垮。未來是禍？是福？每個人都在做出最後的選擇。冥冥之中，每一個人也都在等待、期盼著一個偉大歷史時刻的到來——解體中共，跨入歷史的新紀元。這將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之光。讓我們珍惜這稍縱即逝的萬古機緣，趕快瞭解真相，擯棄中共，三退保命，進入美好的未來吧。

附注1：

關於中關村甲樓、特樓的來歷:我家一九五四年遷來北京時，中關村甲樓在建中，因此暫居乙樓。一九五五年甲樓建成後，我家入住甲樓，特樓在建中。顧准叔叔一九五六年調到中國科學院時，正值特樓建成，故入住特樓。此後又一樓建成，為海外歸國科學家居住。現這幾座樓已更名為13、14、15號樓，前幾年被列入北京市改造拆遷範圍。有人提出把這幾座樓「列為科學名人群體故居加以保護」的建議而受到廣泛關注，尚未拆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