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1月07日訊】按：文東海曾經當過警察、教師，現為長沙執業律師。2015年開始，作為「廣州民主三劍客」唐荊陵、袁朝陽、王清營「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的辯護人之一，第一次辦理維權案件，後來成為「709」王宇律師的辯護律師，2016年被警方強行解聘。近日文東海律師接受了記者的採訪，談自己從警察轉行做律師的心路歷程。
記者：您原來是個警察，怎麼會想起來當律師？而且當了維權律師？
文東海：我是70年代出生，我們那裡是高山上的農村，環境、信息比較閉塞，從小接受外面的信息，就覺得沒有毛主席沒有華主席，我們的天會塌下來，就這麼想的。那時理想是當警察、當兵，認為當警察是很光榮的事。高中畢業後，我考上了警察學校，湖南公安專科學校，畢業後就在長沙公安局當上了警察。
剛開始還是有熱情的，不久發現這職業沒有那麼榮光，學校學的都是匡扶正義呀甚麼的，工作後發現它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個崗位而已，閒時打打麻將，很無聊的，和以前想像的差得太遠，每天他們拖我打麻將，我就不打，我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想做的，他們認為我這個人怎麼那麼認真呢，有些事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行嗎？雖然那時我被洗腦也很嚴重，但天然的正義感、平權的意識，是沒有被洗掉的，所以我和周圍警察的看法不一樣，在那個環境我很壓抑，感覺自己不適應，這輩子我不想就這樣平平凡凡地過去，於是2000年我留職到北京公安大學讀行政管理，後來考上了公安大學研究生，單位不同意，我就辭職自費讀書。
讀完研究生，我就不想回原單位了，在一個大學教書，後來考了律師執照，2009年正式當了律師。開始我接一些普通案子，沒更多想法，養家餬口吧。2014年一位律師在北京被抓，我在微信群看到有人起草文件聲援，就簽名留了電話，結果被帶進一個維權律師群，我發現，裡面這幫人和我以前接觸的不一樣，這些律師膽子很大，做事也很認真，而且敢跟公檢法叫板，不屈服。我覺得他們才是真正的律師，慢慢地我也開始受到感染，也開始接觸一些維權事件。
此前做商業案件的時候，總要有一些妥協的，跟那些法官、檢察官在一起感覺很不舒服，他們認為你有求於他，有意無意就忽視你，有時真的有求於他們，就不能不遷就他，我感到做這樣的律師太沒價值，一個律師靠和他們搞關係來做業務，沒有多大意思。
接觸維權律師後，我感覺和他們性格很接近，感覺這圈子挺好的，慢慢和這些人成了朋友。2014年開始我就關注了一些人權案件，慢慢開始聲援其它一些公共事件。2015年7月，我作為「廣州民主三劍客」唐荊陵、袁朝陽、王清營「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的辯護人之一，第一次辦理維權案件。
我感覺律師就應該是這樣的，雖然有時會有風險，但律師就要有點冒險精神。尤其生活在中國，你不想敏感，但你做每件事情，都可能變得敏感，不是這個事真的敏感，是這個社會太不正常。
還有，我個性不屬於很喜歡張揚的吧，但膽子也不算小，骨子裡有那種古代俠士的性格，愛打抱不平，願意為社會的公益積極發聲。在這個年代，與其這麼窩囊活下去，我還不如站起來，和大家一起努力，把這個社會朝一個更好的方向推動。這個努力作用也許不會那麼大，可是我努力了，我也不會後悔，我也應該對子孫後代負責，不能把所有的問題留給下一代，我們解決不了，下一代也不一定能解決。
而且律師從骨子裡來講，就是崇尚民主法治的，我也一樣，我也希望中國走向民主法治。我今天能夠站在前沿去推動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我感到很高興。
我不相信中國總這樣，因為，一個國家的律師處於這樣的地位，這國家沒有出路，但是我相信中國是會有出路的，這是一個必須要經歷的過程，我們經歷了，下一代就不用經歷了，我們不能逃避。
記者：您是「709」王宇律師的辯護律師，您可以講講在這過程中的一些經歷？
文東海：「709」律師大抓捕，我是最先站出來的，當時我態度非常鮮明，我告訴警方，周世峰、王宇他們沒有罪，不應該被抓，不應該被央視污蔑。後來警察找我約談，我反應很激烈，之後我在自由亞洲電台接受了採訪，公開了自己的想法，當時余文生、程海等也是勇敢站了出來。
過了一個月，有人找到我，讓我代理王宇的案件，起初我很猶豫，一方面我沒有經驗，一方面是那個時候真是恐怖，代理「709」案件大家都有顧慮，我本人當然也有顧慮，那時就像一場運動，情況難以預測，警察四處抓人，環境緊張。後來我想，如果環境不改變，就會有更多人被抓，所以猶豫了一個星期之後，我答應做了王宇律師的辯護人。
開始我本人被強制約談，他們不希望我在網上發聲吧。但我要表明自己的態度，我不願意太張揚，我就是實事求是。為了本能地維護律師的職業尊嚴和我個人的尊嚴，我不斷挑戰一些事情，不斷突破一些限制，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盡職的，這段時間對我很重要，我也從中慢慢成長為一名真正的維權律師，只是我不能出境了，到香港、澳門都不行。
我遇到很多困難都是以前沒想到的，完全不讓會見，不通知家屬，不告知案情，也不讓與當事人通信，我的當事人幾乎完全是失蹤的狀態，越到後來，他們做出的事情越讓我們吃驚，最後乾脆把我們解聘！
我們感覺很諷刺的是，他們這麼做之後，竟然出台了一個新的規定，依法保障律師權利的規定，幾乎每一條規定都證明「709」警方抓捕違法。我們拿著這規定找他們，他們說，這不是法律，我們不需要執行，那還有《刑法》呢？按《刑法》規定他們同樣違法啊，但他們不講法。
他們把律師當作敵人，可能他們吸收西方民主轉型的經驗，比如台灣美麗島事件，比如韓國電影《辯護人》講的釜林事件，他們可能認為律師會成為他們的掘墓人，所以對律師防範得比較緊，不希望律師把民主理念通過法律方式表達出來，他們想廢掉律師的武功。但大抓捕並沒有達到他們想要的效果，他們以為把律師抓了，其他律師不敢反抗了，就沒有人給律師做代理了，或者即使做代理也很小心，沒想到這些律師非常頑強，冒著很大的風險，到天津，到長沙，到廣州，到廣西等地，都是很積極、很勇敢地站出來，而且積極地發聲，在國際上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我去了天津十幾次，要求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這給他們很大壓力，他們發現這些律師不那麼好對付，所以最後他們決定，把律師全部通通給解聘掉。
2016年1月8號開始，他們陸續解聘律師，完全是耍流氓了。王宇的母親授權我做她的律師，我的辯護手續齊全，而且我的辯護律師身份，經過警方、包括天津市地方政府和區政府、天津公安局、天津各級法院認可確認，但沒有任何的合法文件，他們就強行把我解聘了！
記者：「709」事件您有甚麼感想？
文東海：「709」事件之前，我對中國的法律還是寄予厚望，認為這個國家還是有希望，還能走上民主、法制，但「709」事件後我感到徹底失望了。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沒有希望，不可能走上法治。
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還有幾個共產黨國家啊？就那麼一兩個了，半民主、半獨裁的國家也不多了，所以民主法制是一種趨勢。而共產黨的措施確實是開倒車，因為專治獨裁和民主法治本來就是格格不入的嘛。
記者：您如何看「709」事件的意義？
文東海：「709」並沒有把律師真正打壓下去，沒有達到當局的預期目標，很快律師團就組建起來，先後有四五位十律師作為「709」的辯護律師跟上，過程中不屈不撓，不管碰到多大阻力，很少有人放棄，即使有個別律師因各種壓力退出，但也一直在關注，「709」之後，律師非但沒被打下去，維權律師群體反而壯大。雖然當局對辯護律師嚴防死守，導致辯護律師無法正常發揮作用，沒能走上法庭，但他們在社會的大法庭上充分發揮了才幹。
「709」家屬的抗爭也是當局沒有想到的，她們向社會表達訴求，向國際尋求支援，後期家屬衝在前面，帶著辯護律師去抗爭。家屬表示自己的決心非常重要，你做家人你都不理不睬，沒表現出很堅決的決心，可能旁觀的人也不會有那麼大的熱情支持。家屬在「709」的表現超過我們辯護律師，甚至可能超過關在裡邊的親人，很勇敢，而且也很智慧，讓人耳目一新。
我聽獲得自由的律師講過，他們在裡面曾經受酷刑，正是辯護律師和他們的家屬在外面不斷抗爭，使當局認識到再這樣沒辦法收場，才勉強保住了他們的性命，這是我最近聽到的情況。
從改變人心的角度講，「709」這個事件雖然沒有像台灣美麗島事件那樣，讓律師在法庭上充分發揮辯才，但也可說是中國走向民主法制過程中的標誌性事件，因為它同樣在全民進行了一場民主法制的啟蒙。（未完待續）＃
採訪整理：鄭延 責任編輯：蘇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