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4月13日訊】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一名博士後發表文章稱，自己在與英國學者保羅•威利斯、中國學者周瀟各自研究成果進行了對比，對比成果揭示了中國底層農村農家子弟們尷尬的底層再生產微觀運轉機制和日常行動邏輯。
一、「屌絲」與「土豪」交替作用的底層心態
據澎湃新聞網報導，中國學者周瀟在《反學校文化與階級再生產——小子與子弟之比較》一文（載《社會》2011年第5期）中描述了那些在2010年，身居中國北京某打工子弟學校中的「子弟們」所形塑的「反學校文化」。
文章說，他們隨同父母背井離鄉來到北京討生活，父輩們所從事的工作都是這個城市裡最不穩定、收入最低、強度最高的職業，加上髒、亂、差的生活居住環境和城市中心本位下無限度的制度性與道德性歧視，普遍意義上對父輩們所代表的農民工群體文化帶有無盡的排斥感，這種排斥感內化到個體自身，即呈現出深深的身分否定與極度自卑感。但這種身分否定和極度自卑感卻並沒有有效轉化為他們刻苦奮鬥以通過知識改變命運而躋身中上階層的正能量，反而阻止了自我身分改變的可能性。·
因此，北京子弟們只能通過「嬉笑打罵」等反學校文化的生產，來逃避和化解真實生活中的無聊、矛盾與失望，從而被迫加速底層再生產的自我形塑。
文章中說，北京農民工家庭出身的子弟們，因為寄居作為特大城市的他鄉而擁有強烈的客體性自卑心態與受歧視地位，那麼四川雲鄉學校中的少年們則兼具有「屌絲」與「土豪」交替性發生作用的底層心態。
一方面，雲鄉學校中的少年們沒有隨父母背井離鄉遠赴異地，他們的日常生活世界依然是在以農業生產為本的狹窄鄉間，農業文明的正統性和熟人社會中鄉土知識的廣泛應用與尊崇，使少年們這一鄉間內生性文化主體沒有產生價值迷失與排斥，鄉土社會中相對較小的群體異質性和村落內部同質化的公共製度安排，使雲鄉少年們很難遭遇來自他者的身分歧視與資源隔離。另外，父輩們外出務工與留守務農的收入都有了大幅提高，而國內持續性的「用工荒」又進一步提高了單位勞動力的勞動報酬收入，以至於有部分農戶成為了村落中的暴富階層。但作為鄉間「知識的代言者」，「農村教師」的收入甚至不如「小工」，這樣的尷尬現實反向刺激了少年們的驕傲心態。雲鄉少年們卻並不對農業生產或外出務工方式表達出文化主體性認同，他們僅僅是在父輩們現在比農村老師們賺錢多的基礎上表達出驕傲，這是一種「土豪」式心態。
另一方面，正是因為他們對農業生產或外出務工方式並沒有形成真正的文化主體性認同，相反他們甚至極度排斥這樣的底層生存方式，所以才會在與外界世界間接化的經驗接觸中和底層生存方式無法改變的自我確證中，又產生強烈的自卑心態。這與北京子弟們的自卑心態體驗具有某種一致性。但少年們的自卑顯然更多來自於自己內心對其它社會優勢階層優質生活方式嚮往卻不可得的失落感，而不具有北京子弟們那種被赤裸裸外在身分歧視的直接性，因此少年們的自卑更多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自嘲狀的「屌絲」式心態。
正是「屌絲」心態與「土豪」心態的交替性，使雲鄉的少年們在更複雜的意義上實現著底層再生產。
二、對文憑和知識的態度
北京的子弟們對文憑和知識的態度是深信不疑的。他們並不崇拜具有「男子氣概」的體力勞動者，而是期待著坐辦公室和幹不累人又能拿錢的腦力工作。他們並不願如自己的父輩一樣在城市中從事辛苦的體力活，而非常希望能夠出人頭地，通過努力學習知識而獲得文憑，進而躋身腦力勞動者行列，成為父母眼中的驕傲。他們羨慕和佩服大學生，尤其是名牌大學的學生，他們中部分子弟故意表現出對大學的淡漠和不屑態度，實質上是看到自己與大學無緣後而產生的心裏調試而已，如果真能給他們一個上大學的機會，他們馬上就會變得對大學充滿積極的嚮往。
雲鄉的少年們則與北京的子弟們對文憑和知識的明確態度不同。他們的話語表達和行為表達充滿了模糊性。一方面，在問卷調查中，幾乎任何一個少年都沒有表達對文憑和知識的明顯反對。在雲鄉學校八、九年級54個有效樣本中，認為讀書有用的高達47人，佔87.0%，認為讀書無用的則為0人，認為無所謂和不知道的也僅僅分別有2人。可見，他們似乎和北京子弟們一致，對文憑和知識態度深信不疑。
然而，另一方面，當筆者走入田野對他們做深度觀察時，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則對筆者表達了對文憑的深度懷疑性，對知識有用性也發出了嚴峻挑戰。少年們認為：「如果文憑和知識有效，那為甚麼他們的老師們每天的日收入還不如他們那些沒有文憑和知識的父輩和鄰里呢？」「為甚麼村落中大家公認的榜樣不是讀書好而考上大學的孩子，反而是那些沒有考上大學、甚至沒有讀高中就早早在外邊賺錢的孩子呢？那些考上大學，甚至名牌大學的孩子也不過是畢業後回家裡幫父母在小賣部幹活而已，還浪費那麼多錢和時間。」「為甚麼那些鄉校中循規蹈矩的好學生後來大多數都發展很一般，而調皮搗蛋的差學生很多後來卻發展得很不錯呢？最後好學生還得給差學生打工去。」
顯然，諸如此類問題的提出，表明雲鄉少年們不同於對文憑和知識深信不疑的北京子弟們，他們似乎洞察到了文憑和知識能偶爾促進社會階層上升流動的有限性，也認識到了即時性直接報酬回報的重要性。他們不崇拜自己作為農民階層和農民工階層的父輩們，因為少年們的父輩總是具有明確的自我身分認同感和歸宿感，無論父輩們是外出務工抑或留守村落，總是始終無法擺脫農民的身分，而農民的身分又總是受到社會公開的話語歧視。少年們不想成為農民，他們夢想能進入城市賺大錢，只要能達成此目的，則無所謂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都是少年們心中所崇拜的「男子氣概」。
可見，少年們和子弟們的雙重複雜性，但同時也具有現實的靈活性，這無疑使他們在學校中能更充滿想象力和自由度地去挑釁和對抗學校權威，並製造反學校文化而再生產底層自我。
三、「洞察」與「部分洞察」
北京子弟們顯然沒有達成「洞察」或者是「部分洞察」。子弟們的「被迫放棄」實質上正是沒有達成「洞察」或「部分洞察」的結果。因為「被迫」意味著制度性因素的阻滯並沒有被在子弟們身上形成主體性認知自覺，如果他們真正達成了「洞察」或「部分洞察」，北京子弟們就應該選擇「主動放棄」之路。但他們沒有，他們僅僅是在最終報考受限或考試失利後因無力在教育軌道中再次上升才被迫放棄，他們相比少年也都更尊重教師，更聽從學校主流的價值觀和權威，更服膺於家長的期待。
雲鄉的少年們顯然具有「部分洞察」的痕跡。他們輕視農村教師，是因為看到了在一個底層社會結構漸趨固化的社會中，知識，特別是普遍性知識要改變底層命運的難為性。他們在課堂上抗拒學習，實質上是對文憑和知識無用的嘲諷，同時也是對窒息底層上升流動的不公平教育篩選體系的抗爭。先天不均衡的教育資源和後天不公平的教育分流制度，使他們不可避免地淪為「先天不足、後天更弱」的弱者。
他們反抗被官方規定性的時間控制和全景敞視狀的空間監視，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樣不僅不可能在教育篩選軌道中通過所謂的學業成績提高而改變命運自身，反而使自己在封閉性的圍牆之內更顯壓抑。他們成立「兄弟會」、樂此不疲於「師徒制」、「親戚制」、「情侶制」等非正式同輩群體，儘管在主觀上是為了抵禦其他同輩群體欺負或欺負其他弱小同輩、計劃式的故意對抗教師和學校權威、尋找同輩關係中的主體性和成就感，但是在客觀上卻通過非正式群體的建構預演和再生產了社會結構化中的真實權力等級關係與主體性向度預期。他們通過「找樂子」、「暴力」與「偷竊」等方式尋找刺激和擺脫無聊，實際上是在釋放文化和心理壓力的同時，通過「主動放棄」加速著底層的再生產。
責任編輯：洪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