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7月11日訊】由於暴雨天氣持續不斷，中國南方不少地區都深陷在洪水與內澇的重大災害中。據媒體報導，6月30日以來，長江中下游及江淮、西南東部等地區出現強降雨天氣，全國已有26省市1,192縣遭遇洪澇災害。截止到7月3日，受災人口達3,282萬人，因災死亡186人，直接經濟損失約為506億元。從2000年至2014年的資料中可見，長江流域洪澇災害的危害性明顯較高，四川、湖南、重慶和江西四省市因洪澇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已高於1,000億人民幣。
雖說親歷災害的慘烈才能喚醒人們的防患意識，然而，不斷頻發的洪澇災害以及持續惡化的受災狀況卻無不讓人感到，中國那些用來防洪、抗澇的工程似乎就像「聾子耳朵」，不過是中看不中用的一道擺設而已。在這些擺設中，最引人注目的就要屬「三峽工程」了。正如線民所調侃的那樣，「當年論證三峽大壩的好處就是可以有效的控制下游水量，現在的情況正好反過來：下游乾旱時，大壩需要蓄水；下游鬧水災時，三峽卻需要洩洪」，這一最大規模的工程項目建成後，大旱、高溫、洪水、地震等自然災害就開始在中國大陸頻發。
面對著水利專家黃萬里當初預言的「十二種災難性後果」已兌現了11種的現實狀況，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不禁發現，這個斥鉅資建造的防洪工程，一直以來所發揮的作用不是抵禦洪災，而是讓更多的地區和人口受災。如果說洪澇是天災，那麼「三峽工程」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則是人為釀造的橫禍。
事實上，無數專家早已指出，自然界本身就具備著緩解天災的能力。就拿長江中下游來說，這一地區湖泊眾多，而「這些湖泊對洪水具有明顯的調蓄作用，可以通過暫時蓄納入湖洪峰水量，削減並滯後洪峰，減少洪水造成的危害」。一直以來，河渠、湖泊也都在扮演著疏水的角色。然而，中國自50年代就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圍湖墾殖活動，「到80年代，湖泊數量下降到838個」，「湖泊容量下降了51%」，「江漢湖群中最大的洪湖在三十年間面積下降了38.9%，蓄洪量也降為10.19億立方米，調蓄洪水的能力嚴重退化」。從這些資料中我們足以看出，只為謀求經濟發展的「人為」不僅會破壞生態、自然，同時也增加了人們受災的可能性。
當然，這種可能性是可以被預見的。黃萬里教授也曾指出，「蓄、攔、疏及抗之策中，各段仍以堤防‘攔’為主」。然而，問題的關鍵卻在於，中國用以防洪的堤壩雖不斷加高，但也抵不住「洪水水位隨之升高」，甚至「一旦潰堤將造成嚴重的後果」。在歷次發生的洪災中，堤壩之所以未能發揮有效的作用，其原因並不是沒有「加高」，而是存在著「加固」的問題。
早有學者不斷提出，「自1949年以來，中國把抗洪工程的重點越來越放到建設水庫大壩工程上，而越來越忽略堤防建設」；「如果當初中國政府能夠及時完成長江防洪會議所要求的長江大堤加固建設，斷然不會發生1998年長江嚴重洪水災害」；「1998年長江洪水損失慘重，原因之一就是堤防不牢」；「2003年中國長江、淮河和黃河等流域都相續發生了小到中等洪水，多處河流堤防發生潰堤」；「2004年4月27日，新建的湖南長沙河堤被大雨毀壞，問題也在施工品質上，其實質和長江幹堤荊江段子虛烏有的工程是一樣的」。時至今日，我們從比98年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受災狀況中就會發現，那些無數次被官方舉債維修、加固的堤壩在洪水來襲時，再度失去了效力。
當洪水衝破堤壩，向江河附近的村莊、縣鎮氾濫時，中國那些被暴雨侵襲的大城市也開啟了「看海」模式。如果說抗洪的關鍵在於「攔」，那麼緩解內澇的關鍵則在於「疏」，也就是說，城市中的排水系統要及時發揮作用了。在這方面，不少發達國家已為我們提供了最佳的範本和實例。
比如德國，在全國境內共修建了51.5萬公里長的排水管道，可環繞地球13圈，每年可處理94億立方米的污水和雨水。英國倫敦不僅在1865年時就已建造了一條長2,000公里的地下排水系統，並於2007年開始在泰晤士河下方建造一條為了阻止降雨時，污水流入泰晤士河的深層排水隧道。荷蘭第二大城市鹿特丹素有「水城」之稱，由於海拔低於海平面，而經常受到海水倒灌的威脅。然而，在城市中心順地勢修建的25個「水廣場」成為了這個城市最有力的排水系統。還有法國、義大利、美國，以及一些亞洲國家都建有十分完備的城市排水系統。
既然如此普遍，也就說明了，這種地下排水系統並非是什麼高、精、尖的重大課題，而只是為了保障民生的基礎設施而已。說起中國的基礎設施，光鮮亮麗的比比皆是，然而真正能應民之所急，所需的卻並不多見。僅一場天災就足以讓人看出，那些遍佈在中國的各類設施、工程，並非承載著建造者的責任與良心，而是為了凸顯決策者的政績與臉面。這些光鮮政績的背後實則掩藏著貪腐的惡行；與臉面一同獲取的，還有利益。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