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土改」摧毀了中華民族的所有道德和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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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5月27日訊】1950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在「新解放區(1947年之後「解放」的地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一聲令下,整個農村立馬籠罩在紅色恐怖、血雨腥風之中,200多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為什麼要開展「土改」,為什麼要殺那麼多地主?《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大意):我曾追問最高領導人,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麼大,人口只有200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你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最高領導人迴避了斯諾的提問。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

記者斯諾足跡遍佈全世界,見多識廣,具有獨立思考能力,是個內行。1930年代,紅軍在井岡山五次「反圍剿」,槍炮齊鳴,火光衝天,捷報頻傳……

最後兵敗逃竄。仗打得那麼熱鬧,支撐熱鬧場面的軍糧軍餉、武器彈藥補給……錢,從何而來?「戰士(農民)的鮮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戰士都是農民;「農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錢財,消耗的自然是農民的血汗錢。「地主的鮮血」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從1927年秋收暴動,入井岡山搞武裝割據開始,一直是沿襲「打土豪」的辦法,供軍糧軍餉的。他們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裡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

「紅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襲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區」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條30多里寬的「赤、白交界」絕無人跡的「陰陽地界」……。

1949年後,百廢待舉,到處需要錢,入不敷出,財政危機相當嚴重。在軍事方面,西邊要進藏,南邊要「解放」海南島,東南準備攻打台灣,北邊要「抗美援朝」,幾百萬「解放軍」軍糧軍餉從何而來?……

於是,歷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奪最富庶的江南農村地主財物的「土地改革」運動,便應運而來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八大任務」,第一項就是進行土地改革,把「土改」列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實目的:奪取地主的財富,解救新生的紅色政權的財政危機。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鮮血,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大陸建政後,國民黨及其遺留、派遣在大陸的軍政人員,反抗是相當強烈的。自發性的民間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個鄉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內外交困,隨時有被顛覆的危險。這時,最高領導人認為,必須把「反革命」的囂張氣焰鎮壓下去……

殺誰呢?不幸,歷史選擇了「地主」作為「儆猴」的這只「雞」。「土改」時,批准殺人的權力在區一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

深夜,區、鄉幹部會議結束,大家勞累了一天,睡覺去了。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

這時,如果這位年輕人心地比較善良,他手中的「硃筆」稍稍留情,對於可殺可不殺的人,儘量不劃紅勾,這些人就可能倖存下來。如果這位年輕人「階級鬥爭」觀念比較強,殺紅了眼,「硃筆」一路勾畫下去,則明日刑場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靈蓋被打飛……要是這位年輕人打瞌睡,「硃筆」誤點在某個原擬不殺的人的名字上,醒來後又沒有發現這一錯誤,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殺人的權力雖然在區一級,但實際上,某位鄉幹部要殺誰,甚至因私仇某位貧僱農要求殺誰,跟區委書記說一聲,少有不批准的。

鬥爭地主的場面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慘叫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台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在積極分子的帶領下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台上的積極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

在這節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別溫和,待人十分寬厚,以前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沒人告他的狀,也許能逃過一劫,留下一條小命。如果幾十年來因某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說話不小心,得罪過某位貧僱農,在土改幹部的挑唆下,貧僱農指控他是「惡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說你是「惡霸地主」,你就是「惡霸地主」,沒得分辯的餘地。

在貧下中農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殺十分可憐,不記恨往日的小事,寬宏大量,什麼也不說,這位地主的小命也許能保留下來。如果是個生性嫉妒、幸災樂禍的積極分子,見人受罪心裡樂,看到殺人便興奮,告狀時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一個一個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經不住土改幹部反覆勸說,說錯一句話致使某位地主喪命的,事後這位善良的農民良心發現,一輩子追悔莫及!

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規定:「戶戶冒煙,村村見紅」。假設那個村子裡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裡面拔將軍」,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儆百!

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勺,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血腥、殘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慄,甚至嚇得好幾個夜晚從惡夢裡尖叫著醒來,掩面而泣……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

「土改」,產生了的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首先,「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他們上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

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面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產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許多貧下中農只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產的能力。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

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產總是倒退了。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後來被制止,不准買賣土地),依然是個窮光蛋。「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產資料,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產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第三,「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未考取秀才、舉人)的人是不允許進入地方領袖層的,因此,地方領袖素質較高,廉潔奉公,能真正為群眾辦事。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制度後開始的。由於大家都沒了功名,誰都可以當地方領袖。

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藉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產、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系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於不顧。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政府控制,貪贓枉法,為所欲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1億,「康乾盛世」後增加到4億,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口號稱4萬萬5千萬),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盪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打衝鋒,鬥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只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

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裡,農業生產怎麼能搞得好?再加上最高領導人頭腦發昏,「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面崩潰,餓死3500多萬農民……

第四,1953年「土改」結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全面達到了發動土改運動的預期目的,滋長了最高領導人的驕傲自滿情緒,增強了最高領導人的絕對權威地位,為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

「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幹,後來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單幹……),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產停滯不前,長期處於落後狀況,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直至今天,農村依然貧窮落後,農民依舊苦不堪言。

「土改」人為地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產生活,秩序井然。

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今日之中國,人慾橫流、物慾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土改」後,大陸在用文學藝術上,塑造了四大典型地主,都不是真實的。那些虛構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絕對騙不了親身經歷者和歷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節是虛假的、編造的,有些則是將許多壞人壞事集中到一個人身上。——無論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將社會陰暗面發生的各種壞事堆砌在某一個人身上,這人也就十惡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來說,他真的會半夜三更趴到雞籠子裡學雞叫嗎?不會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聲音可以傳過去。居住在農村就知道,聽到遠處的雄雞打鳴,叫聲由遠及近,最後,鄰居家的雄雞、自家的雄雞都跟著叫起來……遠遠地學雞叫,即使學得不十分準確,由於距離遠,雄雞聽不分明,可能跟著叫;

趴在雞籠子旁邊學雞叫,它聽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會跟著叫了。課文裡還描寫姓周的地主打開雞籠子,劃火柴去照……這些愚蠢行動驚動了雞,它也不會開口打鳴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些細節是虛假的、捏造的:學雞叫不必趴到雞籠子旁邊,也不用打開雞籠子去看,熟門熟路要劃什麼火柴?就事論事,即使你把長工們早早驅趕到地裡,自己不跟著起早去監督,長工們躺在田頭怠工,你有什麼辦法?

那時候的地主,需要僱傭幾個長工的,一般先僱傭一個比較能幹的「長工頭」。總體任務交下去後,每天由長工頭分配其他長工幹活,根本不用東家操心。當然,長工頭的工價比一般長工高。而用欺騙、壓榨的方法,東家和長工是不能長期相處的,最終吃虧的必定是東家(田裡沒收成)。小氣、吝嗇的地主是有,但如果吝嗇的臭名遠颺,就沒有人上你家來打工了。

那時候的地主,一般採用「籠絡」的方法穩定長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過節送糧食、衣物,有急事允許請假,年終結算時另外暗中給紅包……用這些手段來挽留那些老實本分、肯幹活的長工。

極左年代,許多中、小學的工宣隊對學生進行「階級教育」,請來當地「土改根子」當過長工的老貧農來學校作「憶苦思甜」報告。老貧農在講台上講著講著,忘乎所以,話題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說:有人說地主壞,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東家對我就特別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腊肉過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過苦日子,飯都沒得吃,差點餓死了……

工宣隊一聽,不對頭,老農民在「憶甜思苦」,對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場」,搶過麥克風對同學們說:老貧農講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講一講地主是怎樣壓迫剝削農民的……說著,便把老貧農攆下了講台。

那個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歷史問題的人,在大庭廣眾之中說地主的好話,作「反動宣傳」,會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還可能槍斃。但那老貧農是「土改根子」,講的又是實話、真話,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時候,許多地方鬧土匪,地主們都嚇得「雞崽子」一樣,小心謹慎,生怕惹禍。他們夾緊尾巴做人,「樹葉子掉下來都怕砸破了腦袋」,哪裡還敢欺壓農民?他們大多以慈悲為懷,樂善好施。叫花子來討米,總是一碗碗米打發,絕對不讓他們空手而去。不要小覷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線,如果輕慢了,說不定哪天晚上來一幫手執刀槍的蒙面大盜,把家裡搶得精光……。地主們連叫花子都不敢輕慢,哪裡敢得罪長工?

2000年,歷史學家笑蜀先生根據多年調查,寫了一本《劉文彩真相》,還了劉文彩的真實面目。一般來說,地主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比較複雜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

拿劉文彩來說,他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斥資200萬美金興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學」),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根據笑蜀先生的調查,劉文彩家根本沒有什麼「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極左年代,為了宣傳「階級鬥爭」,煽動人們仇恨地主編造出來的。

總的來說,地主中好人佔絕大多數。為達政治目的,編造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虛假的,「土改」中絕大多數被殺的地主,也都是捏造罪狀,含冤受戮的。……

責任編輯: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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