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的大唐文明對日本的影響體現在文字、經學、史學、文學、藝術、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宗教、禮儀、建築、自然科學、社會風俗等許多方面，迄今仍清晰可見。不妨先說一說大化改新。
645年，孝德天王即位，他熟悉中國經史，對古代聖賢的治國之道十分了解，早有改革之志。即位後，他立舒明天王的長子、深為了解隋唐制度和貞觀之治的中大兄為太子，且讓其輔政，並仿照唐朝官制，設左、右、內三大臣和國博士等職，同時重用改革派。在隨後的半年中，很快實現了仿唐的如下改革：始立年號，六月十九日宣布建元大化；作戶籍，校田畝，收兵器，嚴禁豪強兼併；申明官吏奉法必賞，違法必罰；廣開言路；參照唐朝律令研究新制度。
大化改新及其後的仿唐改革
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王頒布了《改新之詔》，史稱「大化改新」。具體包括：
一、廢除了世襲氏姓貴族的稱號臣、連、國造、伴造等，制定新官制和冠位制，確立以天王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度。
二、把各級地方官吏的任免權收歸中央。設置了二官、八省、一台的中央官制和國、郡、縣三級地方行政體系。其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號稱「三公」，與唐朝的太師、太傅、太保相當。左、右大臣之下有大納言、少納言、左辨官、右辨官。左辨官掌中務（管修史、天文）、式部（管官吏任免）、治部（管貴族婚娶、對外事務）、民部（管戶籍、民政）四省。右辨官掌兵部（管用兵、治軍）、刑部（管司法、刑罰）、大藏（管財政、利稅）、宮內（管官田、官營手工業）四省。這與唐朝的尚書省下設吏、戶、禮、兵、刑、工等六部極為相似。彈正台，主監察，分設於各郡，相當於唐朝的御史台，監察各級官吏。地方的國、郡、縣也是參照唐太宗時的道、州（府）、縣三級而設，分別由國司、郡司、里長掌管。
三、廢除王室和貴族的領地及部民，一律改歸國有，變為公地、公民。與之相應的經濟措施便是效法唐初實行的均田制，施行了「班田收授法」。受田人承擔租稅，一如唐朝的租庸調制：租為每段2束2把，庸為每人每年10日，調為每戶交布1丈2尺。
四、改革喪葬制度，禁止王室、貴族營造大型陵墓，殉葬品也有了嚴格規定。
在改革過程中，日本朝廷下令先後編撰了以年號為名稱的《大寶律令》、《養老律令》等，把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法律的編撰也仿照唐朝的做法，分成律、令、格、式四種，具體名稱也幾乎與唐相同，稱為戶令、田令、職員令等。
這一時期，日本模仿唐朝，也開始了官修正史的工作，結束了自古以來沒有自己的權威性史書的狀況。它的第一部正史《日本書紀》就是用漢字寫成的。
「大化改新」使日本建立起了一個完全不同於古代傳統社會的新型國家，對日本以後社會發展的諸多領域，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654年，孝德天王向大唐派遣遣唐使。655年，孝德天王病逝，齊明天王即位，中大兄掌握大權，661年稱制。668年，中大兄即王位，是為天智天王，671年去世。天智天王在位十年間，繼續推行改革，並下令仿照唐朝，編成日本古代第一部正規法典《近江令》以及日本最古的較為完備的《庚午年籍》。其後的天武至元明天王（673年—723年）間，也繼續推進仿唐的改革，制定了更多的律令，使日本汲取了中國最為先進的文明。
大唐禮儀之影響
遣唐使們帶回日本的不僅包括物品，還有他們在唐朝參加、看到的儀式、典禮的印象和記載，而這些印象對日本儀式、典禮產生了重要的影響。735年，日本留學生吉備真備將從唐帶回的130卷唐朝《永徽禮》現給了朝廷。752年，他以遣唐使的名義出使大唐，又將《開元禮》帶回。真備帶回的唐禮使日本開始全面學習中國的禮制，日本的禮制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可以說，8世紀開始，日本的朝賀儀式、任命大臣的儀式、天王即位儀式、節日慶典、外交禮儀、國忌儀式、祭祀孔子儀式等，都包含有大量的唐朝元素。
818年，天王下詔令，令天下儀式、男女衣服、五位以上官員的位記都遵從唐法，諸宮殿院堂門的名稱也改用唐式的。三年後，日本最早的一部敕撰的儀式書籍《內里式》成書，該書是當時唐朝儀式的集大成者。
●外交禮儀
在日本的遠古時代，日本大王是不直接會見外國使臣並舉行外交儀式的，至少到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還是如此。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彼時日本的王還具有強烈的「神」的象徵，不完全是具有政治權力的人物，而且也不掌握外交上的主導權。
大概在隋朝時，日本恢復了與中國的交往，中國的賓禮也得以傳入日本。日本接受賓禮最早的一個實例是608年迎接隋朝使節時舉行的外交禮儀，其中包括上呈國書與信物、饗宴等，儀式模仿自隋煬帝編撰的《江都集札》，而唐朝《開元禮》中記載的賓禮也與其極其相似。當時的日本推古大王、諸王、大臣等都參加了儀式。
不過，日本對於「禮」的全面接受時間是在717年養老（日本年號）時期派遣遣唐使後，尤其在吉備真備帶回唐朝的關於禮儀方面的書籍後。9世紀時，賓禮內的饗宴擴大到兩次，分別為「賜宴」與「賜饗」，前一個天王出席，後一個天王不參加。
●國忌儀式
日本遣唐使、僧人圓仁是在838年來到唐朝的，他曾滯留在揚州的官方寺院開元寺，在其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詳細記述了與佛教相關的典禮。
在開元寺時，圓仁曾親眼目睹在此舉行的國忌行香儀式，參加者包括節度使李德裕。「國忌」指的是帝王、王后的忌日，按照唐朝儀制，國忌日帝王可以一天不上朝，並禁止飲酒、享樂。《唐律‧雜律上‧國忌作樂》：「諸國忌廢務日作樂者，杖一百。」唐初，在國忌日祭祀先王、王后，還限於長安，限於王族；719年後，擴大到全國各地，文武大臣都要參加。這樣的擴展，明確了帝王的權威是全國性的，而不僅限於都城。
圓仁目睹的儀式之一應該是開成三年（838年）在揚州開元寺舉行的祭祀當時的唐文宗的父親唐敬宗的。對此，圓仁有著詳盡的描述。
另根據《日本書紀》記載，日本於686年九月在天武天王駕崩一週年後，新天王下詔，令京師諸寺設齋。這是日本文獻中最早的關於「國忌」的記載，而且其一開始就有著佛教性質。其後的奈良時代，日本均有國忌。按照日本學者的研究，日本的國忌行香在天王、王后的七七忌、一週年忌舉行，是在遣唐使傳入日本後出現的，而且儀式中的禮佛、散花、行香、咒願等儀式內容與唐代的國忌基本相同。
不過，由於日本天王並未滲透到地方最底層，因此日本的國忌與唐朝不同的是，不是全國性的，只是在都城和周邊地區進行。
●祈雨儀式
在中國古人的意識中，天帝是世間萬物的最高主宰，雨水之事自然他也要管。因此，古代先民很早就有了祈雨儀式，即要得到雨水，就要向天帝祈求。殷墟卜辭中就有不少關於殷商時天帝主宰雨水的記載，如：「今三月帝令多雨？」（《前》3185）「帝其令雨？帝不令雨？」（《乙》1312）等。
西周、漢代，直至唐代，並延續到清代，皆有祈雨儀式。前面說到的日本僧人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對此也有所記載。其中一次是在839年的揚州開元寺，由僧人祈雨，七人為一組讀經，參與者有節度使李德裕。祈雨的第二天就開始下雨，其後七天都一直都沒有停止。不過，正史中關於唐朝祈雨的方式與圓仁記載的有所不同。其主要是在名山大川進行祈雨，儀式由朝廷直接派使者主持。據唐《開元令》所載，名山大川主要指的是五嶽和四瀆（長江、黃河、淮水、濟水）。還有一種祈雨方法是「徙市閉坊門」。
此外，隋、唐、宋三代，每遇京師或全國大旱，朝廷不但舉行祈雨活動，而且皇帝本人還要採取素服、減膳、獨居、露坐聽政等自罰措施配合祈雨，以期感動蒼天早日降雨。除了臨時祈雨外，唐代還有固定時間的祈雨儀式，即每年夏季的第一個月，皇帝都要到圓丘祭祀上天。
而根據《日本書紀》記載，日本祈雨活動的真正開端是在天武時期，儀式不僅包括向神社奉幣，也包括在名山嶽瀆等地祈雨，這明顯受到了唐朝的影響。到了奈良時代（710年—794年）前期，祈雨中包含有更為明顯的中國元素，一是體現在祥瑞災異思想上，即天王有德，天降祥瑞；天王無德，天降災異，是以祈雨成功是對天王是否施行德政的檢驗。二是運用佛教方法祈雨。奈良後期，日本天王還仿效唐代皇帝舉行祭天儀式，親自祈雨。
●祭祀孔子儀式
秦漢時期，孔子的儒家思想就已傳入日本，日本也很早有了祭祀孔子的儀式，稱為「釋奠儀式」，一般大學、國學在春秋兩季舉行。最初，祭祀儀式，禮儀並不完備，而且也不興盛。在真備回國後，制定了釋奠儀式的服飾、器物及儀式內容等，包括在舉行這一儀式時天王駕臨，將孔子的稱號改為唐朝通用的「文宣王」等等。
從日本各種儀式受大唐的影響看，日本唐化是從奈良後期至平安時代逐漸演變的，其對日本社會的影響是深刻的，但顯然，大唐對日本的影響遠不止這個方面。@＃
責任編輯：李婧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