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e logo: www.epochtimes.com

唐仕:說說我的故事(中)

人氣: 515
【字號】    
   標籤: tags: , , ,

【大紀元2016年10月02日訊】57反右運動和文革,這兩場針對文化和文化人的運動,致使那些憂國憂民的中國文化菁英,或是被迫害致死,或是被打斷脊樑。中共無神論的黨文化,將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幾乎摧毀殆盡。

57年反右中,學院領導對父親說:「老管,你寫字又好又快,負責記錄。」父親只需低頭記錄別人的話,不用說自己的話。因此,他躲過了一劫,沒被打成右派。但是,他的很多同事、朋友、熟人都成了右派。

「木乃伊」朋友 右派嚴老師

嚴老師和父親是莫逆之交。他出獄後,和父親有張側身合影。兩張臉龐同樣消瘦,太陽穴是坑,腮幫是坑,喉結超大。相片底下父親寫了仨字:木乃伊。看了二人多封書信,才理解圖說「木乃伊」,不僅在自嘲相貌,也在寓意心靈:他們在中共獨裁政權下,心已死,猶如「木乃伊」。

嚴老師是上海人,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父親曾是國民黨政府南京衛戍部隊的司令長官。57年他被大成了右派,被判刑20年入獄。

嚴太太和他離婚後,帶著兒子改嫁,與第二個丈夫又有了兩個女兒。似乎是命運捉弄人。20年後,當嚴老師拖著一身病痛從監獄出來時,嚴太太的後任丈夫去世了,這促成了他們的復婚。

嚴老師說他在監獄裡又讀了一遍二十四史,對共產黨認識得更清楚了,很多不解釋然了。為了兒孫有個名份上的歸屬,他同意了復婚。但是,可以上門一起吃飯,而堅決不在妻子家過夜。

嚴太太是英文老師。她時常用手絹捂著鼻子,紅著眼圈敲我家的房門。當我打開門,請她進來時,她卻從不跟我說話,甚至都不看著我,直視父親房間而去。只見房門被輕輕推上,但仍能聽見她嚶嚶的哭泣聲和父親輕輕的勸慰聲。

她不看我一眼,不說一句話,在街上碰到我,也裝作不認識。我想,她一定是為當初和嚴老師離婚這件事,感到顏面盡失,而抬不起頭來?

復婚後,嚴太太對丈夫特別好。但是嚴老師就是不原諒她。學校分房子,嚴老師可以要大房子,他非要一人住的小房子,怎麼勸也不聽。

嚴老師死於肺癌。他住醫院時,嚴太太每天跑醫院,給丈夫送飯,端屎端尿。但是直到他閉眼,也沒原諒她。

父親提過他們,說二人當初門當戶對,情投意合,美滿婚姻,完全是被一場無中生有的政治運動毀了。倆人骨子裡都很清高,嚴老師更傳統一些,但是,他太苛求了,拿王寶釧等薛平貴18年寒窯之苦比,不現實啊!嚴太太自己出身不好,再背一個「政治犯」家屬,帶著「狗崽子」,背井離鄉在石家莊,比王寶釧難啊!

「我們一家人和你劃清界限了!」

家屬大院裡有個女黨員,反右時表現積極。她丈夫是外單位的一個工程師,突然被劃為右派了。她生第四個孩子時,丈夫被看管交代問題。一個星期後,丈夫被放出來。他聽說妻子生了個男孩,喜出望外。他家輩輩單傳,他們已經有了三個女兒。

當他回到家,走進母子房間時,只見妻子,迅速拿起床頭一張報紙,擋住了嬰兒的臉,對他說:「我們一家人和你劃清界限了!」

丈夫先是一愣,待醒過味兒來,轉身出去了。夜裡,他們的二女兒上廁所推開門,看見爸爸吊死在水管上了。

廖阿姨和混血兒

廖阿姨是父母在石家莊的北京朋友。廖阿姨年輕時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工作。一個德籍老師經常去館裡看書借書,兩個人年齡相當情趣相投,日久生情,隨後結婚生子。

但好景不長,二戰結束了,做為戰敗國的國民,廖阿姨的德國丈夫被限期離開中國,真可謂棒打鴛鴦不散也得散。生離死別,天各一方。

德國夫君的命運不得而知,但是廖阿姨和兒子諾諾的苦難正慢慢降臨。

北京「解放」後,廖阿姨因涉外婚姻被轟出北京,在石家莊遇到父親他們那批被逐出北京的「敵對分子」,他們同是天涯倫落人。父親說過,「她比我們更難,她還拖個混血的孩子」。

由此,廖阿姨也成為歷次政治運動的「運動員」。五七年反右後,我父母結識了一位未婚的右派曹叔叔,便把他和廖阿姨撮合在一起。因男方是右派,夫妻雙雙被下放到比石家莊更低一級的邯鄲去了。臨別父母親對他倆說:你們是一棵藤上的一對苦瓜,互相珍惜,相依為命吧。

廖阿姨和前夫德國人生的兒子諾諾,從小患有先天小兒麻癖症,他總是一瘸一拐的跟在母親身後。二十年後,和父親再相遇時,廖阿姨說到兒子諾諾。

可想而知,諾諾比別的「狗崽子」更受欺凌。他長著混血兒的臉,又拖著一條殘疾的腿,這就已經註定了諾諾在這個國度裡的悲苦命運。兒子受苦,母親更是苦不堪言,她時時在承受著兒子從肉體到心靈上的痛苦。

那些年裡,我們這些「黑五類子女」沒有上大學、當兵、去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就業的機會。不能在國營大企業工作,只能去工資待遇低的集體小廠就業。我們尚且如此,諾諾不及我們這樣的二等公民,他在這個國家裡什麽權利都沒有,想找份餬口謀生的工作都不行。招聘單位,一看他檔案,就皺著眉頭合上了。也難怪,那時候,「混血兒」被人辱罵為「雜種」,和外國人有染的母親有「里通外國」嫌疑。所以諾諾二十多歲了還靠家裡養著,不給他自食其力的機會。

終於有一個單位肯要他了,廢品回收公司。其實就是老百姓說的「撿破爛」的活,一個又髒又累、沒人愛去的地方,還是個臨時工。對諾諾來講,能夠自己養活自己,能減輕母親心理和經濟上的負擔比什麼都重要,這是他最大的心願了。

諾諾勤勤懇懇,不怕髒不怕累,博得廢品回收公司上上下下好評。他每天第一個到崗,最後一個離開。自己的活幹完了干別人的活。人前人後都一樣的表現。諾諾的人品和工作態度,尤其感動了公司裡的一個人——公司領導,他簡直不相信,在中國大鍋飯體制下,竟然還有諾諾這樣自覺自願實幹苦幹的人?!他升遷時帶走了諾諾。從此,諾諾有了一份正式工作。

諾諾調到新單位後依舊兢兢業業。這位有着德國血統的殘疾人,先當了區勞模,又當了省勞模。每次諾諾到省城開會,他都會奉母親之命來看望我父親。父親很少如此地誇讚一個人:「諾諾人性好,人品好。」

我認識很多當年的「狗崽子」,他們都曾有過良好的家庭教育,長大後在工作態度上往往也象諾諾一樣忠於職守,因此被中共拉進了邪黨。出身於有中國傳統文化底蘊的家庭,教育出來的孩子一般不離譜,尚有傳統道德、良知善念。而他們不應該是中共臉上的脂粉,為中共臉上貼金。為後代的平安幸福,當年製造父輩苦難的歷史不該遺忘。所以我常為他們中的一些人扼腕痛惜。

意大利原裝小提琴,讓紅衛兵一腳踩進音箱裡

在一起玩耍長大的保康,他媽是教外文的。父親說她上過兩回大學,是馬思聰的收門弟子。文革時,她的那把大利原裝小提琴,被抄家的紅衛兵一腳踩進音箱裡。這把琴是大利著名工匠18XX年製作的原裝真品。後來我女兒考音樂學院時,考官提到這位工匠和他製作的提琴,說現在全世界只剩52把了,而且與年遞減。文革前一定比52把多,其中包括保康他媽那把。

兒子保康看著流淚的母親說:「媽媽,我給您做一把!」後來,他真的用一塊木頭摳出了一把小提琴。母親看著這把不出聲的木頭琴,流淚不止。

保康爸爸是省醫科大學胸外科專家,改革開放後,去日本講學時,通過日本朋友,買到了那把提琴的1:1製作圖紙。從此,保康埋頭做提琴。他做出了一把把真提琴,能出聲。他選了一把滿意的,郵寄給了大洋彼岸的美國小提琴製作大獎賽評委會。評委會每兩年評比一次。他的提琴第一次參賽,人家取前12名,他是第13名。評委會來信,邀請他帶琴親自赴美參賽。

去美國?談何容易!八零年代,還很少有因私護照。不是美國簽證問題,而是中國政府不給公民護照。後來可以去香港了,還是不能去美國。他就每兩年郵寄過去一把琴。大概是八零年代末,評委會終於給了他金獎的榮譽,並打來越洋電話祝賀。他太太告訴電話那頭:「我先生是個失聰的人。」聽電話的人,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懂提琴的人都知道,提琴裡面有個琴柱,提琴製作人都必須會調琴柱,調得差一點,音色會差很多。據說,失聰的人,聽人說話都是重音兒,別說調琴了,所以令人震驚。

保康是因為小時發燒打鏈黴素導致的耳聾,屬於中國特色的鏈黴素受害群體。家裡發現孩子失聰,如五雷轟頂。母親讓兒子摸著自己脖頸的發聲部位,看著口型,教他叫出「媽媽」的。

紅衛兵抄家,把母親的骨灰盒都打開了

我媽得了肺結核,62年在石家莊去世的。文革66年10月,我回家一開門,見爸爸坐在地板上。他人很瘦,膝蓋高過肩頭。平時很注重儀表,斯文儒雅的父親。怎麼成這樣了?父親一看是我,眼睛片後面的一雙大眼流露出驚恐,低聲說:「出去!出去!」我一看,滿屋的紅衛兵。父親從來沒有對我這樣過,嚇得我拉上房門就跑出去了。

那天發生了什麼,父親從來沒跟我說過。後來,八零年代,在街上碰到他一個學生對我說:「你知道嗎?66年,抄你們家,學生把你媽的骨灰盒都打開了!」我沒聽父親說過,回家問這事,他頓時老淚縱橫,之後說了一句:共產黨踹寡婦門,掘絕戶墳,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政權!」

地上的粉筆字留言

68年我14歲,因為出身不好在學校挨批鬥。那時,我想下鄉投奔農村親戚,甚至不想活了,給自己設計過各種尋死的方式。有一天,校長把我叫進辦公室,對我說了三句話:「你爸爸來過了你不要下鄉,不會總這樣的!」從那以後,班主任不再帶領全班同學批鬥我了。

68年學校老師都背著行李走。父親回家沒見到我,用粉筆在地上給我留言:我要去五七幹校了。切記:1,不可以隆火。(怕我煤氣中毒)2,不可以去大食堂吃飯。(怕有壞人欺負我)給我留了十五塊錢,讓我再向我哥要十五塊。那時候,我一個小丫頭片子,手裡有三十塊錢,美壞了,整天買豬蹄饅頭吃。

但是,一連好幾天,夜裡老有人敲門。來人想幹什麼?家徒四壁,連書都沒了,只一床被褥。臉盆裡的水結著冰。我頂着被子,趴在枕頭上,又冷又害怕,一直哆嗦到天明。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誰敲的門。

後來我哥回來了,夜裡就不敲門了。父親說,這是我不讓你去大食堂吃飯的緣故,有人知道你一個人在家,是奔你來的。什麼工宣隊、軍宣隊,是流氓隊。

父親後來告訴了我,當初攔我下鄉投奔親戚的原因,「你是不知道深淺,要是去了,你現在就是二傻子媳婦,不嫁也得嫁!」

繼母疯了

62年母親病逝,後來父親續弦了。本以为是農村小學教員的继母为人樸實,能多照顧我們,但我們之間不親近,也不住在一起。這可能是緣分不夠。

1967年11月份,我從北京躲避武鬥回來,父親接的我,放下行李對我說:我帶你去省二院看看你媽。我問她怎麼了?父親說:她瘋了。我嚇的「啊」了一聲,問怎麼瘋的?父親說,學生準備鬥她,給她糊了一個高帽子,她正好從辦公室門口過看到那頂高帽子,還沒看清罪名呢,一看見自己的名字就嚇得瘋了,整夜不睡覺,嘴裡念念有詞的在房間裡走綹。

出事後,父親不知道。是繼母家的鄰居打電話到父親住的家屬院找父親。門衛接了電話不管叫父親來聽電話,因為父親是黑幫份子。最後鄰居急了說:「我們也只是鄰居,他老婆瘋了,還有一個三歲的孩子沒人管!」這樣門衛才通知父親。

想去探望繼母得向紅衛兵請假。遭訓斥後,約法三章,總算放行了。父親先把妹妹託付給了鄰居,每月付30元,然後帶繼母去了醫院。

到了醫院門診一看那個醫生,父親偷著樂了。見那名醫生戴著一個大黑牌子,寫著:打倒學術權威某某某。父親馬上低聲對他說:「我跟你一樣。她,(指著繼母)學生要鬥她,把她嚇瘋了。拜託了,能讓她住多長時間的醫院,就讓她住多長吧。」那個醫生從頭到尾沒說一句話,只是不停的像雞啄米一樣的點頭。果然,繼母憑藉醫生的診斷證明和醫囑,在醫院裡住了很長時間,躲過了「紅色風暴」。從此以後再也沒回去教書,直到文革結束。

「那真是蒼天有眼啊!」每當化險為夷時,父親都說這句話。

父親也差點兒瘋了

1968年5月,紅旗雜誌有篇社論,標題是《清除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那時我還不知道父親曾經在國民黨政府謀過差事,但是對這個標題格外敏感,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我暗自祈禱,這和我們沒關係,但是心裡就是不踏實。只知道父親有歷史問題,具體什麼問題不清楚。很多事情父親不和我們說,是怕我們承受不住壓力,也怕我們不知深淺說出去再找麻煩。

針對父親歷史問題的運動來了,才知道他在剿共委員會幹過,我心裡害怕極了。那時已經不讓父親回家過夜了,但中午還可以回來看看我。有一天,我在食堂吃完飯回家,正捧著一本書在看。父親回來了,他沒出聲,我沒在意,還在聚精會神地看書。突然,父親用著從來沒有的怪調對我說:「你在看什麽書啊!」我聽後一驚,感覺不對勁,抬頭看到的是父親一雙變形的大眼睛,透過眼鏡鏡片向我投來驚恐的眼神。我「哇」的一聲嚇得跑了出去,跑向了學校的那塊麥子地,跑進了麥子地的深處,坐在地上哇哇的哭,哭了好一會。害怕、擔心、傷心、委屈一股腦湧上心。爸爸瘋了怎麼辦?怎麼辦?想了很久,只有一個答案,那我就去死。

68年5月,我剛升入初中,班主任正領著全班同學在批鬥我,因為父親是歷史反革命和官僚出身,是雙料反革命份子,所以我就成了全班唯一的雙料狗崽子。

整整一個星期裡,中午我都沒敢回家,我怕再遇到異樣的父親,和他那雙刺我心的眼神。長這麼大,我還從來沒有見過父親這樣。對我講話的父親永遠是位幼兒教師,他給予了我父愛、母愛,雙重的呵護和慈愛。

他是如何被審查的?他們給他多大的壓力?他好像承受不住了!想到這些,我更多的是耽心父親現在怎麼樣了。吃完午飯,我沒去麥子地躲著,回了家,父親不在。不一會兒,父親回來了。我先找尋他的眼睛,透過鏡片我看到了以前熟悉的眼神,知道父親沒事了。父親用以往溫和的聲音問:吃過了麼?我回答:吃過了。這一問一答,終於結束了我一生中最痛楚、恐怖的一個星期。

以後多年的日子裡,我們父女倆從來沒有問過,在那一個星期裡,彼此是怎麼度過的?

父親險些沒了命

1970年春的一天,校長把我找去了,是父親學校來了三個人來調查。當我走進校長辦公室和來人的眼神相撞時,我感到來者不善。「你說說你父親平時怎麼給你留口信兒?」三個人輪流厲聲厲色地追問我。不知道父親又捅了什麼漏子了?讓他們如此這般。

我的腦子飛轉著,實在猜不出父親那邊出了什麼事?到底應該怎樣回答,才能把對父親的傷害降到最低?仨人逼我回答問題,我不能不說:「他用粉筆寫在地上,寫上1讓我幹這個,2讓我干那個,還把他的話用粉筆圈個小圈,提醒我注意。」一人說:「你寫寫看!」我便拿粉筆在地上寫給他們看。「還有嗎?」我說他常這樣留言。

他們又問:」他有習慣在紙上給你們留言嗎?而且還習慣墊著東西寫?」我說:「沒有過。」他們聽了好像不滿意,接著盤問了好半天,顯得挺掃興的。臨走還不忘扔下一句話:「要和你爸劃清界線!」我目送他們走出了校長辦公室,咬著牙沒哭出來。

中午放學了,我飛快的跑回了家,父親不在家。我又胡思亂想:不回來,那一定是出事了!我根本就坐不住,在屋裡轉悠。突然房門打開了,父親默默走進來,我高興地哭了。父親聽我講了上午發生的事情,說:「我差點當了現行反革命份子。」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上個星期老師們組織學習去年十月份的紅旗雜誌社論。在這裡說明一下:父親不屬老師類,屬於黑幫類。有的老師收入不多,捨不得花錢買這種非工具類的書,他們就借著看看。父親說:我也不是喜歡才去買,是因為買這類書允許出校門逛書店,平時是沒有出校門的權利,藉此可以放鬆一下。

那一期的紅旗雜誌封面是毛賊的頭像。政治學習最無聊,互相大眼瞪小眼,但要緊繃階級鬥爭一根弦。結果有人就觀察到父親那本雜誌封面上的毛賊象有問題,毛象頭部有一圈圈的陰影。有人舉報後,「陰影」成事件,引起喧然大波。專政隊先把父親找了去,訓斥道:「說!為什麼在我們最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頭上畫圈圈?」看到對方手裡那本揮來揮去的雜誌,父親突然明白了他們嚷嚷的原因了。「這不是我乾的,我沒有這種書寫習慣。」專政隊不信,說,你先回去,隨時等我們傳喚。

一位女老師回想起了那天的情景:父親買雜誌回來,被吩咐快去排版,就順手把雜誌放在了一邊。這時一男老師過來要在一張紙上寫序號,就順手拿起那本雜誌墊在了紙下,寫帶圈的1。萬幸的是,據女老師提供的線索,居然找到了那張原始證據的紙,上面書寫的字跡和雜誌上的陰影完全吻合。至此,父親「蓄意侮辱偉大領袖」的重大嫌疑才被解除。

而真正「作案」的那個男老師,因為是黨員,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父親說他這一生中,有兩位「貴人」讓他逢凶化吉。一位是原幹部學校校長,57年反右時一句話:「老管你的字好,你做記錄。」救了他。做記錄不用發言,不發言就揪不住辮子打不成棒子,父親果然沒當右派。再一位,就是這位女老師憑良心給父親作證,洗刷了不白之冤。否則,父親就成了現行反革命,輕則坐牢,重則槍斃。

事後過後,有一天,父親第一次對我說:「紅五啊,你要有個思想準備。如果爸爸哪一天回不來,你要活下去,要照顧好你自己。我知道啊,共產黨對我們是想斬盡殺絕!」

這個世界上,除了父親,我再沒有可依靠的人了。哥哥已經去了下面的水泥廠,我想像不出,剩下我一人怎麼活下去?

家譜和乾隆賜的「斗方」都漚成紙漿埋了

一尺厚的家譜,都是宣紙毛筆寫的,連同乾隆皇上賜給管家的「鬥方」,一塊毀了。當時都不敢燒,北京那時候,一見誰家冒煙,紅衛兵就衝進去打砸搶。各家就拿水泡,泡成稀粥似的埋了。67年,我回北京的時候,我二嬸已經都毀完了,化成紙漿,在後院挖個坑埋了。

乾隆皇上賜給管家的「鬥方」,用硃砂寫的一個「福」字。我爸和我二叔的小名就叫「大福字」、「二福字」,後面是寫字的字,不是北京人讀的「大福子、二福子」。他們哥倆的小名源自乾隆爺的賜字——福字。

都知道這塊「鬥方」是家族的榮耀,鎮宅之寶,起碼也是值錢的文物。即便如此,誰也不敢留存,都怕招來殺身之禍。是二嬸動手毀的,父親想起來還生氣。其實,父親何嘗不知道怨不得她。當時,自己不是也把爺爺穿着官服的老照片都燒了嗎?爺爺官服前襟有一個「補子」的圖案,一看就知道他是幾品官吏。

父親說,有了家譜,才能湊成縣誌,有了縣誌,才好編寫朝代歷史。

幾代人珍藏下來的「鬥方」,連我都沒捨得讓看,最後自己毀掉了。印象深的那個景泰藍大膽瓶,齊我眉毛高72年,我回北京吃餃子時,二叔讓我摟住那個細脖大膽瓶,把它放倒了在地上,好用筷子往外掏糖蒜。

景泰藍講究的是金絲鑲嵌,銅絲鑲嵌就差多了。家裡這個大膽瓶是金絲的還是銅絲的?父親說,不是說是銅絲的不值錢嗎?二叔說是金絲的,按老爺子的家境,能買個銅絲的放家裡?

父親說過,北京老宅,明代的磚頭,清代的椽子。裡面盡是寶,掘地三尺能挖出銀元來。我們家廚房裂了紋的鹽罐子,仔細看,是明代什麼官窯出產的。沏茶喝的小蓋碗,父親用過的,扔在哪個旮旯裡了。茶銹色了,新的時候是象牙瓷的,也是明代的。

父親常講老北京的事兒,說北京城的每一個物件、一磚一瓦,更別說北京胡同了,都是古董,有歷史,有故事。現在都拆了、毀了!共產黨就是敗家來的!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莆山

 

評論
2016-10-02 9:56 PM
Copyright© 2000 - 2016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