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6月03日訊】（大紀元記者徐翠玲、李怡欣台灣台北報導）1989年6月4日，中國學子與公民為了爭取民主與自由，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原本是溫和的示威抗議，沒想到最後演變成一場令人痛心的「中國國殤」。
25年之後（2014年），3月19日的台灣太陽花學運，也是學子與公民的示威抗議，延燒近1個月，最終以和平落幕，一樣是學子、公民抗議卻是「兩岸」威權與民主的赤裸裸對照。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蔡宏政簡單敘述六四發生的關鍵，自1979年，鄧小平打出經濟改革開放後，鄉鎮企業迅速活絡，但國營企業壟斷未改，社會對通膨、貪腐、政治壓制相當不滿。當時中共內部兩派聲音，「一是以胡耀邦、趙紫陽為首，認同民眾主張的民主派，另一派則是堅持保守不走開放民主路線。」
鄧小平最後聽信保守勢力所言，「開放自由會威脅自己的地位，更可能導致共產黨被推翻」，因而罷黜自己欽定的接班人趙紫陽。隨後胡耀邦猝死，引發六四事件，鄧更加恐懼，認定「六四學生受外國勢力煽動，將人民內部矛盾，上升到敵我矛盾」，下令北京戒嚴全面鎮壓。
李鵬在《六四日記》中透露，江澤民是六四屠殺決策者，之後鄧小平廢趙紫陽立江澤民，讓江成為六四事件最大受益者，江上台，自然六四事件就會被一直壓制下去。
綜觀歷史，戰後德國一直為納粹大屠殺贖罪，德國總理甚至到猶太社區下跪，法律更嚴禁納粹標語符號出現。對照當今中共，仍選擇壓制六四歷史真相。蔡宏政說，「中共抨擊南京大屠殺，卻對自己造成的大躍進、文革、六四等殘殺自己國人行為不予檢討」，以選擇性態度來掩蓋歷史。但是，「壓下來，不代表事件就會消失，人民不會忘記，時機到來，就會被拿來檢討。」
兩岸學運 結局大不同
「社會文明程度就看他對待弱勢的態度」，蔡宏政說，中共鼓勵不文明、提倡仇恨、鬥爭的叢林法則，現在中國人的文明水準低落，沒有保護弱勢的意識。遺憾的是，從 1919年五四運動到1989六四學運，中國人渴望的民主努力了近百年，中國最大悲哀就是一直走回專制的老路，如何讓中國民間社會慢慢體現對多元尊重，這條路台灣也走很久。
黃國昌指出，六四與太陽花運動最大差別，兩者之間從後續的發展可以看出民主制度多珍貴、讓人民自己作主多重要。在台灣促成政府重新反省過去施政錯誤，是再出發很重要契機，但在中國卻是以悲劇收場；台灣真正實踐民主、自由、人權，但在中國卻往後退。
黃國昌說，當時中國失去契機，當然希望還會有再次的機會，但取決於北京當局、中國公民社會、國際對自由民主的支持，不能再縱容中共繼續為惡，以及中國內部社會的安定與經濟發展。中國嚴重社會不公義內在問題如果爆發出來，再伴隨經濟形勢下滑，中國政局能穩定多久蠻難說的。
中國的民主花朵何時開？
蔡宏政強調，「不管做什麼決定，北京當局握有最終決策，若當局不覺得民主素養是需要的，就不會去培養社會形成這股力量，若不去培養就無法凝聚改變力量，缺乏改變力量，人民就不會自覺到需要民主，這就是中國走向民主的循環困境。」
「但是自由是所有價值的最高價值」，他說，人類歷史要說有什麼值得書寫，就是少數人、在少數時刻，所發揮出的人性光輝，對後世才有啟發，讓人才有活下去的意義。因此，「不管多難，必須在這循環困境中，嘗試找到突破口。」
他舉例，這些破口，如網路、經濟、媒體等，現今中國發生維權事件，很快在網路還原現況，中共再也無法炮製像「法輪功包圍中南海」那樣的謊言矇蔽人群了。中共表面強大，其實說垮很快就會垮掉。
黃國昌則表示，江澤民在歷史上應該承擔的責任與審判，自己必須要面對。中國的改變最主要還是靠中國公民社會。中國公民社會在逐漸茁壯發展當中，到底有多成熟，他沒有資格妄加議論，但他希望中國的公民社會能夠成長、茁壯到讓中國公民意識更普及，民主的花朵才可能在中國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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