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古代女權問題，自民國始就是一個熱議話題。尤為一些以反傳統為先進的學者所批判，甚至著書論說古代女子之生活如何水深火熱。而其所歸咎者蓋有兩端，一為儒家禮教，一為宗族制度。
儒家學說建立於春秋時期，孔聖先師在兩千五百年前就奔走呼告，克已復禮。不過儒家中禮的部分被充分實踐，主要是在宋朝。彼時，宋朝理學家們將禮教從一個趨於凌遲的狀態重新強化，不僅使社會從五代以來的混亂狀況重歸正軌，且對後世產生深遠之影響，而元明清世之禮教思想與有宋大儒一脈相承。所以，等到近現代的反傳統思潮出現時，宋代理學就成了他們抨擊儒家時的眾矢之的。
然而須當注意的是，理學家們所強調的禮教，不唯針對女子，亦針對男子，教人各守其位，順應天道地德。於女子而言，當應坤德，諸如上善若水、厚德載物、雅量容人等等，都是坤德之表現。並且，禮教所以給人以刻板之印象，其實很大程度是由於現代派觀念流於敗壞，所以反覺古人迂腐。
總之儒家禮教也好，或使禮教深入人心的宋代理學也好，並不似反傳統的現代派思潮所抨擊的，專為對女權之壓迫等等。
再看宗族制度。中國人傳統的家庭模式是同宗同族世代同居，家族越大越是興旺，家族不睦才有分家之說。不過，在反傳統學者的理論體系中，如果說禮教被視為精神束縛，而宗族則成為物質牢籠。
要檢視這一觀點，就需要從宗族制之形成說起。我們所熟悉的中國人傳統的家族宗族仍是興於宋代，繼之以元明清世。而宗族制所以會在宋代形成，亦與理學有關。理學家非是理論家，而是真正的實踐家，他們所要實踐的正是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而「齊家」在理學家的實踐中就成為與修身、治國一以貫之的重要環節。通俗一點說，就是「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為了實踐這個「齊家」，宗族制度由是而生，所以宗族制之意義也必然重大，而宗族中女子之作用也自然不可小視。當一個個家庭以義莊、祠堂為中心，結成大的宗族，在他們的土地上，累世義居，幾代不分家時，女子作為主內者，可謂舉足輕重。她們擁有更高的權威，亦有更多之義務；她們肩承更大之擔當，亦負有更多之責任。這如同一枚硬幣的正反面，不能只見其一，不論其二，只論責任或義務，而無視女子在宗族中所受到尊崇與重視。
此外，道家思想講究「弱之勝強，柔之勝剛」，講的是退一步海闊天空，講的是「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所以古代女子的謙順忍讓，其實是一種德行與高儀，而非是現代人所以為的受壓迫。並且這些智慧的信條，不唯適用女子，亦適用於男子，能做到者，實在是一種境界。
除了上述理論上的探討，史料中亦有大量的記載，足以復原古代女子在家族中的地位。
仍以宗族制興起的宋朝為例，諸如教育方面，歐陽修初習字，是以母為師，還留下了以荻畫字的佳話。蘇軾少年時，亦由其母教讀《漢書》。周必大少年時， 其母「躬督誦書， 常至夜分⋯⋯又教以屬對賦詩」。以這些宋士大夫們日後的成就觀之，他們得自於母親的啟蒙教育可謂功不可沒。
又如，治家方面，常常是從嚴以治。譬如包拯去世後，其妻董氏便接過家長的角色「肅然若嚴」，處理親戚關係亦如包拯「非義相干，一絲不與也」，空閒時「或閱佛書以適性理」。這其中全然沒有一點今人所臆想的被壓迫女子之形象，分明巋然長者。
此外，彼時女子亦不只限於主內，亦有助外之事跡。譬如梅堯臣接待士大夫處理公事時，其妻謝氏常在屏風後面旁聽，退與梅堯臣商榷其人之賢不肖，其事之得與失，分析得很具條理。梅堯臣對外也稱讚其妻，這說明當時士大夫對女子參與公事是持讚許之態度，沒有人會認為這叫「牝雞司晨」。
說到彼時女子地位之尊崇，朝堂之上屢有女主聽政亦是一大明證。今人每以為女子地位之下降造端於宋世，事實上宋世卻是歷史上太后垂簾聽政最多的時期。北宋有真宗劉后、仁宗曹后、英宗高后、神宗向后；南宋有寧宗楊后、理宗謝后都曾垂簾聽政。而這些女主臨朝與通常我們所知道的漢代呂雉專權、唐代武氏稱帝等情形非常不同，她們或應群臣之請，或受先帝之託，才從後宮走上政壇。並且，她們無一例外的不是出於一個輔佐幼主的忠心，拔亂反正，退小人，遠外戚，為守祖宗基業，為保大宋江山，所以能流芳百世，名垂千古。
宋朝正如一個累世義居的大家族，宋朝女主正如一族之長，受舉族之愛重。而這些女子們所以能有如此傑出的才情、德行、能力，又是得益於理學家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的發揚與實踐。這才是女子地位與儒家禮教、與宗族制度之關係。
當然，不能否認，繼宋至清的禮教愈至後來愈走入末流，必然會有種種不盡人意之表現。但還是那句話，譬如人之有生老病死，任何一種思想、任何一種制度都有其「成住壞」的過程，而我們探討任何一種現象，要看其在正常時期的狀況。不能因人之將死而否定其生，不能因事之有廢而否定其成。
對於儒家禮教與宗族制度，實在不是甚麼壓迫女子的禍首。反之，如果一定要探討所謂女權之類的問題，似乎再也沒有哪個時代的女權狀況，能比之今日禮教大壞宗族散盡的中共國更加大亂不治，與日俱下的了。@#
責任編輯：李婧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