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4月16日訊】我在《復活節懷念陳麗春》一文裡寫道：「與當年馬歇爾干涉中國內政導致蔣介石東北停戰一樣，美國也在干涉南越內政，其共同特徵是：打壓堅決反共的國家領導人。打壓的唯一理由是當局『獨裁、不民主。』（關於這一點，我今後擬專門文章批駁）。」
現在就來談談自己的看法—–
1954年6月，吳庭艷臨危受命，從國外回西貢出任總理，那時的南越和以前中國蔣介石政權有許多共同之處：一、都處於非常動亂的年代；二、國力衰弱；三、越共和中共都成立了國家級建制政權並有正規武裝力量，目標是武統全國；四、自由政權和共產政權都有外國勢力支持；五、自由政權治下有很大的自由空間，共產政權實行嚴密的專制統治；六、吳、蔣都是民族主義者，把美國視為朋友但不容忍過多干涉內政；七、吳庭艷信天主教，蔣介石信基督教，二人都深受儒文化影響，吳庭艷飽讀中國經史，能以漢語及書法賦律詩……
吳庭艷甫抵國內機場只有寥寥數人歡迎，吳未作停留，匆匆蹬車直奔總統府。基於南越滿目瘡痍、混亂不堪的局面，沒有人看好吳庭艷，都認為他是又一個政壇走馬燈。可是，吳庭艷上任後抓住兩個人成為自己得力的左臂右膀，一步步控制了局勢、穩定了國情，慢慢將南越引入正常發展的軌道。進而，廢除君主制，改建共和制，通過全民選舉成為國家首任總統。
這左臂右膀就是他的兄弟吳庭瑈和弟媳陳麗春。有這二人輔佐，吳庭艷的治國與反共大業蒸蒸日上。具體事例我不絮叨，大致來講跟當年蔣介石平定亂局之後的30年代中後期發展情形相似。西貢的繁榮自由一時間弛譽海內外。
吳庭艷與蔣介石這二位總統掌控局勢所倚靠的核心力量有所不同：吳是倚靠家族成員，蔣是倚靠黃埔系和江浙人。這最靠得住的核心力量的屬性恰恰是政府同僚和美國人所反感的，因為，它有違民主。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用人情形？我認為，這是封建制度向民主制度過渡期間不得已而為之的必要過程。因為民主意識還沒完全植根於軍隊和公民心中，執政者不得不部分倚仗血緣、宗親、鄉情、學友等關係來維繫行政架構。此拜亞洲文化所賜，類似於 「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 的道理。在極其動亂的年代，如果完全以「民主制度」取人用人，那很可能就是一把雙刃劍。事實上，吳庭艷的兄弟吳庭瑈能挫敗好幾起針對總統的暗殺行動就是因為他掌控著公安、特種部隊和青年組織，並竭盡全力輔佐哥哥的結果。如果說他「專權」，那是值得的，值得在：專權後實施的目標。
吳庭瑈不善言辭、深居簡出，因此得罪了許多想要套取新聞信息的記者和其他人，造成了很深的誤會。由美國中情局策劃的推翻吳庭艷政權的軍人政變最後關頭，軍隊與吳庭艷在電話裡達成吳流亡國外的口頭協議，軍方派裝甲車去教堂接他們，吳庭瑈猶豫著不想上去，還是吳庭艷說上吧，沒關係。結果，二人在裝甲車內慘遭殺害。謀殺，原本不是軍方的意思，而是自告奮勇要去接吳氏兄弟的將軍梅友春因為以前被總統降職使用而對總統懷恨在心，此時趁機報復幹下的。以吳庭瑈上車前的猶豫來看，顯然他更有亂中判斷真像的可貴直覺。這也直接證明瞭他是總統不可或缺的助手，也證明瞭「內舉不避親」這一傳統文化的成立理由。另一例就是，在政變中吳庭艷十分信任並重用的愛將宗室訂背叛了他，令政變得以順遂。年僅36歲的宗室訂是第三軍區（相當於北京軍區）司令兼西貢的軍管市長，二人情同父子，吳庭艷把拱衛京畿的重任委以他，他若站在吳庭艷一邊，政變斷無成功可能。事後他說他受到美國很大壓力，實在無法顧及人格道義和所謂的「父子情」了。所以，動亂年代的生死與共當以血親最為可靠。後來在政壇出將入相的阮高祺在鎮壓峴港佛徒與軍隊勾結的叛亂時，用的指揮官黎源康就是自己的發小，二人讀小學時同騎一輛自行車上學堂。靠著這層關係再加上信息保密、全力以赴、速度快捷、手段凌厲、鎮壓（殺人）果斷，大事終於辦成。事前，阮高祺口風緊到連美國方面都沒通報，而峴港正是美國駐南越的第二大軍事基地，轟炸北越的飛機都從這裡起飛。
吳庭艷任總統時，在南越的越共間諜多達14000人，其中6000人已潛入政府和軍隊中。潛入南越軍中的越共王牌間諜範玉草就是從胡志明的越盟跑到南方來宣誓效忠新政權後被錄用的，此拜寬鬆的民主制度之賜。當時，他的哥哥範玉石還在胡志明手下任要職且早在1946年就成為胡志明辦公室主任。這樣的政治背景若換成是自由世界的人投靠專制的北越和延安政府，早就被處死好幾回了。這跟蔣介石當年信任身邊要人完全一樣。據宋慶齡秘書張紫葛回憶錄稱，曾有人提醒蔣介石：身邊要人有共黨嫌疑。可是，身為基督徒的蔣介石抱著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的態度，不予理會。萊蕪戰役中葬送了蔣介石整編46師並私會了陳毅的高級共諜韓練成隻身「逃」回蔣介石身邊後，蔣不但不懷疑追究，還稱他是「萊蕪戰役唯一生還的英雄，如無過人的膽量和超群的智慧，怎麼能從陳毅鐵桶似的包圍中逃出來呢?」 接下來，韓練成又在孟良崮戰役葬送蔣的整編74師。其實，46師有個逃回的團長與華野有個投蔣的共軍幹部都談到了韓練成在萊蕪戰役的失常表現，杜聿明向蔣介石密報：「如果韓練成不是共產黨倒還罷了；如果是，那我們的計畫、戰報都在他皮包裡，他又天天跟在校長左右，這個仗怎麼打?」 蔣介石依舊不質疑，認為是二人不合。
南越和中國的自由區完全不像北越和延安那樣對人事實行嚴苛的政治審查。範玉草投奔南越政權站穩腳跟後，得隙化蝶，漸漸進入高層，獲取了許多絕密情報。他後來被委派駐美大使武官，把一切美越軍事合作計劃與細節詳盡報送北方。另一位替美國和吳庭艷做過情報工作的越共王牌間諜範春安則被越共在斟酌考量之後重新安排，受聘到美國《時代週刊》，利用記者身份的自由度和越、美要人對他的信任度，從高層到底層通吃，獲取了大量軍事情報，其中不少是寶貴的一線情報，然後通過越共戰區–柬埔寨–廣州–河內轉達至胡志明和武元甲手中。胡與武一看到他的情報就興奮地說：「我們現在就像在美帝的作戰室裡。」 這一切，與蔣介石身邊的共諜郭汝瑰、劉斐毫無二致，兩人都任過中華民國國防部作戰廳廳長，劉斐還任過軍令部次長，國防部參謀部次長等職。不獨胡、武對范春安有感嘆，毛澤東在接見韓練成時也說過：「蔣委員長身邊有你們這些人，我這個小小的指揮部，不僅指揮解放軍，也調動得了國民黨的百萬大軍啊!」
看越南南北雙方和中國國共的博弈史，可以明顯看出，專制大大地鑽了民主的空子。在自由世界裡屢屢發生的大學生遊行示威、工人罷工破壞機器、國際國內記者自由報導、間諜進入軍政系統、敵對勢力前來辦報紙做宣傳、暗殺謀殺（越共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幹得最多）、政變、製造謠言、蠱惑人心等等事件，沒有一件在專制的共產轄區發生過，也沒有一件有發生的可能性。我一直以來的想法就是，控制局面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操作，有點像武術裡的 「實作」 或 「講手」 ，要去民主化、去理想化。在中共裡邊，這一點做得最出色的是康生、在國民黨裡邊做得最出色的是戴笠（蔣介石同鄉），二人都是實實在在幹悶活路的人。有人評價，如果戴笠還活著，共產黨得江山便不知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他的存在抵得上百萬大軍，難怪毛澤東在建國後視察基層時還專門獨自一人去看了戴笠的墓，不是一位震撼過他的對手，他會屈尊聖駕去看嗎？在駐足墓前時，毛澤東想了些什麼？他們之間的一些驚心動魄的博弈故事以及戴笠的真正死因或許將成千古之謎。在國統區，戴笠是一位專制者，唯其專制，他才能成功地統治和運轉一個龐大的情報兼行動王朝，他還建立了本系統運營所需要的獨立資金來源。除了蔣介石，沒人能夠對之掣肘。他可以最大限度地施展自己天才的反共本領、釋放自己最大的反共能量，令共產黨膽顫心驚、談之色變，也令美國中央情報局刮目相看。美國中央情報局、中國軍統、英國軍情五處、蘇聯克格勃以及後來的以色列摩薩迪都是世界公認的出色情報機構。
由於戴笠偵防、偵破共產黨的觸角分布廣泛，令抗戰勝利後的國代會上響起一片「打倒特務」的呼聲。當其實，延安府軍力逐漸壯大，地盤日漸擴張，內地有很多看不慣蔣介石專制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為毛政權喝彩。國代會上「打到特務」的呼聲就是從這些人嘴裡蹦出來的。這跟吳庭艷當年執政到後期的情形完全一樣，大學生們、知識分子們、平民們看不慣吳家的家族統治而上街要民主、結束吳家統治，結果換來國家一片狼藉、再也沒有安寧日子可言。是的，民國國代會呼喊口號後，蔣介石打壓了戴笠的勢力，特務收斂了，結果卻是：迎來國民黨的全面潰敗和共產黨的全面勝利後形成了更為恐怖的 「全民特務」 時代（互相告密）。不知當年的民主派頭頭們和知識分子們作何感想？喔，許多頭頭們都當了光榮的大右派哩！與此相同的是，當年為越共立下汗馬功勞的王牌間諜範春安和組織佛徒示威自焚的有複雜政治背景的釋智廣在越共統一江山後都被軟禁起來失去自由，範春安甚至被勞改。夜晚的黑與東方的賊毫不含糊地印證了光明與文明的對立面為何物。這給單純幼稚的理想主義者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
知識分子（包括西方的）最大弱點是理想化、空洞化、形而上，對殘酷的實際運作不重視、看不起甚至鄙視和找碴。殊不知，兩個意識形態對立的政治勢力在實際較量中全是使用的有效手段而非烏托邦口號，最終結果是強者勝、狠者勝。
在越戰中有一幅廣為流傳、震驚世界的照片，它就是南越全國警察總監阮玉鑾上校舉起手槍當街處決越共中尉的照片。這幅照片在西方激起洪水般的聲討：「為什麼不經審判就槍決？」、「阮玉鑾是戰犯！」 它激起民眾巨大的反戰情緒，它產生的巨大影響力對後來美軍撤出南越、結束越戰，起了很大的作用。西貢淪陷後，已經升為少將的阮玉鑾與其他將領逃出越南，加拿大政府竟然不願收留他，他只好來到美國，開了一家小餡餅店養活自己。就在這家小店裡，他還時時受到騷擾……而這幅照片鮮為人知的真正背景是：1968年新年將臨，越共和南越美軍在巴黎達成停火一週的協議，雙方人員好好過一個和平的新年。然而，大年三十的除夕夜，越共突然對南方30個城市（包括西貢和順化等各個重要據點）發動突然襲擊，連美國駐越使館都被佔領數小時之久。情勢一時大亂，數週後才恢復正常。艾迪.亞當斯就是在這期間拍下這幅照片，後來，當他得知了槍殺事件真相時，說了如下這番話：「那天，堤岸華人區還有零星槍聲，一位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同行邀我同去走一趟，街上什麼動靜都沒有。我忽然看見南越警察捉了一名越共中尉軍官走過來，我們隨後跟著看動靜，以為最終會將他送上囚車。此時，阮玉鑾不知從什麼地方走出來，押解越共的警察上前向他耳語，阮玉鑾聽罷立即舉起手槍，指著這名越共的頭部，我便將鏡頭對焦瞄準了這一幕。我原以為只是恐嚇一下犯人，因為這是常有的做法。但阮玉鑾扣動扳機，砰一聲，越共應聲倒地，只見鮮血像泉水般從他的頭顱噴射出來，這一瞬間被我記錄下來。後來查出這位越共被捕前剛剛殺死了一位警察少校，接著又用匕首刺死少校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一家人。這位少校正是阮玉鑾非常信任的部屬和好友，但阮玉鑾卻因此落個萬夫所指的罵名，實在很不公平。」 艾迪.亞當斯的後半身過得很內疚，他說：「我獲得普利茲獎，代價是一張照片背後的兩個人，這張照片的陰影，30多年來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或許死後才能消失！」 硬漢阮玉鑾流亡到美國後始終保持軍人本色，對事件導致的名譽毀損從不解釋，他說：……我什麼都不怕，當我死後，上帝會審判我，你不能審判我，沒有人可以審判我。」 這幅瞬間定格的照片就這樣欺騙了所有不明真相人的眼睛，其悲劇性後果是反轉了是非，意外地將率先出手的恐襲分子定格成了受害者形象。
令人遺憾的是，當一邊倒的部分美國媒體記者被軍方安排到越共新年偷襲後的現場採訪時，竟然不相信偷襲是事實，認為是軍方撒謊。還有就是當美軍安排記者採訪他們拆除廢棄的軍用觀察點時，記者竟然編造謊言報導，說這些是被越軍攻占的美軍陣地。我認為他們的出發點不是為了報導事實，而是盡量杜撰負面消息以博讀者耳目，製造個人職業的專業性「新聞效應」。是一種不顧西方自由世界利益和終極目標的、極度自私的卑劣行為。
威廉・曼徹斯特所著《光榮與夢想》裡講，二戰中美國兵要設置陷阱，必須經過四星級將領批准。這可以說是西方人在戰爭中人道主義的具體體現，而在越南，一個二桿子共軍游擊隊員就可以設置陷阱。越戰中把美軍打得膽顫心驚的不是現代化武器，而是陷阱、地道和狙擊手，巧的是，這三樣東西都屬暗器。後來美軍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也效仿越共挖陷阱，布地雷，但終因傷及無辜平民而放棄。白天的亮因著理念再一次輸給夜晚的黑。民主美國更自我拉黑的事件是：66年-68年的越戰高峰期，美國駐寮國大使威廉.沙利文不准美軍進入寮國境內行動，對美軍特別行動組進入寮國破壞胡志明小道都面有難色。甚至派直升機進入寮國營救有難同胞也得先向他報告，而他的回答則是不願與軍事行動有任何牽連。大使嚴守中立的態度逼得特別行動組司令向華盛頓要求授權進入寮國山區探索，這也遭到大使反對。與美軍在外交上掣肘相反的是北越在寮國進出如入無人之境，這讓戰場上的美軍如何能放開手腳打仗。這活脫脫就是一個現代版的宋襄公。
自從日內瓦協議把越南劃分為南北二政權後，南越從來沒有糟踐過協議，都是北方越共向南方滲透、進攻，以及在南方搞武裝顛覆，這與韓戰的起始狀況完全一樣。野心勃勃、胡作非為、心狠手辣、不按牌理出牌、無所不用其極的都是共產政權。在高峰期，分散在南越的共軍兵力高達60萬之眾。包括周恩來在內的英、美、蘇、法、南北越簽字畫押的日內瓦協議形同虛設（中國先後向越南出兵30萬，他們的任務是保衛北越，以使北越軍隊可以全力進攻南方）。
美國策劃軍人政變推翻吳庭艷政權有幾個主要原因：一是，有人認為吳搞家族統治，弟弟吳庭瑈專權；二是，大學生、佛教徒和民眾示威不斷；三是，陳麗春說佛教徒自焚是barbeque（燒烤）。關於第一點，我前邊已陸續談了自己的看法，從封建制到民主制的過渡期，心懷野心、胡作非為的人不少，不如此難以成事。事實上，在這個轉折期，像越南這種軍閥割據、占山為王的社會，完全講民主是死路一條，誰在台上也坐不穩。美國以標準的民主體制去度量和要求吳庭艷，是犯了民主幼稚病，前中國國民政權之被顛覆已然證明瞭這一點。關於第二點我已在《復活節懷念陳麗春》裡講過一些，這裡邊除了有政治背景的佛徒釋智廣跟吳庭艷拚命死磕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吳家三人都是天主教徒，這在以佛教為主的封建保守的越南，是令佛教徒們難以容忍的。事實上，吳庭艷政府的內閣、議會和軍隊指揮官裡佛教徒都佔主要比例，副總統也是佛教徒，所謂吳庭艷打壓佛教完全是別有用心的空穴來風。關於第三點，是陳麗春面對對方絕不退讓的局面而說的話。極憤出怒語，陳麗春沒有任何官職，不是一個善於掩飾的政客，她的耿直率真盡人皆知。上述三點，都是吳庭艷不能退讓的，退讓了任何一步，這個政權就會徹底崩潰。美國曾要求吳庭艷讓步，吳說：「我不是政治花瓶。」 那個節骨眼的鬥爭就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美國體面的民主觀治不了滿地打滾撒潑的亞洲混球，也救不了從亂局中建立起來的、脆弱的民主共和體制。在亞洲反專制需要專制操作，否則，什麼也別想幹。這是西式民主很難懂的亞洲潛規則。
美國到南越來是幹什麼的，是來對抗北方共產黨的，這是它的主要任務，也就是所謂的主要矛盾。而吳庭艷兄弟反共剿共成效卓著，他們出身書香門第，祖、父輩都是政壇要人。陳麗春出身名門望族，先輩亦任政府要職，她本人受過良好教育，精通越、法、英語。吳庭艷的哥哥當年雖然抗法，卻拒絕加入胡志明的越盟而被胡志明活埋，父親也被胡志明殺害。吳庭艷本人也坐過胡志明的大牢。這樣的家族於公於私都與越共有不共戴天之仇。可以講，美國踏破鐵鞋都找不到這樣理想的南越總統。吳庭艷政權是文官政權，懂得大道理、懂得如何治國。1959年，胡志明接到潛伏在南方的幹部請願，要他即刻對吳庭艷政權採取行動，不然，吳庭豔的表現會越來越贏得南部人民的心，如此下去對越共在南方展開的革命越來越不利。胡志明不同意，認為時機未成熟，對吳庭艷魯莽會招來更強硬的反擊。此時，越共15屆全會即將召開，胡志明又派出強硬派頭目黎筍秘密南下考察。黎回來匯報說：「如果我們不訴諸武力，那麼我們已經被破壞的組織只有等著徹底瓦解。」 （由上述兩個敵方之口說出來的話，足以證明吳庭艷堪任總統的不凡能力）於是，胡志明改變主意，在15屆中央全會向南方發出了 「立即執行摧毀南方政權及解放南方」 的指示，第二次越南戰爭全面爆發。
就在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1963年，美國卻為了 「民主」 二字，不惜花大力氣和重金把吳庭艷推翻。從此，南越內部陷入無休無止的軍人執政繼而又迅速被推翻的惡性循環裡，政權的短期輪換成了家常便飯。這樣的內耗徹底渙散了抗共的力量，給了越共可乘之機。美國對南越之不負責任還在於，它只知道策劃軍人推翻吳庭艷政權，卻沒有接替吳庭艷位置的繼任人選，任由他們長期互打互殺形成抗爭亂局。如果沒有與吳庭艷相同能力或超越其能力的人上位，那推翻吳庭艷就變得毫無意義。對於有精密科學思維的美國人而言，這個遺留之謎也是令我難以破解的。
看不懂的還有馬歇爾當年在中國對蔣介石追殺林彪的橫加干涉，眼看林彪奄奄一息、東北大事將成，蔣介石卻只好忍氣停火。而林彪贏得喘息之機重整軍力殺回來得勢不饒人，一路從關外殺到關內，直殺到海南止步。馬歇爾以和平願望力促的國共聯合政府在哪裡？美國對蔣介石停止軍援達18個月之久，而蘇聯則源源不斷地將自己戰場結束後的武器和日本關東軍武器移交給林彪，僅日本武器就有：步槍740000支；機槍18000挺；飛機800架；坦克800輛；各種大炮逾4000門；600個倉庫的彈藥及裝備、還有松花江上的全部艦艇。其中的重砲在攻克長春、瀋陽、錦州時產生了毀滅性打擊力量。這便是馬歇爾這位款款君子搞不懂的夜晚的黑與東方的賊。毛之帝王心早在橘子洲已昭然若揭，豈是一個聯合政府能框得住的。毛從井岡山開始就嚐到了武裝鬥爭的甜頭，如今，東西南北都有他的力量，他豈能放棄。自由與專制水火不容，這是一個常識，馬歇爾為什麼會如此犯渾？毛澤東後來跨江追殺蔣介石，可曾聽從了史達林的調停？如果以毛澤東同樣的野心和軍事規模出現在美國，美國政府會不會不出兵剿滅而與之組建聯合政府？這一連串的謎團我找不出答案。我要說，馬歇爾在中國是闖下了滔天大禍的（就像甘迺迪給南越闖下滔天大禍一樣）。南越的陳麗春在甘迺迪遇刺身亡後，在致甘迺迪夫人傑奎琳的唁電裡有這樣幾句令人心酸的話：「……我絕不希望任何人也遭遇南越人民和我現在忍受的同樣痛苦，尤其是當我們這麼接近戰勝共產黨的時刻……即使是掌握著權力，對共產主義表現出非常慈祥的態度，也難逃共產黨的打擊。」
當年，延安對外扮演清正、廉潔、勤政的形象，毛澤東及其跟班對外開明謙恭、笑容可掬，欺騙了前去考察的國統區民主人士、欺騙了前去採訪的美國記者，也欺騙了馬歇爾這樣的美國政府代表。這是美國認人不認體制的重大失誤，是價值觀的重大倒置。以讚賞周恩來的 「人格魅力」 來模糊他的政黨角色從而忽略他心狠手辣的鬥爭哲學與陰毒手腕，是西方人對魔鬼犯下的刻意縱容之罪。南越學者黃文致早年參加胡志明的越盟獨立鬥爭，後來發現胡志明在土改中殺人，就斷定胡志明搞的不是所謂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是共產主義運動。他毅然脫離組織逃往西貢，後來跑到美國搞學術。他寫了多本在國際上深具影響的著作，包括《土地改革》、《從殖民主義到共產主義》。在美國還沒出兵越南時他就預言胡志明會勝利，越南將從殖民主義走向共產主義。中國國統區的所謂開明人士和西方觀察家連黃文致的水平都不如，他們竟然認為毛澤東是追求民主者、是土地改革者，而蔣介石是專制者、是保守勢力的代表。就這樣，同情和支持延安政府的人愈來愈多。
史迪威上將看不慣蔣介石和他的軍官、他們也因此結下樑子。要自己主宰軍隊的蔣介石後來迫使美國政府召回史迪威。中國軍隊有問題不奇怪，剛從軍閥過渡到正規軍，肯定有不盡人意的地方，驕奢淫逸和貪污腐化都是可以治理的。越戰期間每月從美軍基地流失到黑市的軍用物資高達1200萬美元之巨，令人難以置信。美軍上層和南越政府聯手掃蕩過軍用物資黑市，但稍後又死灰復燃，掃而不絕。它們從武器到藥物到行軍床到短波收音機等等應有盡有，許多物資被越共買下偷運到北方成為戰備物資。所以，完全乾淨的軍隊很難尋找。羅斯福 「爐邊談話」 曾說：「美國要成為民主主義的兵工廠。」此話奠定了向民主國家軍援的政策。他答應給蔣介石500架飛機組成新空軍，但是編成了美國第14航空隊，名義上歸陳納德指揮而實權卻握在史迪威手裡。這500架飛機中的200架被史迪威調去保護他在印度練新兵的機場。又調了150架去緬甸戰場。最後，陳納德這個空軍司令、這個響噹噹的國際遊俠只有150架飛機可用。不但如此，汽油還掌控在史迪威手裏。陳納德要駕機幫助中國軍隊作戰，向史迪威要汽油都很艱難。蔣介石曾致電史迪威撥汽油給成都機場的美機援助豫中會戰，史迪威置之不理。當年，美國有不少自由記者（無新聞媒體僱傭的）被延安拉下水，成為共黨粉絲，專門歌頌延安、揭露國民政府陰暗面，令美國對蔣政權有了很多負面看法。一些共產黨控制的文化組織也深刻地影響著國務院決策。史迪威和馬歇爾是否也是這些 「白左」 的受害者？一手提拔史迪威的恩師馬歇爾是否也受愛將史迪威的影響而對蔣介石抱有成見？
跟中國的情形一樣，美國駐越記者也看不起南越的軍官，其實，南越的軍人有豐富的地方作戰經驗，他們對付越共軍隊比美國軍隊有經驗。越共土法上馬的游擊戰把美國軍人折騰得很慘，而南越軍人更熟悉他們的套路。陳麗春就曾講過：「你們只管提供支持，其他的我們來做。」 結果，美國越俎代庖，惜敗於超級大國的剛愎自用和疏忽大意。
抗戰時期，共產黨的《新華日報》辦到了陪都重慶，國民黨的報紙卻沒有辦到延安。重慶發生的任何負面新聞，立即被記者捅得滿天飛，而延安文人王實味僅僅寫了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之類大實話就被斧頭砍死丟進枯井。重慶辦一場舞會叫紙醉金迷，延安辦舞會卻沒人去說三道四。宋美齡自己出資在重慶為國軍抗日烈士孤兒辦保育院，公開招聘的院長卻是中共黨員，在保育院裡教孩童排演延安話劇《放下你的鞭子》，這些國軍的血脈後代，竟被共黨用宋美齡的私房錢培植成仇恨政府的冤家……
越、中兩國自由政權的坍塌其實就是白天輸給了黑夜、良民輸給了匪賊、君子輸給了小人、民主輸給了專制、民主輸給了民主之氾濫……
「白天不懂夜的黑、西方不懂東方賊」 之說同樣適合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之後的東、西差異，結局如何大致能猜出七八分。不過，這是另一篇文章，寫起很痛，不願再寫。
一點尾語：人的素質差與民主之間是什麼關係？我認為應該是：專制時素質差，就要建立民主；民主後素質差，就要捍衛民主。怎麼捍衛？辦法有的是，那就要看你素質差到什麼程度。這一點，吳庭艷比蔣介石做得好。民主政權剛建立時很脆弱，素質差的人就是打著民主的牌子胡作非為，所以，斷不能讓他們得逞。民主氾濫往往稀釋民主。看不到這一點就不能捍衛民主。
（說明：越戰相關文字引自新加坡資深越戰記者陳加昌晚年所著《越戰機密檔》）
2016、4、8老樂於澳洲
（大紀元網站首發）
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