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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弗裡德裡希關於極權主義的研究及其啟示(上)

——冷戰時期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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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5月20日訊】概述:

二十世紀被稱為極權主義的世紀,冷戰時期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在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討論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本文是介紹這一時期的討論的一組文章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因為它涉及的弗裡德裡希極權主義理論的提出和討論,幾乎可說是整個冷戰時期討論的基石,或者形成整個討論的背景。本文共分八個部份。從二次大戰後問題的提出,到弗裡德裡希對於這個理論的提出和修改,再到西方學者對這個理論的探源和質疑。最後一部份,筆者則概括了這個問題及這一歷史對中國學者的啟示:徹底根除產生極權主義問題的土壤,普適價值人權和民主的真正實現,只有在徹底反省並且改變了今天的後基督教社會及其文化後。

本文結構如下:

一.序;二.問題與方法;三.弗裡德裡希生平簡介;四.二次大戰後的思想界與極權主義問題;五.弗裡德裡希的極權主義理論及對它的討論;六.冷戰時期弗裡德裡希關於極權主義理論的修正和發展;七.弗裡德裡希極權主義理論的反民主傾向討論;八.弗裡德裡希極權主義思想的發展對中國學界的啟示

一.序

這是筆者計劃寫作的一組關於冷戰時期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介紹文章中的一篇。

我們所說的冷戰指的是從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至一九八九年柏林牆崩潰,東歐共產黨集團解體這一歷史時期。筆者早就感到應該把冷戰時期,西方學者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情況引入到中文界,但是由於筆者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在努力從思想和概念,文化傳統上把握和理解極權主義理論,因此這個工作被一推再推,直到現在。

筆者之所以認為冷戰時期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重要是因為,二十世紀是被稱為極權主義的世紀,冷戰時期關於極權主義的討論幾乎貫穿了半個世紀,不僅在歷史上是重要的,而且涉及極為深刻,甚至對今天來說都是極為現實的問題。

極權主義問題的產生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攫取政權,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世界上出現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時候。正當人們對此錯愕,充滿疑慮的時候,一九二一年法西斯主義也在意大利崛起。那一時期的世界幾乎可說各類專制伴隨民主制同時在擴展。對此,人們突然開始認識到,極權主義是一種新的政體,一種和以往所有專制不同的專制,從而出現了極權主義這個新的政治學術語,並且在思想界、學界開始對它進行各方面的研究和討論。

事實上,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開始的時候,各種在五十年代後進一步展開的關於極權主義的討論及認識在三十年代都已經初步形成。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儘管是由極權主義的德國挑起的,但是由於德國最終進攻了蘇聯,因此不僅中斷了這個討論,而且把這個已經開始清晰的討論送進了漩渦。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被大戰混雜在一起的各種思想和各類知識份子,伴隨大戰結束迅速地被甩向了不同的方向。由於戰後比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還要清楚和明確的兩個陣營的對立,使得戰後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無論就規模和深度都遠遠超過了戰前。這甚至使得後來的一些人,尤其是中文界居然誤以為,極權主義是五十年代初期由阿倫特(註解1)提出並且開始討論的,它是冷戰時期的特殊的問題。

雖然如此,這個誤解卻說明,作為思想史的冷戰時期的極權主義討論非常值得中文界瞭解。對此筆者認為:

首先是中文世界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社會和文化現實。它決定了無論生活在世界上甚麼地區的華人,首先要面對、或者說不得不面對的就是共產黨問題:共產黨中國大陸,現代共產黨中國社會及其文化精神等各類問題。為此,作為一個研究者,要瞭解現今中文世界華人的文化及現今中國,就首先要瞭解共產黨,而要瞭解共產黨,要想提出有價值的問題就要首先瞭解這個世界上,最近一百年對於共產黨及其問題的研究情況。這也就是究竟有誰,研究到甚麼程度,提出過哪些問題,討論過哪些問題,又是如何討論的,以及為甚麼會產生這樣的討論。而這就和極權主義問題水乳交融在一起,不可分割。

其次,冷戰時期的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不僅重要,而且涉及了很多我們至今還必須面對和討論的問題。因為冷戰時期不僅對於極權主義產生的基礎,其存在的根本特點進行了討論,而且在冷戰時期人們面臨了更豐富、廣泛的極權主義的變化和展開,針對曾經有過的個人崇拜、極權、封閉等特點,在這一時期產生了相應的解凍、反對個人崇拜,修正主義的修正,各類經濟改革以及各種類型的所謂開放,而也就是與此同時,在這一時期也發生了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五九年拉薩事件,六六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七九年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及至中國的八九大屠殺。如果對比我們今天中國給世界帶來的問題,我們就會發現,雖然一般人認為冷戰時期已經過去,但是冷戰時期的問題卻依然非常現實地存在。

第三,一個如此重要的思想問題,一個如此重要的歷史時期思想討論,人們必須承認的是在中國學界到今天為止依然是個空白地區。事實上,筆者認為,極權主義問題進入中國的研究歷史及現狀,也是造成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遲滯於東歐,中國精神思想界繼續蛻化的重要原因。

極權主義在中國,由於它在前半個世紀,也就是從五四前後開始到一九四九年,它並不是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所以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在中國新興起、引入的各種西學中,中心問題是對是否以及如何全盤西化問題的爭論,是一些基本的西方學術、學說,乃至意識形態的引入,而各類西方社會正在面臨的問題,關注討論的問題,例如極權主義問題卻沒有引起中國學界及社會的注意和參與。所以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思想界,雖然偶然有談到極權主義,乃至引用這個概念的文字,但是並沒有系統地進入這個問題的學者及討論。而一九四九年後,由於中國共產黨全面掌握了政權,並且開始了全面的意識形態化、鎖國,所以在中國大陸這個題目不僅成為了禁忌,而且就是被提到,也不再是一般社會中的意謂。所以可以毫不為過地說,到一九六六年,在中國大陸已經沒有了能夠確切理解這個概念的知識群體和思想基礎,甚至逐漸沒有了具有能夠理解它的能力的知識份子。而在港台的老一輩學者中,雖然有人有接觸到這個問題,但是由於各種社會和個人條件所限,或者淺嚐輒止,或者只是囿於政治範圍,如台灣的謝海濤(註解2)前輩。

在上個世紀,極權主義問題產生後的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學界中,真正開始把極權主義理論作為一個學術問題引進中文界的是筆者。筆者在文化大革命後期,一九六九年,作為一個高中畢業生突然感到受到了根本的欺騙,對於共產黨社會產生了徹底的反叛後,在經過幾乎二十年的在方法論、認識論的重新積累、訓練和探索後,在一九九零年,重新把極權主義問題,連同意識形態問題一起從新引入到中文世界。從九零年開始,筆者把它作為一個專門的思想「學術問題」,而非「政治」問題,陸續展開,重新討論了中國知識界的現狀及問題。(註解3)

在過去二十多年,筆者曾經做出的工作是,第一,關於極權主義思想的概念及理論的甄別,第二,極權主義產生的文化傳統基礎和背景。(註解4)為此,筆者深知,儘管冷戰時期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極為豐富和深刻,很多中國問題,包括在七十年代末期後在中國的社會現象及各類那時遇到的問題,事實上,西方學界都早已經進行過詳盡的討論,但是在中文世界卻還是一個空白。為此筆者希望從現在開始陸續推出一組(四到六篇)文章,從各方面介紹在冷戰時期,在不同領域,不同地區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的討論和研究情況。這篇弗裡德裡希的極權主義理論介紹是這組文章中的第一篇。

二.問題與方法

卡爾•約阿西姆•弗裡德裡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是當代極權主義研究領域中最重要的學者。在關於極權主義研究的嚴肅的學術領域中,也就是在政治學領域中他的重要性遠過於流行作家阿倫特。因為他的研究無論究其方法還是提出的問題,以及在關於方法和問題的討論中,他都可以說是做出了開拓性的,極具建設性的貢獻。(註解5)

與阿倫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研究集權主義問題的學術思想領域中,各類著述中被索引最少的是阿倫特,而被引述最多的大約就是弗裡德裡希。他的關於極權主義的六個特徵幾乎可以說是當代一切討論極權主義問題的底色。為此甚至可以說,你不知道、不引用討論阿倫特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不知道弗裡德裡希的研究,就可以說根本沒有進入這一領域。而對於弗裡德裡希關於極權主義的討論,如果你只是限於他的所謂六個特徵的概述,那只可說是你接觸了皮毛,還沒有真正進入政治學、社會學的學術領域。實際上,弗裡德裡希關於極權主義和專制獨裁,以及與現代西方社會的關係的討論可以說不僅貫穿了他一生的工作。而且他的影響也可說是貫穿上個世紀半個世紀以上,直到今天。

關於弗裡德裡希,由於他的工作及他在知識界及社會中後來的地位,使他在西方無論是學界,乃至政界都是非常著名,但是在中國,包括推崇西學的所謂學者中,他卻不僅是不著名,而且在很晚的九十年代初期後,才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

事實上,單只是弗裡德裡希進入中國的案例,就是一個典型的研究極權主義——共產黨社會文化及其所謂知識精英特色的案例。因為那些談論如何認識文化大革命的人,那些文革中及文革後反省中國的共產黨專制的人,那些個七十年代末期後鼓吹各類所謂啟蒙的黨文化學者,那些個八十年代介紹西方各類思潮的所謂青年才俊,從顧准、李澤厚、李慎之到金觀濤們,居然沒有一個人想到應該看看世界上,學界對共產黨問題進行了多少研究,他們究竟是怎麼樣地進行研究的。而這其實就讓我們再次促使我們看到,八十年代的確有很多所謂對西方的介紹,但是細心的有頭腦的讀者一定會看到,那些都活生生地再現了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真理部翻譯部門的工作案例。(註解6)

本文是作者在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時候,閱讀極權主義文獻的時候的讀書筆記。作者將首先介紹二次大戰後思想界和知識份子中的情況,極權主義問題是如何被重新提出,以及弗裡德裡希最初是在甚麼情況下,如何提出這個問題。

在描述了這個思想史的過程後,作者的第二部份是介紹了弗裡德裡希的極權主義理論,以及圍繞這個理論人們對於它的方法和內容的討論,它在哪些方面受到當時學界的批評和質疑。

本文的第三部份則是弗裡德裡希在他的著名的極權主義的六個特徵提出後,在五十年代末期後的十餘年中對於這一理論的進一步的闡釋及擴展、修正。筆者認為,弗裡德裡希六十年代初期及以後的工作對中國學界極具意義,它實際上討論的居然都可說是如何看待八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的變化。

本文的第四部份幾乎逐字逐句地介紹了在弗裡德裡希提出這個理論四十多年後,在一九八九年極權主義陣營崩潰後,九十年代末期,一位德國學者,利茨曼(Hans J. Lietzmann))(註解7)對弗裡德裡希的極權主義理論的批評。這位德國學者準確尖銳地揭示出,這個弗裡德裡希提出的看來絕對是反對極權主義的理論潛藏著反民主傾向,換句話說,也就是這個極權主義理論是建立在反民主的思想基礎上的。

筆者認為,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對於弗裡德裡希極權主義理論的批評不僅涉及了對於德國當代思想傳統及社會問題的認識,而且涉及到了杜宇西方文化傳統的根本問題——基督教文化傳統和希臘思想文化傳統,究竟哪些因素導致了民主和自由,哪些導致了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所以,筆者極為詳盡地介紹並且解釋了利茨曼的工作。

在本文的最後一部份,筆者系統地談了自己對於在引入介紹弗裡德裡希的極權主義理論中的感受,包括對概念本身,對如何治學,乃至對於文化問題,尤其是中國學界引入西學時的一些歷史性的教訓。

在筆者從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概念及文化思想問題的把握轉入對於冷戰時期的討論的思想史問題的時候,筆者曾經以為這是一項相對較為輕鬆地工作,它只需要你閱讀、摘記、複述,但是沒有想到在把握這些歷史文獻的時候,依然不斷遇到新的根本性的問題。例如加繆和薩特爭論涉及的知識份子根本品質問題,憲政主義的思想基礎、文化源源問題……思想史的問題,絕對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複述介紹問題。

本文使用的方法,除了利用弗裡德裡希自己關於極權主義論述的著述的英文本、德文本外(註解),生平部份主要利用了德文和英文維基詞條的介紹,關於弗裡德裡希思想的研究評述則主要利用了一九八九年後在由德國大眾汽車公司資助的幾個研究項目的成果文集,如邁爾主持的研究文集,《極權主義和政治宗教》第一卷和第三卷(註解8),阿方斯.索爾訥(Alfonso Soellner)、瓦爾肯豪斯(Ralf Walkenhaus)、威蘭德(Karin Wieland)主持的研究文集,《極權主義-二十世紀思想概念史》(註解9),以及耶瑟主編的《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註解10),塞德爾主編的,極權主義研究之路》(註解11),默爾的《社會和極權主義制度》(註解12),施朗根的《極權主義——理論、發展及問題》(註解13),格裡芬哈根等編輯的《極權主義的政治概念問題》(註解14),布拉赫的《意識形態的時代》、《極權主義的經驗》等。(註解15)。

本文大部份工作是選摘編譯和綜述,除了零散地在敘述中的評述外,筆者的看法基本上在第一節、第二節,尤其是在第八節,筆者集中談了這個研究帶給筆者的六點看法。

在閱讀本文的時候,筆者還要強調的是,有一些對應的西文的概念或單詞,在不同的語式中意思並不相同,在中文中很難直接找到對應的意思,為了區別務請讀者注意有些字詞的不同,例如「極權」和「集權」,這描述的是兩個不相同統治狀態,不是筆誤,而以前在中文世界中一直是混雜使用,這是不應該的。在這種努力中,筆者越發地感到,離準確和全面反映西文政治學中的這些想法,還是遠遠不夠,真的研究讀者還是必須要看原文。這裡筆者不過是要告訴中文讀者,在當代思想史中,在西方曾經發生過甚麼事情。

筆者在此還要感謝前輩和同輩的德國學者,他們從六十年代以來,在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系統收集彙編的各種書籍、文獻,出版了對於各種題目的研究,為此,這讓筆者這個中文研究者進入西文領域尋找文獻的時候,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用。由於筆者曾經經歷過中國大陸的封閉,因此更感到這些工作的可貴。

三.弗裡德裡希生平簡介

弗裡德裡希出生在德國的一個典型的知識份子家庭,青少年時期的教育在德國,後來定居在美國。瞭解這個經歷及其思想背景,對於理解和認識很多參與到極權主義討論中來的學者和思想家的思想,他持某種觀點的原因,同一個概念在他那裏是要表達甚麼,達到甚麼目的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〇一年六月五號弗裡德裡希出生在德國萊比錫。他的父親保羅.利奧波德.弗裡德裡希(Paul Leopold Friedrich)是外科醫學教授。現在醫學上用的橡膠手套就是他父親發明的。一九一六年第一次大戰的時候,他的父親因為過於勞累而死在手術台上。他的外祖父是當時的議員。一六年他父親去世後,他移居到馬爾堡讀中學。進入大學後,二一年首先開始學習醫學,然後學習國民經濟學。二五年到海德堡,阿爾弗瑞德•韋伯教授處做博士。這位韋伯是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兄弟。在開始的時候,弗裡德裡希作為國民經濟學討論班的助教,後來在薩林(Edgar Salin)和韋伯新成立的社會和國家學研究所工作。

一九二五年他親自參與了德國和美國青年學生交流機構的建立。這個機構是後來德國的DAAD,「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的前身,弗裡德裡希也作為新成立的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的代表被派往美國。此後他在美國與一位美國女孩結婚。一九二六年,在哈佛大學作講師,三一年成為政府學的助理教授。在這段時間他作為有關普魯士和歐洲的政府管理和政策問題研究專家在學界贏得了尊敬,為此,在一九三六年他在哈佛大學獲得了正式的政府學教授位置,一九三八年成為當時的哈佛大學的「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也就是後來的「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成員。

一九三八年,弗裡德裡希歸化為美國公民,在二次大戰期間他參與了美國政府的戰時成立的反對納粹的宣傳部門的工作,並且和帕森斯(註解16)一起領導了哈佛大學的海外管理學院,支持美國軍隊在接管納粹佔領區後的去納粹化的工作。戰後他成為美國政府關於被戰敗的德國狀況的政策顧問,並且參與了一九四七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外長會議的計劃,及一九五六年的馬歇爾計劃的制定。此外,他還是美國駐德國美占區的司令盧西烏斯•克雷(Lucius D. Clay)的私人顧問,參與了德國國家法及海倫基姆湖基本法案的制定工作,為美國在歐洲的政策機構起草計劃中的歐洲政治共同體的總的憲法。弗裡德裡希實際上可以說是後來使歐洲成為一個國家的歐盟的設想的前驅者。

二次大戰爆發時,他選擇留在了美國,但是和他一起到美國留學的兄弟奧托(Otto Friedrich)立即返回了德國,繼續家族的橡膠工業,為希特勒政權服務。為此他和奧托斷絕了兄弟關係,直到戰後,他們才恢復了來往。他往返美國德國,並且在一九五零年受邀請成為海德堡大學的客座教授,五六年成為海德堡大學的正式的政治學教授。從五四年到六六年退休為止,他以學期為單位交替在海德堡大學和哈佛大學授課。退休後他依然在哈佛以及作為客座教授在曼徹斯特、杜克大學繼續開課。他在六二年到六三年擔任美國政治學協會主席,六七年到七〇年擔任國際政治學協會主席。

弗裡德裡希一生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如何預先防止和克服在政治和社會中發生的危機。出於這個考慮,他進一步研究展開他對現代憲法國家理解的理論的詮釋,並且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他論證了對於極權主義獨裁專制的認識及批評。

事實上,他關於極權主義理論的研究及所引起的爭論不過平行於他的主要工作的另外一項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關於憲政和聯邦制,並且在這方面也發展出另外一個新思想。弗裡德裡希把在共同體中的政治理解為構成共同的過程。他的最著名的著述是《憲政政府和民主》(1937)、《人與政府》(1963)。(註解)17他的學生馮貝姆(Klaus von Beyme)認為,他的憲法國家思想工作是開創性的,因此,應該說他是比較政治學之父。但是,正是由於看到他的極權主義理論的憲政思想基礎,德國學者利茨曼認為,在弗裡德裡希的極權主義思想深處,潛藏著反民主的傾向。(見註解7)

四.二次大戰後的思想界及極權主義問題

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探究起於俄國一九一七年世界上出現第一個共產黨國家,二十年代法西斯在意大利崛起後,使得對於這個新出現的、與歷史上任何專制形式都不同的共產黨、法西斯專制的討論更為廣泛化,而隨之產生了「極權主義」這個新的稱謂。這場討論幾乎可以說貫穿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本來在整個討論中,如何認識蘇聯以及後來的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政權的極權主義特徵,及是否能夠把後來的希特勒納粹和蘇聯共產黨政權相提並論,一直是討論的主要內容,但是由於三十年代後期,希特勒突然進攻蘇聯而使得蘇聯和西方結盟對抗納粹和法西斯的結盟,從而在現實政治的對抗需要下,也模糊了對於極權主義的一般性的討論。

在經過了殘酷的戰爭和巨大的犧牲後,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盟國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在經歷了如此一個傷痛、疲勞期後,隨之而來的既可能是自我麻痺的陶醉和休整,也可能是繼續這個勝利所帶來的勢頭,重新把戰前的問題,戰爭時所無暇討論的思想問題繼續深化展開。當然戰後的歷史,如同一切歷史現象一樣,各種傾向並存,究竟哪種傾向更佔上風則也同樣是事在人為。

1.知識份子與政治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盟國的勝利,一方面是對於兩個極權主義國家,納粹和法西斯的勝利,但是另外一方面帶來的也是不相稱的,對於世界上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蘇聯,這個在戰爭前期納粹的結盟者的寬容和放縱。一七年後到戰爭初期前,蘇聯布爾甚維克政權曾經存在的合法性問題,現在都不再是一個問題。這種情況在共產黨和工會非常強勢的法國和意大利更為如此。對蘇聯極權主義的懷疑幾乎沒有存在的空間。薩特在當時提出,馬克思主義是政治思想學說中的不可超越的地平線。(註解18)

曾經有一段時間和薩特緊密合作的梅洛•龐蒂在戰後不久,一九四七年的「人道主義和恐怖」中,對於斯大林主義下曾經犯過的任何罪行,共產黨所實行的恐怖統治毫不懷疑及遺憾地進行辯解。他說,暴力是所有的統治制度所擁有的共同的出發點,對此,共產黨沒有任何新的發明,而是重新找到的。如果說專政(Despotismus)是一個具體的絕對化的主體把所有其它對像變為對像客體的行為,那麼在自由國家中殖民地現象,失業現象及工資支付工作也都是同樣的專政。所以根本的問題不是是否有暴力,而是把暴力用於甚麼目的。(註解19)對此,共產黨持有的人道主義思想是根本毋須爭論的,這尤其是他們對於未來的理想目標,那些為了人類的最高存在本質而奮鬥的人,他們應該擁有和運用暴力,因為他們是為了人類的最高目標。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就是實現它們的獨裁和集權的型式是甚麼。因為施行獨裁的是人類最純淨的一批人。(註解20)

當然,與此同時在知識份子中也產生了以加繆為代表的另外一種思潮。對於這種現代暴力統治,加繆在自己為主編的報紙上撰寫文章,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發表了「既不做犧牲者也不做劊子手」一文。(註解21)在這篇文章中,加繆不僅是試圖理解把握這個新出現的獨特的現代暴力專制的特點,而且涉及的是更為根本的在面對這種現代專制的時候不同知識份子在根本的性格和才能上的區別。他提出了知識份子的四種責任義務。

1.認清並且揭露批判極權主義;

2.拒絕任何類型的謊言,坦率承認自己無知;

3.拒絕任何專橫及操控;

4拒絕一切專制,包括所有那些專制為自己辯護的各類托辭,以及那些所謂為了善的目的的專制。

對於這個每個知識份子都面對的現代專制,加繆在五一年出版的《反叛的人》中進一步指出,我們通常說的「暴政」(Tyranny)不過是屬於過去時代的暴力統治,它把奴隸鎖在戰勝者的戰車後,在城中凱旋遊行,把敵人如被捕殺的野獸那樣侮辱。對於這樣的犯罪,你是可以明確地加以是非判斷。但是,這個時代的犯罪就不一樣了,他們創造了一種哲學,完善美化了暴力統治下的犯罪,為那種權力慾望找到最優美的託詞。這樣的暴政甚至直接把謀殺犯變成法官。(註解22)

在加繆的文字中並沒有使用過極權主義這一概念來稱呼他所說的現代專制,但是在他的這組文章後不久,一九五一年的下半年阿倫特出版了她對於這個現代專制看法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註解23)極權主義概念在經歷了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發生、發展後,自此,五十年代初期後再次逐漸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展開和討論。

今天回顧二次大戰後,一九四六年加繆的看法,它讓我們看到,不僅是對於一九一七年布爾甚維克攫取政權後的蘇聯,二十年代後的意大利法西斯統治,三十年代後的德國納粹的描述,而且根本就是對戰後共產黨集團,及其後中國的各類運動,文化大革命、八九六四、鎮壓法輪功,西藏、維吾爾民眾的暴行,柬埔寨波爾布特的暴行,南斯拉夫發生的暴行的直接且準確的揭示。可還是不斷地有新的薩特,甚至比薩特還更無恥惡劣的人及團體產生。

這個戰後的歷史讓我們看到,從來都有出於各種私人或黨派利益,閉眼不看事實,蠱惑人心的知識份子和政客,今天對中國共產黨的蓄意美化都不是個別的,而是指鹿為馬,歷史和人類社會永遠會重複出現。

2.大戰後再次進入思想領域的極權主義思想

要瞭解一九四五年後,二次大戰後對於極權主義討論的展開,首先應該注意的是戰時由德國移居英國的政治學者雷布豪爾茨(Gerhard Leibholz)。(註解24)至於被中文界誤認為所謂最早討論極權主義的阿倫特,即便在戰後的討論中,也是後來者。

雷布豪爾茨是不僅是政治學界公認的冷戰後對於極權主義問題最早進行呼籲,並且開始繼續戰前就開始的極權主義的討論的學者,而且也是那段時期在政治學和社會中影響最大的學者。雷布豪爾茨在戰後,一九四六年他在BBC所做的系列廣播講座中就明確提到,獨裁專制的極權主義形式,國家集權現象是二十世紀的政治現象。(註解25)對此,在政治學思想史中認為,此後的很多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如赫爾農(Klaus Hornung)和諾爾特(ernst Nolte),乃至鮑爾曼(Friedrich Pohlmann)、耶瑟(Eckhard Jesse)、布拉赫等人接受的都是他的這個看法,並且在這個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二十世紀是一個「極權主義時代」。這幾位學者都是後來國際社會研究極權主義的重鎮。正為此,筆者在前面一直強調,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在政治學領域的影響並非是阿倫特。而事實上,如果進一步從方法論和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這個結論就更是非常明確的。

雷布豪爾茨在一九四六年的分析直接引述的是大戰時和戰後,蘇聯佔領區所發生過的事實及經驗。他認為,如果暫且不談在嚴格地系統理論化爭論中的問題,而是更強調道德方面,那麼使用極權主義這個概念可以更為直接明確地揭示出這個歷史現象。(註解26)

對於雷布豪爾茨來說,二十世紀的這個政治現象,關於國家的集權,人們已經能夠從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和共產黨蘇聯來具體分析這一發展的規律。他以納粹德國為例分析了「一元化的戰爭」,「一元化的徹底動員」。極權主義的統治者以這個制度所獨特具有的動力方式按照他們的意志動員民眾,徹底地把國家變成實現他們的意志和意識形態的工具。在這種毫無限制地使用國家暴力中,它在歐洲的歷史中顯示出了一種新的革命性的現象,它實際上已經和一切政治傳統決裂。

在雷布豪爾茨看來,極權主義制度最終可以歸結於是人對上帝,對神的全面反抗,對過去一切傳統價值的對抗,它的政治制度形式明確地顯示出的是對自然和人性的違背。

雷布豪爾茨認為,極權主義制度中的一切具體特點都是從一種完全一體化的原則中導引出來的,如對每個人生活的徹底控制,完全排斥任何形式的自由權利,個體存在的權利。壟斷了一切權力的政黨的領袖,不僅擁有所有的決定權,而且擁有不可分享的真理及意識形態和立法、執法權。為此,對於雷布豪爾茨來說,這就一定會導致在一個國家中所有存在的各種正常的社會或家庭等各種關係的破壞,從而一定會導致社會各類關係混亂,乃至無政府主義和戰爭。

一切權力集中於國家機器的國家,事實上一定是一個巨大的毀滅者。因為人們可以從這個輪廓中看到這個集中了權力的國家的邏輯一定不會允許任何人和事物有所偏離。一個極權國家內的事務永遠是要麼聽國家的,要麼就不能存在。

為此,無論是納粹、法西斯還是共產黨政權它的特徵完全不是建立在結構上有何獨特的特點和堅持上,而都是在對國家的認同上,說到底就是對於權力的絕對要求及對它的認同上。任何「結構」對他們來說都是不重要的,都只是一種形式,或者工具。

對於雷布豪爾茨的這個描述和分析,時下的政治學界認為,他的這一論述和其後五一年阿倫特發表的極權主義的原理和起源,使得極權主義問題在戰後進一步獲得人們的關注和討論;阿倫特五一年的《極權主義的起源》讓極權主義問題受到更為廣泛的關注,但是雷布豪爾茨的討論則實際上在戰後把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推向了另外一個層次。但是,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接受和討論,在戰後真正可以說是里程碑式的研究及人物卻應該說是本文所要介紹的弗裡德裡希。今天在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政治學、社會學及歷史領域,不瞭解弗裡德裡希的工作,才可以說是根本沒有進入這個領域。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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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0 8:4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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