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安排宏大而有序。當宋太祖立朝密鐫誓碑，將不殺大臣與言事官定為本朝家法時，朝野的士大夫中，一種與道進退生死以之的思潮也在同時萌生。經歷太宗、真宗兩朝，以振興道統為已任，以致君堯舜為理想，已然成為當時士大夫之主流思想。於是仁宗朝，人才輩出，幾乎囊括了直至徽宗朝前的所有北宋名臣。正如蘇東坡所說「仁宗之世，號為多士，三世子孫，賴以為用。」
憑藉如此豐富的人才之儲備，大宋朝也必將厚積薄發，於是，發於教育，則立明體達用之學；發於學術，則有邵周張程諸家；發於文學，則有振興古文運動；發於政治，則有奮發有為之臣。——大宋朝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成於此時。
自然，說起宋士大夫能夠以天下為己任，從意識層面上講無疑是一種精神自覺。而這種覺醒除了理論上的開拓，更有實踐上的示範。仁宗朝的范仲淹在明道風波、慶歷新政中的表現正給宋士大夫們做出了一個表率，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已然成為一種士大夫精神，影響於當時以及後世。
所以當我們回看景祐年間范仲淹被貶時，余靖、尹洙、歐陽修等一批名臣不畏「自陷朋黨」，為范公力爭，爭之無果，則紛紛求去。慶歷新政時，石介大書《慶歷聖德頌》，讚新政，斥大奸。新政遇阻時，歐陽修更進《朋黨論》，抗聲力辯。後來坐罪貶滁州時， 則以醉翁自號，日日與民同樂。可以說，在仁宗朝的政治風波中，我們看到的是那一朝的士大夫們無論於順境或逆境之中，皆展現出一種不可摧折的蓬勃朝氣，而這種朝氣的動力正是源自以天下為已任的境界與胸懷。
當然，按歐陽修所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則范、余、尹、歐諸公尚屬一黨，而他們的對立面又是如何呢？以宰相呂夷簡事為例，范仲淹在景祐年間被貶實因與呂夷簡不和，但在西夏李元昊起兵稱帝后，卻是呂夷簡向仁宗力薦起用范仲淹禦敵。而范仲淹自然也表示過去的種種不快都是源於公事，非為私怨。范呂二人遂棄前嫌，可知，呂夷簡亦能以天下為已任，雖然境界不比范仲淹，但士大夫精神大抵如此。
慶歷新政成為歷史，仁宗與他的士大夫們也成為歷史，而那一朝的士大夫精神仍在升揚。於是，神宗一朝，又一批襟懷天下的讀書人奮發而起，一場圍繞熙寧變法的政治風暴拉開序幕。在此一場風暴中，王安石的治國之術被神宗皇帝定為「國是」，而以司馬光為首的一批反對急功近利的士大夫們則斥之為亂國。熙寧變法之利與弊、之是與非，在歷史上被討論了很久，然而，在時過境遷的當下，政治舉措的利弊已失其意義，而這場圍繞「國是」的黨爭中，諸士大夫們的精神取向才是我們更應著眼的問題。
就王安石而言，他的進取說到底是「與道進退」，就司馬光而言，他的退隱則因為「義不可為」。神宗皇帝用王安石變法，是在實踐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宣仁太后起用司馬光盡廢新法，亦是在實踐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無論是新法被定為「國是」，或是恢復祖宗法度而否定「國是」，這其中只有政見之異，並無一已之私。
除了司馬光、王安石這兩位士大夫領袖之外，在那一場一直延續至徽宗朝時的黨爭中，那些北宋名臣大儒們，哪一個不是有志於經濟天下，哪一個不是置個人得失於不顧呢。有的支持新法，有的反對新法，也有如蘇軾，先是反對新法，後來又反對盡廢新法，一代文豪宦途顛沛，從烏台詩案到遠謫儋州，九死一生，大概沒有人會為了功利與私心如此兩面得罪，所以然者，無非還是出於一種以天下為已任的理想，方能與道進退，生死以之。
說起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我們大概會立刻聯想到同心同德、協於克一之類的美讚。不過，翻開歷史，更多的記載卻是關於「國是」之定，以及與之相終始的「黨爭」。這自然與留下這些記載的士大夫們本身也是身在其中，不免就事論事有關。所以，今人讀史，重點在於視角，尤當明確的是，天下沒有完美的制度，歷代沒有不變的「國是」，與時俱變是一種規律，時過境遷是一種宿命。所以當我們站在千年之遠的今天去回顧宋朝時，應當看到，「國是」未必為是，「黨爭」未必為非，而超越於「國是」與「黨爭」之外的克協於道才是歷史留給後人的真實。@＃
責任編輯：李婧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