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6月27日訊】臺灣新國會和新政府已都全部就位，為求表現都使出渾身解數，想要為全民謀福利，「公平正義」是最理直氣壯的口號，「為弱勢者爭福利」更是各黨派質詢的主軸。在林全院長首度列席立院報告施政方針時，時代力量主委黃國昌質詢林揆，要求提高勞工最低工資至二萬六千元，並詢問是否要制訂最低工資法，兩樣都獲得正面回應。黃立委表示，最低工資須達二萬六千元，才能「讓勞工和家屬滿足最低生活要求」。
由於林揆已明確答應要制定「最低工資法」，而且也認同「最低工資是滿足勞工和家屬最低生活要求」，那麼，就有必要嚴肅的將此課題說清楚、講明白，免得成為錯誤的政策，落得對弱勢勞工「愛之適足以害之」的下場。雖然幾十年來我已一講再講，但在這新局面開展的時刻，還是必須不憚其煩、老調重彈，因為這是「真理」。
不論是最低工資或是基本工資，在臺灣都被認定為「最低或基本生活水準或需求」，而且不只是勞工本人，還包括其家屬的生活要求。雖然存在誰來訂定這個水準的大問題，但即便該水準可以訂定並且獲致全民共識，接著就得面對「誰來補足」低於此水準的差額？
就「工資」是業者支付的現實而言，應該就是業者支付。可是，業者只願支付「市場工資」，也就是等於工人「貢獻度」的工資水準，否則業者獲利會減少，甚至虧本、關廠都有可能，所以業者當然不願也沒能力支付，或者就遣退這些勞工。
除非勞動市場是屬於「獨買」市場，業者才可能「剝削」勞工，可是我們不難發現，領取低薪的勞工是屬於較無一技之長的體力勞工、童工、學徒、實習生等生產力最低的一群，亦即所謂的「邊際勞工」，是處於近乎完全競爭市場，業者很難對其剝削。
如果政府果真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法，則他們的絕大多數將遭解僱的命運，原本考慮對他們加以訓練的廠商也將打消這個念頭。這也許能夠淘汰一些效率低的邊際廠商，但卻會造成困擾的失業問題，在全球化下的臺灣，這些人的處境更是不堪，進一步變成社會問題。
個人還是得重提過世不久的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Gary Becker）教授早就斬釘截鐵地說詞：「『提高最低工資會降低就業機會』的定論，連神通廣大的人都很難駁倒。既然政治人物的功力還沒有那麼高，就不應該試著提高最低工資。」然而，就是因為最低工資早已演變成政治問題，政治人物或許自認高於「神通廣大」，或是有其他考量，還是時不時的就要求政府強制性地提升最低工資。
1984年〈勞動基準法〉通過實施之後，更是幾乎年年都有最低工資爭議，主管機關也時常委託學術機構作客觀性評估調升最低工資的影響。雖然在弱勢邊際勞工失業的衝擊上似乎有較一致結果，但在其他層面的影響卻有不同的實證結果，於是問題懸而未決。臺灣的最低工資不只針對市場工資，還與勞保、外勞薪資等掛鈎，問題更為複雜。
其實，就最低或基本工資的實質內涵是「最低生活水準」言，根本不應該冠以「工資」之名。而最低基本生活水準是典型的「社會福利」課題，理應由政府或全民共同負擔才符合其原則，而非由企業承擔，進而扭曲市場的有效運作。在此開始討論制訂「最低工資法」的時刻，正是還「最低工資」本色、將之正名的良機。
責任編輯：南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