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歲時，我的養父母從印度領養了第二個小孩。我非常開心能有兄弟。事實上，我在印度最想念的人是小妹。在耶誕節人家問我最想要什麼，我通常會說：「我想要跟謝姬拉在一起。」
我當然也非常想念親生母親，但打從一開始，我的新媽媽就扮演著非常棒的母親角色，加上有爸爸在身邊更讓我備感開心。他們無法取代離開生母的遺憾，但也盡力弭平我的失落感。我生命中真正缺席的人——尤其是對某個沒有父母在身旁陪伴、長期獨自在家的小孩而言——就是兄弟或姊妹。
謝姬拉是我特別的責任。她是家裡與我關係最緊密、也是我最牽掛的人——母親記得我小時候常因為沒有好好照顧妹妹而有罪惡感。或許我最無法釋懷的，就是與古杜一起離開的那天晚上。
爸媽首次申請領養小孩時，並未填寫性別或其他要求限制。只要是需要一個家的孩子，他們就樂於接受——所以他們才得到我。因此第二次申請領養時，他們也作出相同決定；我們家的新成員可能是個小女孩，也可能是年紀比我大的孩子，而最後的結果是我有了一個小弟弟：馬拓希。
我不在乎新成員是不是一個妹妹，光想到家裡多了一個孩子陪我玩，這樣就夠了。而且，如果他跟我一樣安靜害羞，我想我應該可以幫助他適應新生活。他就是我要幫忙照顧的對象。
但馬拓希跟我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有一部分原因是人與人之間天生的差異性，另一部分則是我們在印度的遭遇大不相同。人們願意從國外領養小孩其實是非常勇敢的，因為這些孩子的背景往往非常複雜，過去各種不同的苦難也為適應新生活增添幾分難度，新家人之間甚至難以了解彼此，更別說提供協助。
由於馬拓希十分吵鬧且不聽話，我一開始只能選擇沉默與保留態度。相較於想討人歡心的我，他選擇了叛逆。
馬拓希謎樣的背景是我們兩人之間的共同點。他在貧困的環境中成長，沒有正式接受教育，也無法說清楚他到底是何時在哪裡出生。他來到澳洲時已經九歲，身上也沒有出生證明、醫療證明或其他任何官方文件能說明他的來歷。
我們選擇十一月三十日做為他的生日，因為那是他踏上澳洲的第一天。他跟我一樣像是憑空降落到這個世界上，但他很幸運可以降落在荷伯特的布萊爾利家。
關於馬拓希，我們知道的故事是：他出生在加爾各答附近，是說孟加拉語長大的。他的母親拋下他、自己從暴力家庭中逃走，他則被送去與身體虛弱的祖母同住。但祖母照顧自己都有困難，更何況要養另一個小男孩，因此她便將馬拓希交給國家，最後跟我一樣由ISSA——索德太太的領養機構——接手照顧。
受限於法律規定，一個孤兒只能在一間ISSA機構住兩個月，在此期間會想辦法幫他們回歸原生家庭或是安排接受領養。索德太太很高興能將他安排給布萊爾利夫婦，如此一來，我們就是兄弟了。
但馬拓希對於如此順利的領養手續並不開心，因為他是有父母的。雖然不能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母親下落不明，父親不想要他——所以他要符合領養資格也是困難重重。兩個月的時間一到，他又被轉回去利盧阿之家——我之前也待過的青少年收容中心——而ISSA也努力爭取讓我們家能順利收養他。
在利盧阿之家時，馬拓希就沒有我幸運了。他在那裡受到虐待與性侵，我們後來才知道，原來他以前也曾被自己的叔叔侵犯過。
經過兩年繁瑣複雜的法律程序，他明顯也被自己的遭遇嚇壞了。唯一的好處就是他的英文比我好，這也有助於他習慣澳洲的新生活。馬拓希的事情暴露出官僚領養制度所造成的傷害。我後來得知他的遭遇時，忍不住回想起我在利盧阿之家的那些夜晚，發生在我兄弟身上的事情，其實也很容易就發生在我身上。
補綴迷失的童年時光
隔天一早，卡魯騎車到飯店接我前往母親的住處。母親熱情歡迎我的神情與昨天一模一樣，或許她真的不敢相信我會回來吧。
到飯店接我之前，卡魯已經先將妻子和兒女送回母親家。他為我介紹他的家人──神奇的是，這四個人是從布爾漢普爾乘坐同一輛摩托車過來。
我前一天得知謝姬拉有兩個兒子，我很高興自己當了舅舅；此刻也很開心見到姪女和侄兒。
相聚過程中，我們一度安靜喝茶、相視微笑；但沒多久又跟昨天一樣，在雪莉爾與其他人幫忙翻譯下道出這些年發生的故事，並與絡繹不絕的訪客打招呼。接下來四天都是如此。不久後，謝姬拉也帶著丈夫與小孩回來。她家位於東北方一百公里遠的哈爾達，車程約須兩個鐘頭。
家人無可避免地問起我的妻子與小孩。聽到我還沒結婚生子，他們感到非常訝異。我想，如果我是在印度成長，這個年紀的確應該成家了。但他們似乎也很高興聽到我有女朋友，雖然我不確定母親是否了解女朋友的概念。
到了第二天，當地的新聞媒體聽說走失多年的小男孩已經長大成人，無預警地出現在加尼什塔萊街頭。地方媒體與國家媒體一同出現，電視臺攝影機在我家門前一字排開。他們提出許多問題，大部分都是透過翻譯，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自己的故事。講到最後，我都快覺得這是別人的故事了。
媒體的高度興趣著實出乎我的意料。我從沒想過自己的歸來會引起騷動，也毫無心理準備。這種情況增加了情緒負擔，但我也發現一件很棒的事情──印度有十多億人口，街上經常出現沒人看顧的小孩跑來跑去，這可說是一種非常混亂、甚至惡劣的環境。不過在加尼什塔萊──其實應該是整個國家──人人都陷入極度興奮狀態，因為經過多年分隔，有個走失的孩子竟然能再度找到家人。
來探看我的人越來越多，原本單純的家庭團聚儼然變成社會大事，大街小巷都能聽見音樂聲、看到群眾跳舞慶祝。我的回來似乎也激勵了周圍的人，證明即便人生中有再多苦難，這也不代表一切。有些時候，奇蹟會發生的。
我們這一家人似乎都善於壓抑，總要等到別無選擇才會釋放滿溢的情緒。一家人終於獨處的時間大部分都在拭淚，有開心的淚水，也有為了錯過相處時光的悲傷。我現在已經三十歲，卡魯三十三歲，謝姬拉二十七歲。上一次我見到謝姬拉時，她還是需要我照顧的小嬰兒，現在卻已經是兩個可愛小孩的母親了。
我想到一件事，連忙從壁爐中抓起一塊木炭給她看。她笑了，因為她小時候很愛木炭。記得她一、兩歲時，可能是因為太餓了，我有時會發現她在吃木炭，整張臉都被木炭塗黑。（木炭後來對她的消化系統產生嚴重影響，我們還帶她去找一個擁有特別知識、知道該如何治療她的婦人，幸好沒有造成永久性傷害。）現在我們會為此大笑，也說明我們距離那些日子有多遠了。（未完，待續）
——節錄自《漫漫歸途》／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王愉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