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我們提到過，太陽王世紀處在一個關鍵的時間點上：她介於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間。經歷了文藝復興以人為主的人本主義、歐洲脫離中世紀以宗教為中心的素樸生命觀，為十八世紀朝向啟蒙主義理性及科學的轉向做了鋪墊。
在《地球那端的稀客》中，我們提到了歐洲時代變化的大背景。到了路易十四時代後期，歐洲啟蒙運動的健將已各自鍛煉好了八百般的武藝，為推動歷史下一步的轉輪而一一就位。在法蘭西學院、在路易十四精心建造的巴黎，還有在歐洲新興王國普魯士、瑞典、英格蘭、俄羅斯的王室、科學院之內，笛卡爾、萊布尼茲、牛頓、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各自抱著他們來路各異的思路和相互扞格的使命，默默埋頭工作。一場巨大的時代變革正在悄悄醞釀。
在這場歷史性變革中注入一種神奇的物理作用的，是耶穌會士們從地球另一端傳遞回來的古文明。在早期啟蒙運動身上，遙遠古中國的文明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初接觸中國哲學及文化，歐洲學者經受了一場文化震撼。這東方的思維風格和希臘古典時代蘇格拉底、柏拉圖的思辨性哲學有著天壤之別。從哲學、政治、考試制度到農業，中國帶給歐洲全新的靈感。
面對與自己大異其趣的東方文明，在歐洲這塊土地上，一場充滿了戲劇張力的角力開始了。懷抱著歐羅巴優異種族的驕慢，對那遙遠的古文明，有人持以輕視或懷疑的態度，或是曲解，或是出於歐洲中心論而排拒。下面著名的事件能夠說明中國哲學在當時的歐洲文化界掀起的波瀾。1712年，沃爾夫在豪爾大學演講，吸引了上千名聽眾。他讚美中國的自然神學及孔子的教導，並大膽地提出了儒家和基督教之間並不衝突。他的言論被攻擊為無神論，並被解除職位，逐出了大學。
無論中國思想在歐洲如何被誤解或誤用（包括沃爾夫在本質上的誤解），有一件事不容否認：中國文明的獨特性和優越性不可置疑地放在了歐洲人的眼前。在十八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也就是「海之女神號」抵達路易港之後的十年中，歐洲出版了599部有關中國的著作。即使是對於盧梭、狄德羅這些反傳統的犀利的知識分子來說，這些來自中國的經典也是必讀的典冊。
十八世紀的歐洲風起雲湧，所有的思潮都匯聚在一起了。從哪一個方面看，這都是一個風雲詭譎的時代。關於這個時代，我們需要強調：是在抵達了頂點的科學革命、東亞殖民貿易、牛頓的力學、笛卡爾的二元論、洛克的經驗主義、太陽王的絕對君主制和初萌芽的啟蒙運動相互激盪傾軋之時，中華帝國古文明現身在歐洲，投下了一顆震撼彈。
在這些歐洲思想家中間，有兩位對中國哲學生出來濃烈的興趣，並投注了極大的精力去理解這古國文明。這兩位思想家我們已不陌生。一位是因寫《哲學通信》、《路易十四時代》而揚名，抨擊既有制度的伏爾泰；一位是哲學數學家萊布尼茲，那位頂一頭黑色的大假髮，一生中給各國人士寫了上萬封信，充滿了奇想的德意志外交官。對於來自於遠古的東方文化，出於他們各自的原因和目的，這兩位歐洲知識分子情有獨鍾。在他們的大力推介下，中國哲學及制度進入了歐羅巴的文化核心。
孔門弟子伏爾泰
伏爾泰攻擊天主教不遺餘力，並在年輕時由於寫詩嘲諷法國王室而被關入巴士底獄。然而當這位啟蒙運動的先鋒遇見了孔子，奇妙的化學變化發生了。
「這或許是西方人的恥辱，出於甚麼樣的不幸，我們要到遠東去找尋一位簡樸的賢哲。⋯⋯這位賢哲就是孔子，他是古代立法者中唯一從不欺騙別人的。」 （《哲學辭典》）
1763年，伏爾泰做了一個異夢。夢中他置身天堂，目睹了一場大審判。這場審判的法官是締造人類歷史的偉人。在這些法官裡，孔子立在梭倫、蘇格拉底等人的最前方。對於尋找在天主教之外另一典範的伏爾泰，孔丘帶來了無窮的可能。
「地球上從未有過的最幸福、最體面的時代，就是人們都遵循他的教導的時代。」
在中國延綿五千年的政治中，伏爾泰看到了一種開明的君主制，以及其理性、注重禮儀的文明風範。對於中國的文官他大為讚賞， 在伏爾泰眼中，中國的自然神學是解開歐洲心結的一把鑰匙。中國獨特的道德科學「是最重要的科學」，而中國文官所展現的「禮貌和尊嚴是歐洲最機敏的權臣所不及的。」
桀驁不馴的伏爾泰成了孔子在歐洲的第一弟子。他在家中長年懸掛一幅孔子的畫像，並盛讚中國敬天敬地的自然神學。
「當其它民族還在崇拜偶像時，中國人便認識了真正的上帝，並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天壇祭祀上帝。」
在《對話：中國答疑》（Dialogue：Chinese Catechism）中，伏爾泰想像一名孔門弟子和一位名叫芤的王子的對話。在這兩人關於天的對話中，伏爾泰闡述了自己的理念。這種隨性的創意正是當時歐洲盛行的中國風的做法。
在伏爾泰依據元雜劇《趙氏孤兒》而改寫的《中國孤兒》中，文學中的「中國風」達到了頂峰。《趙氏孤兒》是第一部被翻譯成歐洲語言的中國戲劇，由我們所熟悉的、乘坐海之女神號抵達中國的馬若瑟神父所翻譯。依據伏爾泰自己的說法，為了反擊盧梭在《論科學與藝術》中對中國缺乏道德力量的詆譭，他伏案寫下了《中國孤兒》，並特意把劇中的背景從春秋時期換成賦予戲劇張力的成吉思汗鐵騎入侵中原的時代。據伏爾泰的題詞，這是「根據孔子的教導改編成的五幕劇」。劇中，女主人翁伊達梅的堅貞無私展現了儒家的道德感化力。無論劇中的中國顯得多麼陌生，這是歐洲第一孔門弟子為中國人的道德操守做出答辯而作的劇本。
在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的波茨坦王宮，伏爾泰曾待了三年，在「莫愁宮」圖書館中豐富的東方藏書中倘徉。在這期間，伏爾泰建議腓特烈二世在御花園中蓋一棟中國式建築。這就是一直屹立到今天，飾以金色藍色飾物、有如童話中搬出來的中國茶屋。正是在這莫愁宮中，伏爾泰寫出了轟動法國的《中國孤兒》。
1755年，《中國孤兒》在巴黎法蘭西劇院首演。整個巴黎上流社會的人們穿上華貴的盛裝，乘坐輕便的馬車來到了劇院，劇院前的廣場上擠滿了馬車。馬兒仰著頸子嘶鳴，空氣中瀰漫著馬兒濃烈的體味和汗味，暮色中人聲鼎沸，有一種在巴黎少見的興奮。當時一位劇評家這麼說：「全國都來了，上演這齣悲劇是一件國家大事。」
這時距離凡爾賽宮舉行《中國皇帝》跨世紀的盛宴剛好半世紀。在這半個世紀中，伏爾泰被關入巴士底獄又放出來，在英倫、普魯士遊學了一圈，吸收了英國的牛頓主義、洛克的經驗論之後回到了太陽王不在已久的巴黎。同時，耶穌會士翻譯的中國典籍在巴黎大量印行，傳遍了歐洲。
漢諾威的中國人
「天穹是我的祖國，所有正直的人是我的同胞。」（I hold Heaven for my fatherland and all right-thinking men for my compatriots.）
萊布尼茲可說是17世紀末的中國通。對那遙遠的文明，他是最公正，也是最熱心的宣傳者。他曾開玩笑說應該在他的門上貼一張紙，上頭寫著：「中國知識部門」。
和當時歐洲的許多人一樣，對於萊布尼茲來說：「中國人的語言和文字、生活方式、藝術與手工藝，甚至其遊戲也與我們格格不入，就像他們來自另一個世界一般。」然而和他的同儕不同的是，萊布尼茲絕不要求中國人成為歐洲人。相反的，以一種近乎天真的好奇心，他努力去理解中國文明。從哲學到養蠶取絲，中國的一切都深深地吸引著這位心懷宇宙的全才（universal man）。他深信對於當時正在尋找文明道路的歐洲，古老的東方古國提供了一個值得尊敬的典範。「毫無疑問，中國人掌握的許多自然奧妙和工藝技術，我們還從未探索過。」
「我認為這在當今無論對中國還是對我們歐洲，（西方的交流）都是意義最為重大的事。如果有機會，我會很樂意地為它做出貢獻。因為我們能夠幾乎像注射一樣把我們的知識在一瞬間傳授給他們，我們一樣能夠從他們那裡一下子認識一個嶄新的世界。若不通過這種交流，我們不知道要用多少世紀才能掌握這些知識。」
萊布尼茲很早就看出來中國人「在觀察方面高我們一籌，而我們的強項則是理論思維。中國人應當與歐洲人交換禮物，互相取長補短，用一盞明燈點燃另一盞明燈。」「我們的相遇和交流意義重大，它會孕育出千萬美好成果、無數發明創造。」萊布尼茲所做的許多努力正是為了讓這東西文明的交匯結出豐盛的果實。
1697年，萊布尼玆把傳教士的通信編輯成《中國近事》，並親自給這本書下上這個附標題——「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書中，舉凡中國的養蠶紡織、造紙印染、冶金礦產、天文物理都囊括在其中。序言中他寫道：「鑒於我們道德急劇衰敗的現實，由中國派傳教士來教我們自然神學的運用與實踐， 就像我們派傳教士去教他們由神啟示的神學那樣，是很有必要的。」
讀到《中國近事》後，白晉特地寫信給萊布尼茲，並把《康熙帝傳》寄贈給他。在與白晉的通信中，萊布尼茲驚喜地看到了邵雍的六十四卦次序和方位圖像，發現道家的兩極說和他發明的二進制不謀而合。欣喜之餘，他寫信給康熙大帝，要求加入中國籍。另外，在彼得堡，他曾建議彼得大帝送一台自己製作的演算機複製品給康熙帝，並希望俄羅斯成為中國與歐洲之間的橋樑。
像是開啟了一個百寶箱，在萊布尼茲這兒，中國激發了他無限的想像力。萊布尼茲關於中國的奇想之一是他寫信給太陽王，建議以漢文這稀有的象形文字為基礎，創造一種世界語言，在全世界通行。 他甚至宣稱，這將成為新的啟蒙運動學者的語言。
在萊布尼茲深厚的哲學體系中融入了中國哲學的影響。萊布尼茲對中國的熱情延續終生。一直到他去世前幾個月，還在進行關於中國人宗教思想的手稿——《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
航向中國
「中國，世界上最高貴的地方，宇宙的中心點，在所有陽光得以照射、萬物得以存活之處，那是最榮耀的帝國。」（那法瑞Domingo Navarrete《那法瑞修士遊記》）
悠久的古國文明成了歐羅巴反思的參照。中國平等的教育制度影響了英國的教育改革，中華帝國五千年平和穩定的政體也使長年征戰的歐洲反省自身的政治體制和難以解決的宗教紛爭。對於中國的考試制度，歐洲人也大為讚歎，認為是選賢和善用人才最好的制度，可以供貴族制度十分嚴謹的歐洲參照。17世紀末，歐洲農業陷入困境。在法國經濟學家魁奈的推動下，中國重農主義影響了法國。
在千年來儒家的經世治國中，歐洲學者看到了完美的模型，甚而提議在歐洲「移植入中國的精神。」對於早期的啟蒙思想家，中華帝國奠基在最高的倫理原則之上。對他們來說，利瑪竇所批評的中國人缺乏尚武的精神不是懦弱，卻是一種美德。十九世紀初，在英國的布萊登宴會廳，中國文官穿官服、百姓生活的巨型彩色圖像高掛在四壁，成為人類的典範。直到今天，這些巨幅畫像依然懸掛在吊燈高懸、富麗堂皇的宴會廳中。
大量出版中國典籍文獻的巴黎成為漢學之都。1814年，法蘭西科學院創設漢學講座，中國研究正式進入西方學術界。翻譯成多種歐洲語言的《道德經》打開了歐洲講究邏輯和推理的腦殼，影響了歐洲的現代人文學科。
到這裡，一個世紀前太陽王使者出發去中國的使命可以說是美妙地完成了。正如萊布尼茲所期盼的，東西兩大文明之光的交匯開創了炫目的輝煌。然而在人類歷史的大戲臺上，狂濤隨時準備著吞噬最豐盈的果實，把人一切的努力毀壞。@#
責任編輯：李婧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