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5月24日訊】201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發50週年、結束40週年，也是文革的發動者、領導者毛澤東去世40週年，是一個重要歷史節點。如何反思文革、評價文革、防止文革重來，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與現實問題，其中就包括如何認識及對待毛澤東的「遺產」。對此，日本學術界就頗為關注。
2015年12月12日，在日本慶應大學召開了題為「毛澤東主義：半個世紀後的省思」的學術會議。有兩位學者做了主題演講，一位是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麥克法奈爾（Roderick MacFarquhar），他演講的題目是《毛澤東的遺產》；另一位是中國學者楊繼繩，其演講題目是《文革後中國怎樣對待毛澤東的「遺產」》。
筆者至今沒有看到麥克法奈爾這次演講的文章，但是在網上兩次看到了楊繼繩先生這次演講的文章，一是在楊先生的個人網站，一是「華夏文摘增刊」收錄了楊先生的這篇文章（2016年2月7日發表）。
楊繼繩，1940年出生於湖北一個貧苦農家，1960年考入清華大學，在讀期間加入中共，由於學制是六年，趕上了文革。文革初，楊繼繩親聆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極力擁護、讚揚文革的報告。周在報告結束時謙虛地說：對我的講話要一分為二，其中也會有不當之處。當時就頗有獨立思考的楊繼繩在周講話結束後，曾當面直言問周：「對毛主席講的話能否一分為二？」周即說：「不能。因為毛主席的話他早就一分為二過了。」之後，楊繼繩被分配到新華社任工業口的記者，一直幹到退休。由於楊繼繩的養父（叔父）在1959年餓死在農村，他當記者後又接觸到了不少大飢荒時期的資訊，為了讓歷史留下真實的記載，他寫出了巨著《墓碑——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在香港出版，引發國內外眾多讀者閱讀（該書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出版發行）。筆者讀過此書，認為楊繼繩是本著「實事求是、秉筆直書、以史為鑑、與時俱進」的宗旨從事研究、寫作的，他的著作、文章是真實可信的。
因此，筆者這篇文章，就以楊先生談「毛澤東遺產」的演講為開頭，來談談自己的思考所得。
一、楊繼繩對毛澤東遺產的總結
楊先生直言不諱地指出：「毛澤東主要的遺產是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強大的、高度集中的政權。在這一點上，他超過了秦始皇和漢武帝。他的遺產中有兩大問題：一是貧窮；二是專制。」
楊先生說：貧窮，是毛澤東的經濟遺產。從1953年實行「統購統銷」以後，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中國農民基本沒有吃飽過。七十年代末，中國的農村一貧如洗。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平均年收入僅有76元。1978年，生活水平不如1950年代前期（即農業集體化以前）的農民約占農民總數的2/3，約有1/3的農民吃糧水平不如1936年。在毛澤東時代，城鄉差別很大。處於城鄉差別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也不是比較富裕，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極端惡劣；工人的工作環境很惡劣。楊先生該文有諸多翔實的數據，有興趣的讀者可在網上查閱原文。
專制是毛澤東的政治遺產。楊繼繩說：「政治遺產的靈魂是理論遺產。毛澤東的理論遺產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不斷開展階級鬥爭……」由此可知，階級鬥爭成了毛澤東專制獨裁的理論依據，一天不鬥，毛就不高興，以至於在他死的那一年還對外國人說什麼「八億人民，不鬥行嗎？」
楊繼繩又指出：「毛時代施行嚴密的輿論控制，一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一切理論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和標準。……從而實現了全國人民的思想『一體化』，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嬉笑怒罵』。」試想，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全國幾億人民只受一個大腦的支配，全國人民都成了「政治賤民」或「政治愚民」（楊繼繩語），只能是處於「貧窮+專制」的深淵中。
二、毛澤東執政初期對社會狀態的概括：「一窮二白」
毛澤東1949年「進京趕考」之後，或曰「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之後，對當時的社會狀態有一個概括：「一窮二白」。「一窮二白」乃是毛澤東創造出來的一個成語，其來歷是：
1856年4月25日，在北京中南海頤年堂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其中說：「我曾經說過，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過了近兩年，毛澤東在1958年4月15日又寫下《介紹一個合作社》的文章，又特意論述了「一窮二白」，他說：「除了別的特色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
應當說，毛澤東當年對「一窮二白」的論述還是符合事實的，並沒有錯。他在文章中表示的要改變「一窮二白」現象的號召，還是很鼓舞人心的。中共高官陶鑄在其後的文章《松樹的風格》中就寫道：「在他們的意念中，一切都是為了迅速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最後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面的勞動人民，現在真正開始統治這塊地方了。」說得多麼動聽喲！然而，實際情況如何呢？
實際情況是，在此後不久的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就出現了飢荒與餓死人的事件。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就是為民請命，寫下萬言書呈毛，希望剎住「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救民於水火。按照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的說法，「勞動人民，現在真正開始統治這塊地方了」，至少就應當讓勞動人民的代表彭德懷元帥替勞動人民說說實話、求求情呀！可是，毛澤東卻把彭給他的私人信件公開，非要說彭是反黨不可，並揪出一個「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在全國大反右傾。結果是，讓飢荒變成了大饑荒，餓死人的事件在全國各地普遍發生，老百姓連逃荒要飯的權利都被剝奪，以致出現一些人家全部餓死，還有「無人村」出現，更發生了多起「人相食」的慘案！
毛澤東要改變「一窮二白」的狀態，結果是很快造成了人禍大饑荒，全國餓死幾千萬民眾。餓死人，是窮到了極致。大量的人餓死，以至「人相食」，是專制極權統治的結果，是最黑暗的歷史篇章。也就是說，在毛澤東的統治下，他把「一窮二白」變成了極端的「一窮二黑」。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結果呢？這的確是一個需要認真分析研究的重大問題。
三、「厚黑權謀家」治國必然「一窮二黑」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人禍大饑荒」，的確是一場民族的災難，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確是犯下了巨大的罪過。然而，毛卻說絕不會下「罪己詔」，僅僅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浮淺、應付地做了「自我批評」。而當劉少奇在會上指出，大飢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時，卻暗中惹怒了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是別有用心，企圖顛覆毛的統治地位。由此，下定了要打到劉少奇的決心，也就開始籌劃、發動一場「革命」。這就是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一場讓中國大陸民眾更窮更黑的十年浩劫！
作家梁曉聲在《中國生存啟示錄》中指出：「文革造就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全體虛偽的民族。文革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最不可思議、最黑暗的逆流，其罪惡深重到無論用什麼語言批判都不為過。」（見華夏文摘‧快遞2016年3月4日轉發梁曉聲的文章《對現在不滿就想回到過去，那就是二百五》）
與梁曉聲此文此言相映照的，還有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在2013年2月20日《中國青年報》第2版上發表的文章《不反思「文革」的社會，就是個食人的部落》（華夏文摘‧快遞2016年2月14日轉發），張鳴指出：「在20世紀的人類歷史中，任何國家有過我們這樣的文革嗎？唯一可以比擬的，就是德國的納粹時代。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很多中國人，包括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人性並沒有復甦。不反思文革的社會，也許還是一個食人部落。」「經歷了文革，國人沒有反思，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
綜合上述楊繼繩、梁曉聲、張鳴對「毛澤東遺產」以及文革的反思、論述，筆者頗有感慨、啟發，於是才寫出《毛澤東的遺產：一窮二黑》這篇拙文，拋磚引玉，敬請閱正。
對文革的反思、研究，在國外也有許多著述，限於篇幅，這裡只舉出以前蘇聯共產黨領導人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對毛澤東及其文革的評論。
網上有律師郭國汀編譯的《赫魯曉夫評價毛澤東》一文。其中寫道：赫魯曉夫評論毛「就像一個想讓他的國家顛倒的宮廷中的瘋子。」赫氏還說，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直接反中國人民和反黨。」「毛澤東一直尋找機會控制國際共運，為此他必須挑戰蘇聯。」赫魯曉夫評價「毛是個厚黑權謀家」。
事過多年，站在歷史的角度上來審視赫魯曉夫對毛澤東及其文革的評價，應當說是相當準確、深刻的。特別是他說「毛是個厚黑權謀家」，把「厚黑」與「權謀」結合在一起，更是令後人讚歎。這也讓我聯想到有關中國「厚黑學」的問題。
厚黑，是指臉面厚心腸黑；厚黑學，就是關於臉厚心黑的學問——這是民國學者李宗吾的創造發現。李宗吾（1879～1943）四川自貢人，1912年，他在《公論報》上發表《厚黑學》一文，署名獨尊。之後陸續寫了一些系列文章，1917年匯集成《厚黑學》一書出版，讀者甚多。直到他去世前，該書曾多次增補內容，出版發行。上世紀八十年代，該書再度走紅，在臺灣、香港、日本以及中國大陸出版發行，據說讀者甚多，筆者以前只是聽過《厚黑學》這本書的名字，但從未見過這本書，只是近日看到赫氏評毛是「厚黑權謀家」之後，才在「百度」上閱讀到該書的相關資訊。
不知道毛澤東生前是否讀過李宗吾這本《厚黑學》，也不知道赫魯曉夫是否讀過，但是毛生前多次通讀《二十四史》，一定是對「厚黑學」心知肚明並且運用自如、屢有創新的；赫氏稱毛為「厚黑權謀家」，也是相當中肯，值得歷史學家以及關注「毛澤東學」的人們深思細想。
毛澤東的厚黑權謀可以說貫穿了他的一生，而且「與時俱進」，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厲害，以至登峰造極，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謂「厚黑極至，權謀蓋世」。比如，毛澤東早年在蘇區，編造了有什麼「AB團」，坑殺了數以萬計的紅軍官兵，實際上是他在「殺人立威」。到了延安，毛與賀子珍的夫妻關係並未解除，就非要與江青結婚，一些中共高幹包括當時的總書記張聞天都表示反對，毛澤東大怒，在會上竟然說：「我無非是吃喝嫖賭，孫中山能夠，為什麼我不能夠？」（楊尚昆生前披露，《炎黃春秋》雜誌發表）。毛在延安搞的「整風搶救運動」，整肅了大批知識分子，為的就是樹立他在中共的最高統治地位。其中的王實味野百合花事件是一個典型的「文字獄」案例。有人說：「延安抓捕王實味，反右文革排上隊」，真實且中要害。果然，文革中眾多的知識精英遭受「文字獄」劫難，連中共高官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也被迫害致死。彭德懷去世後，他生前讀的幾十本書中因為有諸多批註，立即被全部燒掉。「焚書坑儒」升級到了「焚書坑帥」，真是厚黑至極！
還有一個典型的歷史細節是，1975年8月的一天晚上，毛澤東看完香港電影《雲中落繡鞋》之後，對陪同他看電影的三位女子張玉鳳、孟錦雲、李玲師發表點評，竟然讚揚那個背信棄義、落井下石的井上青年，其厚黑心態真是表露無遺、至死不變。
中共黨史專家辛子陵先生在2011年初寫下了長文《毛澤東思想三部曲：革命‧空想‧反動》，該文後來收入《辛子陵上書政治局》一書。2016年1月27日，明鏡新聞網重新發表該文的節選，筆者讀後，認為該文中的一句箴言足以證明毛澤東的遺產的確是「一窮二黑」，現錄後以饗讀者。辛先生說：「文革中毛澤東把共產黨變成了黑社會，他就是天字第一號的黑老大。」
一位厚黑至極、權謀蓋世的人物登上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寶座，他所留下的遺產只能是、必然是「一窮二黑」，這是歷史事實檢驗後的結論。毛這樣的遺產，用當下一句常用的詞語來說，就是「負能量」，應當如何對待，任何有良心、有良知的人都會得出正確答案的。
四、實現「第五個現代化」，向「一富二亮」邁進
與「一窮二黑」相對應的應當是「一富二亮」。富，就是富裕、富強，民富國強。富，當然有不同層次，全面實現「小康」是富的初級階段吧，然後再逐步前進。亮，就是取消專制，實行憲政民主，也就是「第五個現代化」。對此，楊繼繩在《文革後中國怎樣對待毛澤東的「遺產」》一文的最後一個小節「第五個現代化」中，有很好的論述，特抄錄於後，以饗讀者：
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制度，只能是憲政民主制度，就是中國仁人志士渴望了百年的制度。「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第五個現代化」。當然，實現「第五個現代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以問題為導向，解決一個問題就前進一步，一步一步走向目的地。問題導向，步步前進，必須是主動的、自覺的。如果沒有自覺的、主動的和平漸進，矛盾不斷積累，就可能發生突變。突變的前景是不可知的，是危險的。
楊繼繩的上述文字，語重心長，值得每一位華人，特別是掌握著不同權力的黨政官員們深思細想，付諸實踐，在「自覺的、主動的和平漸進」過程中，為中國大陸走向「第五個現代化」，即「政治現代化」或曰憲政民主化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讓憲政民主、普世價值的陽光照亮中國大地的每一個角落，讓中國盡快實現「一富二亮」的崇高理想吧！
責任編輯：方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