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將者必須有德，這個問題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古人曾說：「將者不可無德，無德則無力，無力則三軍之利不得。故德者，兵之首也。」所謂德，包含有許多方面，而心胸寬廣，雅量待下，從善如流，自然是其中重要的內容。在這一點上，三國時期蜀漢大臣蔣琬，以恩德治天下，團結眾心，堪稱後人學習的楷模。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今湖南湘鄉）人，三國時蜀漢的重要軍政大員，早年隨從劉備入蜀，歷任各級官吏，最後官至大司馬。他和費褘等人「咸承諸葛亮之成規，遵循而不違，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睦」。他為蜀漢政權在諸葛亮去世後，依然保持相當時間的穩定，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歷史證明，當年諸葛亮對他的器重——說他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稱讚其「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是完全正確的；諸葛亮薦舉他作為自己的繼承人——「臣若不幸（指死後），後事宜以付琬」，也是頗具遠見的。
蔣琬能夠臨危受命，穩定蜀漢政權，在很大程度上，應歸於他治軍馭眾有術，而他治軍馭眾之得宜，則緣於其為人虛懷若谷，雅量待人，故而能使屬下效忠聽命，戮力同心。蔣琬的雅量待下的事蹟，《三國志》中，有很多的記載，如街亭之戰後，在追究戰敗責任問題上，他曾向諸葛亮建議：寬恕馬謖。此舉雖不盡妥當，但的確反映了蔣琬愛惜將才、寬以待人的風範情操。
蔣琬恩德待下，更為典型的事例，是在他主持蜀漢軍政大事後，對待部下個別人非議自己行為，所採取的寬容態度。當時，有位名叫楊敏的督農官，曾在背後散布流言詆毀蔣琬。說他是「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被別人反映到蔣琬那裡。聽到這種言論，若換了一個氣量狹窄的人，必定會暴跳如雷，對講話人嚴加懲罰。當時許多官吏，也替蔣琬感到憤憤不平，紛紛請求「推治」狂妄自大的楊敏。然而，蔣琬本人卻並不把此事往心裡去，只是誠懇地說了一句：「吾實不如前人！」反對懲辦楊敏：「無可推也。」那些主張懲辦楊敏的官吏聽了這話，只好作罷。可是他們心裡依然有些不大明白：為什麼主公承認自己昏聵無能呢？於是便「乞問其憒憒之狀」。蔣琬就微笑著，作了一番解釋：「與逝世的諸葛丞相相比，我自然差得遠了。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因此，楊敏後來，對自己的統帥（蔣琬）更平添了幾分尊敬。過了許久，楊敏「坐事繫獄」，其他人都擔心他會被處死。可是，蔣琬對他的錯誤，卻不同意深究，使楊敏得免重罪。由此可見，蔣琬之寬恕楊敏，並非矯揉造作，沽名釣譽，而是他寬以待人的品德的真實表現。
當然，蔣琬恩德治下，並不意味著他是個不講原則的好好先生，史稱其「方整有威重」，說明他在治軍大事上，是堅持原則的，也是頗有成效的。蔣琬所反對的，僅僅是那種自以為是，容忍不得提出反對意見的行為。
「榮辱之來，必象其德。」
一個人受到的獎、懲，同他的德行大體是相符的。但不符合的情況，也時有發生。這是因為一個人為他人所瞭解、認識，需要有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難免要被人誤解。再就是古往今來，任何時候，社會上都會有邪惡的勢力，「身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正直有為的人，常常受到不公正的評價或誹謗。這就需要人們正確對待，保持清醒的頭腦。
那麼，怎樣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呢？
我國古代思想家的回答是：「不以譽喜，不以毀怒。」正確認識和評價自己，努力使自己提高、向上。「不虞之譽」、「求全之毀」，是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毀譽生於外者，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爾。」「若自己實實落落是個聖賢，縱然大家都毀他，也說他不著，卻若浮雲蔽日，如何損得日之光明？若自己是個像恭色莊、不堅不介者，縱然沒有一個人說他，他的惡行，終有一日發露。」正因為如此，古代有修養的人，常把毀譽之來，當做切磋砥礪之地。「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正確）矣；若無，則彼言過矣。當則無怨於彼，守則無害於身。」所以人們不必要因為別人的毀譽而悽悽惶惶。「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
「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不誘於譽，不恐於誹，寵辱不驚，虛懷大度，就不會為外界的毀譽所干擾。這裡歸根結底，還是個對待榮辱名利的問題。古賢云：「胸懷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如果一個人把功名看得淡；對榮辱毀譽，就不會看得那麼重。如此而已。」
（事據陳壽《三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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