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7月20日訊】1999年的夏天異常炎熱，7月20日的中午，合肥被炎熱的陽光炙烤，天空沒有一絲雲彩，樹枝都沒曬的無精打采，連平日聒噪的知了都偶爾有氣無力的叫著，剛剛才工作一年的我走在滾燙的街道上，準備找一個有空調的小飯店吃飯。我看了看天，感覺有點象夏天暴雨的前兆，只等風起雲湧，就會掀起一場驚天動地的風暴。
鎮壓的「謠言」是遙遙領先的預言
這段時間我的心裡沉甸甸的，4.25法輪功學員中南海大上訪之後，單位領導找到我，要求我不要參加法輪功的任何活動，不要再煉法輪功，而在這之前，單位已經做過法輪功學員名單登記。
我感到非常驚訝，拿出6月14日報紙題為「中辦、國辦信訪局負責人接待部分法輪功上訪人員並發表談話」的文章，據理力爭，我說文章上明明說：「什麼『公安機關就要對練功者進行鎮壓了』，『黨團員、幹部參加練功就要開除黨（團）籍和公職』等等。這完全是無中生有、蠱惑人心的謠言」，「對各種正常的練功健身活動，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人們既有相信並練習某一種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種功法的自由。」我反問道，為什麼不要煉法輪功呢？報紙說是謠言。單位領導嘆了口氣說，你還年輕，有些事情你還不懂。
現在想來，那時他們內部應該已經傳達了迫害精神，只是不能對我直說擺了。因為在6月10日，中共非法組織「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也就是610辦公室）已經成立。我所在的單位，作為省直屬機關事業，應該已經接到了相關指令。在那時，「謠言」早已是遙遙領先的預言，只是我才剛剛接觸這樣的險惡。
樹欲靜而風不止
作為合肥地區的學員，大都是4.25當天下午才知道。當時4.23日我身邊的學員打電話給在天津教育學院現場的合肥學員，問她在幹什麼。那位學員說她在天津有事，沒有說當時她正在向《青少年科技博覽》編輯部反映情況。之後的4.25上訪，那位學員也沒說，我們是從其它渠道才得知。可事後江澤民誣陷說：「組織紀律之嚴密，信息傳遞之迅速」「還說」幕後有無「高手」在策劃指揮」，真的是小人之心。如果有事前有消息，光合肥地區就會去幾千人都不止，全國就更不知道會去多少學員了，又何止當時的一萬多人呢。
從96年的「光明日報」事件開始，中共就在製造事端。從98年開始，我在煉功點就隔三差五的來一些「新學員」，這些人來了之後重點不是學功，他們關心誰是頭呀、誰出錢呀這類問題。當讓這些人在了解真相後，大多成了真正的法輪功學員。98年的5月一次集體煉功中，《新安晚報》的記者也問我類似的問題。大約在98年，《合肥晚報》刊登了一篇誣陷的文章，我和幾位學員上報社去向他們介紹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報社的態度非常好，表示他們是轉載，不了解情況，事後還刊發學員集體煉功的照片。
大約在99年，安徽電視臺採訪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員，也報導了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的集體煉功情況。當時記者採訪時我們就坐在圖書館的草坪上，當記者聽到60多歲的教授因修煉法輪功不但病好了，在家裡裝修時，能扛一袋水泥一氣上到六樓，記者直呼不可思議，說這麼好的功法，應該大力宣傳才對呀！
「暴風雨」來臨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帶空調的小飯店，不知是心中有事還是天氣太熱，吃了幾口就不想吃了，想起前幾天一個經歷過多次中共政治運動的學員的話，說《人民日報》從6月份一連發表了五篇所謂的論崇尚科學破除迷信的評論員文章，估計中共是要動手迫害我們了，要有思想準備。怎麼準備，難道好人都不給做了，難道「真、善、忍」不對嗎？會有這樣倒行逆施的政府嗎？
就在這時，我的BB機響了，是學員小李打來的，我結束了食不甘味的午飯，走出清涼的飯店。找到公共電話，回撥回去，「大熱天的，找我什麼事呀？」，「畢小俊被抓了，還有很多學員也被抓了，你快來。」，「什麼？你在哪？」，「我在安醫附院」，「你等著，我馬上到」。我不顧著炎熱，跑向自行車，飛快的蹬著，全然沒有注意到汗水順著下頜流淌下來。「暴風雨」就這樣來了，用我從來沒有預料到的方式。那個7月，我還不到21歲。
省政府上訪
小李正在安醫附院旁的公共電話焦急的打著電話，我站在旁邊，得到的是更多學員被抓的消息。對於年輕的我們來說，完全沒有經歷過這些。這時知道畢小俊是被稻香村派出所抓走的。我們站在稻香村派出所，心中充滿委屈和氣憤。怎麼會這樣，不是剛說有煉功的自由嗎？
整個下午和晚上，越來越多的學員被抓的消息傳來，大家都心情沉重。向政府反映我們修煉後身心受益的情況，釋放被抓學員成為現在的當務之急。所以我們決定第二天向合肥市政府信訪辦反映情況，要求釋放被抓學員。
7月21日一大早，我們來到阜南路上的合肥市政府信訪辦，那時信訪辦還沒開門，大家就在人行道上默默的等候。一上班，幾位學員就進入合肥市政府信訪辦。沒過一會，幾位學員出來了，說合肥市政府信訪辦管不了這事，去省政府吧。
越來越多的學員趕了過來，大家順著花園街，來到安徽省政府。大家就在人行道旁站立，就象4.25學員在中南海一樣，沒有喧嘩、沒有標語、沒有阻塞交通，有的只是站在那裡，默默的等候。
幾個學員走入傳達室，反映學員的心聲。其他學員就站在長江路省政府一側，隨著人越來越多，學員就依次排開。路人見了紛紛詢問，「這麼好的功法，為什麼不讓煉，共產黨真是太壞了」，「唉，共產黨又要搞運動了」，路人紛紛表達不平。
到北京去
整整一天，學員們都在默默站立，而我們已經決定要到北京去。因為當時沒有錢，楊阿姨拿出三千元讓我們去買到北京的車票。買完車票，晚上我到畢小俊家去問問情況，這時省政府門前開始了大抓捕，把在場學員又拉又打拽上幾十輛大客車。正在說時，西市公安分局政保科就到畢小俊家非法抄家，我和李娟娟被限制在屋內。公安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肆意妄為，不短時間家裡就狼藉一片，就如遭搶一般。
我心裡著急，什麼時候才能走，明天我還要到北京去。直到凌晨，我才被允許離開。匆忙跳上出租車，回到家裡拿了一些東西。父母在睡夢中驚醒，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我說：「沒事，拿點東西」。「這麼晚了，你要到哪去」，他們問。「沒事，你們睡吧！」在父母疑惑的眼神中，我跳上出租車，走了。
得到師父的經文
7月22日上午，我和小李、大何乘上火車，在蚌埠轉車時，正是下午。看到中央電視臺已經開始對法輪功鋪天蓋地的誣陷宣傳，其它的廣播、電視、報紙紛紛跟進。我們心情非常沉重，為什麼善良的人們在中國這篇土地上如此多災多難。
為了避開盤查，我們買了一瓶白酒，把酒灑在身上，因為法輪功學員是不喝酒的。7月23日，到達北京站，下車一看報紙全是誣陷的內容，街上到處都是警車和警察。天氣更是熱的令人窒息。我們住進一家飯店，店主估計看出我們是法輪功學員，對我們說：共產黨太壞了，六四殺學生，用地鐵運了一天的學生的屍體到八寶山，現在又來鎮壓法輪功。我們這還好，別家店都要你罵法輪功才讓你住店。你們逛逛就回去吧。
那時我們連中辦國辦信訪局在哪也不知道，就想找學員，看看怎麼辦。在天安門廣場上，到處都是警車。有天早晨，我們在地壇公園，看見幾個人像學員，過去一問，是來自長春的學員，他們給了師父的《我的一點聲明》我們，說學員都往府右街那邊去了，都被用大客車送到豐臺和石景山的體育場非法關押。得到了經文，我們決定送回合肥，讓更多的學員看到。
再去北京上訪
回到合肥，單位領導說合肥政保處的警察正在找我，在單位的會議室，警察威脅我不再去北京，否則就要拘留我。單位要同事、家人監視我，假期必須由家人接回。各式造假宣傳鋪天蓋地，新聞聯播每天長達一個多小時，看見的、聽見的到處都是觸目的謊言、欺世的謠言，每一天都象每一年那樣的漫長、難熬，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使得年輕的我看到了什麼是真正的善、什麼是真正的惡。
越來越多的學員走向北京去向政府講清真象，越來越多的學員被關進拘留所，作為從法輪功身心受益的一員，就要大聲的說出事實真相。99年12月，我又踏上去北京的列車。在列車上，我看到不約而同去北京的合肥學員，有幾十名之多。大家沒有相約，卻有著共同的心願；沒有組織，卻都有善良的真誠，為的就是讓世人認識什麼是真正的善。
在北京的那些天，看到來自天南海北的學員們，從廣東到內蒙，從山東到湖南，大江南北，都抱著同一個目標來到北京，走向天安門，就是要告訴世人「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明白真理的人們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的
當時北京有上百萬的學員，來了之後經過短暫的停留，大家就走向天安門，用自己的心聲、熱血乃至生命喊出「法輪大法好」。當時在北京如果租房給法輪功學員，是要被巨額罰款的，可善良的北京民眾依然毫不猶豫的租房給法輪功學員。有一次，房東看到房子裡住滿了人，什麼都沒說，只叮囑一句，晚上公安來查，從外面反鎖上，不要理他們。另一個房東因為租房給學員被罰了6,000元，但他仍然義無反顧的把房子再次租給學員，而且說：「我敬佩你們」。
學員們面對著酷刑、關押，依然前仆後繼，無懼無悔，為的就是告訴人們法輪功的真相。有一次從廣東一次來了幾百名學員，在北京站就被非法抓了一大半，剩下的學員沒有半點恐懼，堂堂正正走向天安門廣場。
冬季的北京，寒風凜冽，冰凍入骨。我看見父母帶著孩子，官員放下官位，警察穿著警服，就在漫天的飛雪中走向天安門廣場；我看見來自山東梁山的幾十位農民學員，手拿編織袋，裡面裝著紅薯，那就是他們的口糧，他們就想問：「為什麼不讓我們做好人」；我看見在天安門廣場上，打出的橫幅映襯丹心片片，天地動容。
在非法押送我回合肥的火車上，我看見火車外青青的麥苗穿破冰雪的覆蓋，在嚴寒中，搖曳著令人心動的綠色，召喚著春天的到來。那明白真理的人們，那真心向善的人們，不正如那青青的麥苗，用春意融化冰雪，用正念瓦解邪惡，用慈悲覺悟世人。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