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紀育灃先生，中國著名化學家，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獲博士學位後為報效祖國，於1928年返回中國，長期在廈門大學、浙江大學、西南聯大、中央研究院、上海醫學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任教和從事有機藥物化學研究工作。
放棄離京：輕信中共承諾
1949年，中共竊奪北平，作為鑽學問的一介書獃子，爸爸捨不得丟棄他幾十年積累起來的書籍和資料(他的書籍，在北平研究院開了一個小圖書館)，又天真以為「誰來當皇帝都不會影響」他的科研工作，於是拒絕了國民政府提供、從中共控北平東單機場(當時，傅作義已經宣佈投降，北平空城3天，允許拒絕同共產黨合作的國府人員，從東單臨時機場搭機離開)全家飛臺灣的機票。
很快，惲代英的弟弟惲子強(後來的科學院學部主任)出現在我家，要求爸爸幫忙接管北平研究院。因為進城的中共黨員對科學研究機構、設備乃至文件檔案一竅不通，惲子強表現得誠惶誠恐，千求百求，邀請我爸爸助中共進入科學界，並且承諾，一旦共產黨接管就緒，就讓我爸爸專心從事他的藥物化學科研工作。
1953年，中共成立了科學院，給了爸爸一個數理化學部委員的頭銜，工資加車馬費每月500人民幣(當時一般工人工資每月18元到30元)，但他所期望的實驗室卻永久性關閉了！他的助理研究員也被強制調走。
爸爸只好在家裡默默看書寫筆記，嘴裡嘟囔著「中共殺人不用刀，一個科學研究人員的實驗室被搶走了，比用刀殺了他還狠」。惲子強及他以後的歷屆負責聯絡家父的人，每月都會派小嘍囉送工資到家，一直到爸爸1982年去世，算是中共對其言而無信的代價。
淪為花瓶：研究著作擱淺
共產黨的如意算盤是，養著紀育灃好當花瓶。於是，科學出版社奉命找上門來，要爸爸寫「專著」，爸爸正好在寫科研筆記，欣然接受。誰知，辛辛苦苦一年多，厚厚的樣本已經印出來了，科學出版社的幾個白痴編輯找上了門，說是書中列舉的研究數字和案例不附合共產黨的規定，強制要求改稿，否則不能出版。爸爸問他們：「是你寫書還是我寫書，書中的一個字也不能改。」經過幾次爭執之後，爸爸把稿費退給了這幫小共產黨，所謂的「專著」就此擱淺。
1955年，共產黨愚民報刊大吹，說是「世界首創、人工合成了胰島素」。接著，科學院送來了飛機票，接父親去上海開會，要爸爸為共產黨「人工合成了胰島素」背書。
爸爸從上海回來氣憤地說：「我根本沒進實驗室，更沒看到合成過程，而且我也不相信真的人工合成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怎麼能為他們背書；那高級賓館加飛機往返，算我去上海旅遊、散心，惲子強們真又白費心思了」。
慘澹度日：遷居且被監控
1955年後，我們家的厄運開始了。共產黨學部把我們家遷出了錢三強、紀育灃、陳尚義、顧功序、王序等七名高級研究員共住的北平大佛寺取燈衚衕王府，發配到了朝內南小街43號的大雜院。
那裡，街道居委會特務極端邪惡，他控制我們家請的保姆，每天向他彙報家裡的吃喝拉撒睡，試圖從中找出迫害父親的借口。媽媽一氣之下辭丟了保姆，從此自己操持家務、照顧父親直到父親去世。
爸爸幾十年不變的牛奶也被共產黨居委會斷掉，說是大家「一律平等」，爸爸必須排隊申請一週兩到三次的半磅瓶裝鮮奶。無奈之下，爸爸每天穿著西裝、戴著禮帽、拄著文明棍(這是爸爸回國後幾十年一貫的裝束)，到對街小鋪去買豆漿、油條。那幫人跟在爸爸後面做鬼臉、大呼小叫：「特務來啦！特務來啦！」
大雜院裡藏著一名「北京日報」記者黎先耀，我們家從來不同魚龍混雜的周邊鄰居打交道，因此根本不知道大雜院中有這麼一個製造「階級鬥爭」的共產黨刀筆棍。
一天，正在上高三的我，突然遭到同學圍攻，說是北京日報報導：「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公子哥紀曉峰毒打保姆，其父紀育灃縱容兒子行凶。」隨之而來的是，北京各中學裡展開了批判「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可把我這個初入社會、一心只知道上學苦讀的青年嚇懵了，只好一次次按共產黨要求「低頭認罪」，生怕升大學時因此被共產黨除名。
其實，真實情況完全不是共產黨記者捏造的那樣。我自己有一個書房，我的東西都整理得有條有理，每天回家我就鑽在自己房間裡讀書。那天，我走進書房，發現我的東西被搜查過、全都搞亂了，我就叫來保姆詢問，她撒謊說是替我打掃衛生。
我責問她：「我告訴過你，我自己會打掃衛生，為什麼還要進我房間？」隨後，我請她離開，她發瘋似地要找我評理；我不想同她吵，推她出了書房，狠狠地把門關上了。流氓記者黎先耀，就是從這裡編造出了一個共產黨愚奴煽情需要的、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故事。
受盡屈辱：遭街道居委會惡整
街道居委會比共產黨所謂的惡霸地主黃世仁還要壞得流膿。大約是1964年，共產黨正在搞打擊大片國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1962年走出共產黨監獄，軍事工程學院承諾我再次參加高考、重新上大學，可街道上的特務背後作祟，在我的檔案中寫了些不知什麼惡毒的東西。
當時北大校長周培源告訴我爸：「你兒子重考大學是枉然，考卷沒到評分老師手中，早就被抽掉銷毀了。」當時年輕氣盛、仍然相信共產黨不會作弊的我，怒氣沖沖、衝進了街道居委會頭頭家，眼前霍然發現，妹妹穿著短褲同他躺在昏暗骯髒的大炕上。街道居委會成員騙姦中國知名化學教授的女兒被曝光，共產黨愚奴喉舌、乃至共產黨科學院學部竟然沒有半點表示，我父親實在吞不下這口氣，毅然把我妹妹逐出家門，到死也不想看到她。
我不能再次進入大學，爸爸在北京中廊下給我買了個小四合院，四間小房加浴室廚房，算是我關門自修的世外桃源。然而，共產黨的打砸搶「文化革命」來了，小四合院又被街道小腳特務砸爛、搶走，說那是「資產階級」窩，而我被勒令立即「滾出北京」。
隨後，共產黨的黨衛軍(所謂紅衛兵)，衝進了爸爸在什坊院衚衕的家，把他捆起來吊打，逼迫他交出他的「扎帽右派兒子」。爸爸根本不知道我流落何方，只好一次次遭皮鞭抽打，眼睜睜看著僅有的幾兩黃金棺材本、連同他小心保存的黃金試劑被洗劫一空。
最可惡的是，爸爸掛在牆上當寶貝的耶魯大學博士文憑、洛克菲勒獎金證書、導師約翰遜遺像，全都踹爛、付之一炬。
爸爸的導師約翰遜，是爸爸的大恩人，對他的一生意義重大。他當時在美國耶魯讀書，成績特別傑出，可惜得了三期肺病。約翰遜喜歡會讀書的學生，爸爸奄奄一息之下，是導師約翰遜掏錢給他治好了病，而且讓他在醫院中完成了博士學位考試。1953年，導師約翰遜去世，導師夫人專門寄來了導師遺像，供爸爸永遠緬懷。
文革結束後，我去找共產黨北京房管局要被搶占的房子，幾經周折，才給了我三千元；而且還告訴我，這是對我們「專家家庭」的照顧，一般北京市民，一毛錢都得不到，還得替那些搶占私產的「房客」維修住房。
忍辱負重：遭受不平等待遇
文革迫害並沒有結束，爸爸事後告訴我，他的500元工資變成了18元，手無縛雞之力的他必須靠媽媽的55元工資養活；他還必須每天到東郊的北京化學試劑廠掃大門。爸爸說，冬天零下十幾度、寒風刺骨，他必須提前一小時站在場門口拿著大柳條掃帚掃地，來上班的人為向共產黨打進步，人人朝他吐吐沫、罵一些難聽的髒話。
爸爸遭到的人格羞辱，實在是常人難以想像，可爸爸為了不再受皮肉之苦，只好像越王勾踐臥薪嘗膽般忍氣吞聲，任共產黨凌辱。說起北京化學試劑廠，還有一段故事，那是1955年我家被搬遷到什坊院衚衕同時發生的事。
共產黨科學院學部不想再繼續揹負爸爸這個在家寫筆記、拿乾薪的花瓶了，因為說起來，共產黨對待國際知名化學家的「名聲」實在不好聽。
惲子強把爸爸的「組織關係」，一腳踢給了北京東郊的一個小化工廠，美其名曰「北京化學試劑廠」﹔爸爸由此得到一個新頭銜：北京試劑研究所所長。那裡，既無研究人員，更無實驗室和試驗設備，有的只是一群一竅不通、每天混吃護黨的所謂「中專畢業生」﹔共產黨宣稱發揮「專家餘熱」，讓爸爸整天對驢彈琴。
於是，這幫「中專生」天天在實驗室裡瞎折騰，還圍著爸爸吵事，罵他「內鬥」專家。爸爸非常生氣，一次回家來說：「什麼中專畢業生，連硫酸稀釋這樣簡單的試劑操作都不懂，要不是我一把奪下燒瓶，險些釀成大禍」。
至於「試劑所」的共產黨書記伍國華，更是自以為他能「領導」專家，不許爸爸自己設定研究課題，得聽他安排，以致一個「試劑所」究竟研究什麼，多年吵不出結果。
爸爸算是看透了共產黨，他們根本不想搞什麼科學研究，不值得跟這幫傢伙磨舌頭、貶低自己，於是兩袖一甩、回家看美國化學會學報去了。就這樣，一直拖到了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化工廠的無賴們以為機會來了，就把爸爸當「白專」狠狠地鬥，讓爸爸吃盡這個世界上他從沒有見識過的共產黨法西斯地獄災難。(待續)
責任編輯：古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