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4月30日訊】內蒙古通遼市霍林郭勒市沙爾呼熱鎮法輪功學員譚麗雲，十七年來屢遭綁架和非法關押，曾被綁架到看守所達十次之多，被關洗腦班一次，遭非法勞教四次（包括「所外執行」）。二零零五年，四十多歲的丈夫含冤離世。原本一個幸福家庭在江澤民的打壓和迫害下家破人亡。明慧網報導，二零一五年六月，譚麗雲對江澤民提出控告。
以下是她在控告書中的陳述：
在修煉法輪大法之前，我在坐月子中留下風濕病，夏天都穿著很厚的衣服，偏頭痛，天天吃去痛片；女兒十歲就患上了腎小球腎炎、扁桃體炎、鼻炎、心肌炎，不能上學，上下樓都要背著，每天吃中藥，每次一買藥就買一大包。丈夫患有乙型肝炎。這對一個單職工的家庭來說是巨大的壓力。我們夫妻二人身心交瘁，感到生活一步步陷入絕境。
這時，朋友送來了一本《法輪功》，從此以後，一家人走進法輪功修煉。大家一起去公園煉功，只煉了半個月，孩子身體好了，就能上學了。一家三人身體上的疾病都不翼而飛了，孩子每天歡蹦亂跳，丈夫的臉色也從原來的暗灰色變得白裡透紅、脾氣也變好了。法輪大法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家的命運 ；一家人其樂融融，感受著大法的神奇與美好。
迫害初始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開始瘋狂迫害法輪功。從此，我一家再也沒有一天好日子過。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那天，礦區公安處讓單位出車把我夫婦、法輪功學員賈海英夫婦一起拉到公安處。公安局局長陳寶文等人對我說：「國家現在不讓煉法輪功了，你們從現在開始，不許再煉了！」陳寶文說：「如果你們不聽話，我就把你們扔進去（指看守所）。」
七月二十三日，我去公園煉功，被市公安局、市委等人綁架至沙爾呼熱鎮派出所。他們逼寫不修煉的保證書，我拒絕，後來當天被放回。
進京上訪被劫持 電視台惡意誣蔑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進京上訪。第二天我們被北京石景山派出所惡警綁架，通遼駐京辦將我接走。二十九日，霍林郭勒市惡警包杜冷等人將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劫持回來。在火車上，他們將我們兩個人兩個人地銬在一起，一天都不給吃飯，身上的錢和物品全部被搜走。
到了通遼火車站，站內站著兩排持槍的武裝警察，惡警陳寶文親自指揮，他們把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非法關進了火車站的一個小屋子，由警察看著。幾個小時後，我們又被送到去往霍林郭勒市的火車上。
到了霍林郭勒市的火車站，同樣來了許多警車、武裝警察、電視台記者。警車拉著長笛，「聲勢浩大」的從火車站一直將我們拉到看守所，我又被非法投入了看守所。當地電視台記者惡意錄製了這個過程，當晚，電視台進行了誣蔑性播放，蠱惑人心。
野蠻灌食
二十九日當天，我被他們綁架到霍林郭勒市看守所，當時看守所黑窩裡共關了四十多名法輪功學員，看守所的號房裡非常擁擠和骯髒。
為了抗議非法關押和不讓煉功，我開始絕食以示抗議，其他四十多名法輪功學員也跟著開始絕食。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早晨，看守把我帶到管教室，來了許多警察，其中有副局長張玉才、女惡警趙鳳雲、所長金文棟、獄醫李愛學，還有一大幫武警。爐子上放著一盆苞米麵糊糊，他們特地放了許多鹽。
張玉才凶狠地問我：「你吃不吃？絕食是不是你帶的頭？」我回答說：「是我帶的頭，我不吃。」張玉才將我銬上背銬子，拉回到監號裡，扔到床上。接著上來五六個武警，他們用被子把我裹住，只露出腦袋。一武警用腳踩著我的身子，還有一人把我的頭扳過來，用腳踩著，獄警李愛學拿著一根膠皮管，膠皮管也不消毒，看著很髒，從我的鼻孔插進胃裡，用針管吸滿鹹鹹的苞米麵糊糊，往胃裡打。
惡警們給我灌完後，拔出帶血的膠皮管。他們連沖洗一下都沒有，接著給法輪功學員符桂英灌。那天遭此野蠻灌食的達二十多人。法輪功學員個個痛苦不堪，當時的情景慘不忍睹。施暴的惡警已經完全喪失了人性，手段非常粗暴。這些惡警從早上開始一直灌到下午一點多。
非法勞教三年 日夜遭受折磨
在被關押二十八天後，我遭非法勞教三年，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八日被劫持到內蒙古興安盟圖牧吉勞教女隊迫害。
圖牧吉勞教女隊不擇手段地採用極其邪惡的手段迫害法輪功學員。不准煉功，誰要是煉功就強行戴上手銬，銬在床上或窗戶上。天氣冷的時候，他們將法輪功學員的手和玻璃凍在一起。法輪功學員如不服從惡警們的無理要求，她們就用各種方式進行迫害，包括：逼迫彎腰、坐飛機（將雙手後抬，彎腰）、聞尿盆、罰站、罰蹲等、甚至酷刑折磨。
我們晚上被折磨一宿，白天還要到地裡幹活，拿鐮刀割上一年留在地裡立著的玉米秸稈。乾巴巴的苞米葉子，像刀子一樣，把手掌都拉出了口，磨起了血泡，水泡磨破後，手套和血肉粘在一起，鑽心地疼。中午不讓休息。我們幹了一天活，晚上回來只能用冰涼的水洗漱。
圖牧吉勞教女隊每個中隊都養著好幾個女犯人，她們白天睡覺，晚上迫害法輪功學員。每天晚上睡覺之前，惡警尹桂娟挨個問法輪功學員還煉不煉？說煉的馬上就被逼迫在走廊裡罰站，一站就是一宿，或者強迫蹲著，人蹲得站起來都不能走了。要不就是晚上「開飛機」（一種刑罰），兩個胳膊朝後背著；白天照常幹奴工。當時被罰站迫害最嚴重的是我、符桂英、羅永立、李淑亞、胡淑華、 姜鳳英、劉立華、馬秀琴、辛玉琴等九位法輪功學員。
他們強迫法輪功學員去裝苞米。每袋苞米一百八十多斤，裝了一大車。回來後，惡警逼喊洗腦口號。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不喊，惡警伊桂娟就體罰我們八名法輪功學員，逼我們站著。
第二天從管教科調來了一幫男惡警，拿著電棍，挨個打法輪功學員的嘴巴子。男惡警要打我時，女惡警伊桂娟說：「多打她兩個嘴巴子。」
二零零零年春天，勞教所進了一批化肥，用十噸的車運到勞教所，這些都是男人做的活，獄警們強迫女法輪功學員當裝卸工，把每袋一百斤的化肥從車上卸下來扛到倉庫裡再摞起來，一直摞到房頂。幾個人一天卸十多車。用化肥的時候還要從倉庫裡扛出去。
惡警們逼迫法輪功學員做裝車等重體力勞動，玉米一百八十斤一袋，一裝就是一下午。他們還逼迫法輪功學員刨廁所，冬天的糞便都是凍上的，必須用鎬才能刨下來，刨不下來的還要用釬子穿，又髒又累，刨起來的糞便都迸濺到脖領子裡，刨完廁所滿身糞臭味熏鼻。監捨的人都不讓進屋，只能用冷水洗澡。冷水寒冷徹骨，洗頭時隨洗隨凍上冰碴。冬天每隔兩個星期只給兩瓢熱水洗澡。其它時間都用冷水洗澡。
為了制止無理的迫害，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開始絕食抗議。
在絕食期間，惡警和打手們天天來折磨，強迫法輪功學員在操場跑步，不跑就遭到拳打腳踢、用電棍電等更加嚴酷的迫害。我多次被折磨得跌倒在地上都起不來，前門牙都磕鬆動了，滿嘴是血。絕食第五天，惡警又生出了一個損招，逼迫正在絕食的法輪功學員去地裡鏟地幹活。
晚上惡警就強迫法輪功學員在操場上走步，我們只穿著短褲短袖，惡警穿著風衣，在操場旁點起了篝火。惡警說，誰要是吃飯誰就可以回屋，但是沒有一個人回屋的。從晚上六點一直走到夜一點，滿天的星星突然隱去，天空開始下起了雨，惡警也挺不住了，不得不讓大家回屋子裡了。第二天惡警們竊竊私語說，這些煉法輪功的真了不起。
呼市女子勞教所每天十六小時奴役 一言一行受監控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因為中共十六大就要開了，他們害怕我進京上訪，「六一零」（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專門組織）頭子萬國清，指使法制辦惡警滿都拉、國保惡警翟拓、秦寶庫將我綁架至呼市看守所，非法勞教。
呼市女子勞教所是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邪惡黑窩，不但在肉體上殘酷迫害，而且對精神進行極度摧殘。除了每天進行十六個小時的奴役外，他們還逼迫法輪功學員「轉化」，不寫保證書就不讓上廁所，不讓睡覺，不讓接見，天天要看黑材料、誣蔑大法的影帶，強迫寫學習筆記、思想匯報、背勞教所的所規、所紀。總之一言一行，都要受到監控。
我在呼市勞教所裡被非法關押了二十二個月後才放回家，身心都受到極大傷害。
被迫流離失所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霍林郭勒市公安局局長張志江等人，又一次闖進我的家裏，妄圖綁架我去勞教所，他們還給國保大隊打電話，企圖通過強硬的方式綁架我。我被迫從陽台跳下，脫身而走。從此流離失所，有家難回。
丈夫在迫害中離世
丈夫孟慶龍因身患病症，一九九七年開始修煉法輪功。他煉功一段時間後，身體就恢復了正常。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後，因我們一家三口都修煉法輪功，這個家庭成了當地惡人重點監控、迫害的對象，也因此被多次非法抄家。
在我被第一次勞教期間，我丈夫被單位強行下崗一年。期間，他經常遭到礦黨委書記孫傑與單位主管馬玉林的刁難。後我接連兩次被非法勞教、七次被非法關進看守所，在這段日子裡，孟慶龍一個人帶著孩子在家裏艱難度日。在這樣的境況下，公安惡警趙秀髮、秦寶庫等竟毫無人性地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把我丈夫綁架到看守所，關押十天。罰款後他們才放他回家，丈夫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霍林郭勒市惡警滿都拉、秦寶庫、趙鳳雲、翟托等人，再次強行綁架了我，並非法劫持到呼和浩特市女子勞教所遭受近兩年的迫害。
屢次迫害使得我丈夫精神徹底垮下來了。丈夫舊病復發，逐漸加重，於二零零五年正月初二含冤離世，年僅四十五歲。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