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2月28日訊】按：王全璋，北京人權律師，代理過農村土地拆遷、異議人士及大量法輪功學員維權案件，屢遭當局暴力對待。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後「被失蹤」半年，遭非法拘禁至今。
太太李文足被嚴密監控、軟禁、跟蹤、恐嚇、騷擾、警告、逼遷、約談……一年多來，她和其他「709」家屬一起，積極呼籲國際社會幫助解決中國律師遭遇的人權危機。「離開梳妝打流氓」是「709」家屬維權的一個口號。
（接前文）
記者：一般人都認為做律師是一個掙錢的職業？
李文足：確實，一般人認為律師是個掙錢的職業，但我們家沒錢。（笑）全璋要是為了錢，他就不會代理那些敏感案件了，比如法輪功學員這些案件都是賺錢很少的。每個月他給我們母子的生活費按時打在卡上。他說，「老婆，等有了錢我就把經濟大權交給你。」我說：「我不管，我懶得管你呢，我也知道你沒錢，夠用就可以了。」我不管家裡的經濟情況。
靖江出事後那一年，司法局給他壓力，事務所不給他出手續，有大半年他接不了案子。開始我不知道，後來他告訴我，我們是靠借錢生活，我當時特別難受，我說，「你為甚麼不跟我說？你要跟我說，我就省著點花，少買點衣服，少買點化妝品，你不跟我說，我哪裡知道？」我埋怨他不告訴我。全璋不愛表達，但我知道他很愛我們，愛這個家，所有的困難都是他一個人在承受。（擦眼淚）
全璋出事後，有好幾位法輪功學員找到我，說以前王律師給我們代理，沒收錢，王律師出事，你帶孩子不容易，想給一些幫助。從朋友那瞭解，全璋代理法輪功案，看到特別困難的，就力所能及地免費幫助。
平時和我聊天中，我也知道他幫助了一些人。我見過四川一位大姐，女兒女婿也是四川的，煉法輪功被抓起來關在北京。她家庭條件不好，從四川過來一趟也不容易，所以她讓全璋每次會見幫她給女兒存錢。
我記得當時大姐跟他說起這事，說你幫我女兒兩次存多少多少錢，是一千五還是二千來著，全璋當時說，「哦！」他完全不記得這回事了，他平時就不太計較得失。後來全璋告訴我，大姐曾打電話表達歉意，說王律師，我現在沒有錢，律師費還要拖一拖，等我兒子辦完酒席收了份子，我就有錢給你了。
說起這些全璋很難過，他說你看她多可憐，生活太艱難了，他們多不容易！後來我在一篇文章看到，他認為他代理法輪功案件，收多少錢都是多了，按他的話，一分錢都不該收的，但是沒辦法，他還要養家餬口。
記者：「709」王全璋被抓時您是甚麼感受？
李文足：其實在2015年7月底我就收到他給我的一封信，說他暫時是安全的，只要他人在外面，他會不定期給我寫信，他讓我照顧好孩子，不要太擔心。那時我就隱約知道可能有甚麼危險。之前他也說過：如果我出事，你就帶孩子回老家，甚麼都不用管。
7月9日晚上11點多，全璋還給我打了很長的一個電話，他說正在出租車上，出差去另外一個城市，他說想孩子了，去山東處理一些事，忙完這幾天就回湖北接我們母子回北京，那時我帶孩子回老家一個多月了。
第二天上午我打電話給他，電話關機，我預感他出事了，就開始聯繫他的朋友，知道王宇被抓，王宇跟他是一個事務所的。接著12日央視新聞報導，說鋒銳所是一個犯罪團伙，王全璋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了。
開始六個月，我每天都哭，全璋被關押在甚麼地方我都不知道，生死不明。我一邊看手機一邊哭，我每天都在手機上關注「709」的進展嘛。有一天我忽然發現自己的視線模糊了，手機上的字是跳動的，是我哭得太多，那段時間眼睛出了問題。那時特別恐懼，聽說廣州一個叫張六毛的，到看守所沒幾天就死了，我怕全璋有不測。
我和峭嶺姐（註：李和平律師之妻）一起去北京律協找人，那天我倆都哭了，因為我們害怕，不知道我們的丈夫是甚麼情況，他們被抓了幾個月，下落不明，沒有一點消息，太恐怖了。就像失蹤的江律師，現在他太太的心情，我深有體會。一個政府怎麼能使一個人就這樣突然失蹤了？沒有任何交待？怎麼能這樣殘忍？強制失蹤一個人，這對他的老婆孩子、對他的父母、對他的親戚朋友是多大的傷害啊？！（擦眼淚）
記者：那您後來是怎麼轉變得比較樂觀的？
李文足：最開始我去各個地方要人，那時很大的陰霾啊，暗無天日，沒有一天太陽，還下了好幾場雪。律協那兒有一條河，下著雪，我抱著兒子，兒子小臉兒凍得都發紫了……（擦眼淚）我跟峭嶺連著找了12天，沒有任何結果……真是絕望……（擦眼淚）
他們失蹤六個月後，我們「709」家屬收到了逮捕通知書，說他們涉嫌顛覆國家政權，關押在天津。收到通知書的時候我們竟然是高興的，我們終於知道我們的丈夫還活著！（笑）之前我們不知他們的生死，通知書給出了一個消息：我們丈夫還活著！那天看了通知書回家後，我哭了半天，後來我哭夠了，我哭了六個月，丈夫還是沒回來，哭有甚麼用？哭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接了逮捕通知書，我反而一下輕鬆了：我不能再這樣消極悲觀，我不能每天都哭，既然我必須面對，為甚麼我不積極、樂觀一點呢？之前我們家屬不知所措，加上國保威脅，我們差點被嚇唬住了。之後我們家屬慢慢聯繫上，開始一起出去找我們的丈夫。
過去一個人走在路上，去看守所，去檢察院，很孤獨很難受。現在我們彼此做伴，彼此安慰，相互扶持，我們家屬就從悲傷情緒裡走了出來。所以後來我們「709」家屬給大家展示了一個積極、樂觀的狀態。雖然有時我也哭得稀里嘩啦，但是我內心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笑）
記者：您怎樣對兒子說起他爸爸？
李文足：全璋被抓走時，兒子才兩歲半，我沒法跟他解釋，說警察把你爸爸抓走了，警察是甚麼樣的角色，警察是幹甚麼的，對兩歲半的孩子來說這是難以理解的。兒子天天找我要爸爸，問我爸爸為甚麼還不回來，我說爸爸出差了，工作很忙，等爸爸工作完了，就回家了，爸爸非常想你愛你的。
兒子知道爸爸經常出差，但每天都會跟我們視頻聊天。有幾次兒子就把我的微信打開，找到爸爸的微信發視頻，然後問我爸爸為甚麼不接？我說爸爸不方便看手機，正在工作，沒有聽見……（擦眼淚）這一年多去看守所、去律協要人，我都是帶著兒子，我只能帶著他。他跟我這樣跑，慢慢就有些知道了。
有一天兒子突然問我：「媽媽，爸爸為甚麼被關在監獄？」我告訴他：「你爸爸是特別好特別好的律師，因為他幫助很多人，現在被怪獸抓走了，這些怪獸特別壞，不喜歡你爸爸做的事。」於是兒子就說，「哦，是這樣，那我好好吃飯，好好睡覺，長得壯壯的，和你一起打怪獸。」我說，「兒子你真棒！」…… （哭，擦眼淚）
記者：您覺得一年多來，您最要感謝的是誰？
李文足：記得最初，我對峭嶺姐說，我覺得這重擔我挑不下去了。當時峭嶺姐就說，你有沒有覺得這重擔不是你一個人在挑，你看有多少人在幫我們？！是啊，如果沒有大家的幫助，我想我走不到現在，我非常感謝給我們幫助的這些朋友，有很多是我不認識的，大家在與我一同承擔啊。
我最要感激的是律師，「709」剛開始大規模抓律師，全國一片恐怖啊，這種情況下還有律師能站出來，真讓我們這些家屬特別感恩。最開始我請的是山東李仲偉律師和襲祥棟律師，李律師一個人去天津好幾趟找全璋。央視動不動就抹黑、炒作人權律師，說他們為了名利如何如何，不是這樣啊。
襲祥棟律師跟我去天津那天，到看守所他們下班了，讓我們下午去，我記得好大的雨，特別冷，襲律師帶我們就近找了個小飯館，小飯館只有兩張桌子，他只點了二兩水餃做午餐！
在普通人眼裡，律師是個很光鮮的職業，很賺錢，很受人尊敬，應該是雞鴨魚肉一大桌子，好酒好菜招待，但這些人權律師不是這樣的。我知道全璋出去代理案件，那些當事人請他吃飯，他也很簡單，吃個麵條啊，或者簡單點些菜。
李仲偉律師和襲祥棟律師代理一段時間之後，司法局和單位就給他們施壓，不許他們繼續代理全璋案，威脅說再繼續就抓人，最後他倆被迫退出。當時我特別恐懼，一下沒了律師，我不知怎麼辦，再去找誰？找哪個律師？我很糾結、矛盾：全璋需要律師，但是我找律師就把風險帶給他了，那時正是風險最大的時候，我找任何人，都會把風險帶給他，我開不了那個口啊。
我就請其他朋友幫我聯繫。沒想到，余文生律師、王秋實律師挺身而出，我特別感激啊！一個多月後，王秋實律師被抓，程海律師又主動找到我，說他願意為全璋代理。
高壓之下，這些律師還能主動站出來代理全璋的案子，他們的勇氣和擔當真是令人敬佩。#
（未完待續）
採訪整理：鄭慧 責任編輯：蘇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