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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河:三名省級官員為何突然被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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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7月06日訊】橫河:我是橫河,大家好。

主持人:今天我們來討論一下北京政府的人事變動,就在七一前夕,中共官場再次大換人,有四個省分的封疆大吏相繼被撤換,而且其中有三位是屬於沒有到退休年齡,提前下課的。如此大規模的變動,又是發生在北戴河會議的前夕,自然讓人議論紛紛。那麼我們今天就請橫河先生來評論一下,這些人事變動是屬於正常的,還是有它特殊性質?

橫河先生,您覺得這些變動它是不是有一些特殊呢?比如說從時間來看,現在並不是傳統上省部級換人的時候。

橫河:應該不是正常的調動,雖然說中共在省部級官員換人的時候,它並沒有什麼規定,就是說一定要什麼時候換,但是基本上它有一個規律,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是正常的,他到了退休年齡了,那這時候退休換人,這種在正式換屆的時候比較多。它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到了年齡就換,可以是在任職的任何時間換下去;另外一種就是他離正式換屆的時候差不是很遠了,就多留任幾天,把他熬到正式換屆,這算是留比較大的面子,這是正常的。

另外一種,就是和年齡無關的調動,就是說不是說退休的,這種很多都不是在地方的黨代會議期間,而是在地方黨代會議之前,到了地方黨代會和黨代會以後接著開人大的時候,會去確認他在黨內的職務和在政府當中的職務。這種一般是從地方到中央,它不是先開黨代會,然後再開人大嗎?人事和政策都是黨內先決定,然後再由人大去舉手表決通過,這種換人往往是屬於先布局,然後在黨或者政府的會議上確認。

這次他們四個人的情況,特別是接他們班的那四個人就是屬於這一類的。從思路上來說,它這個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就是說很多省部級的官員在調動省分的時候都是這種情況。

主持人:那您如果說這次事先布局再確認的,從哪幾個方面可以看出來呢?

橫河:從實際上,就剛才妳說的,這是在北戴河會議的前夕,如果有計劃在北戴河會議上討論重要的議案的話,那麼這個會議上的力量對比就很有意義,因為省部級的官員嘛,他在這個會議上可能是有表決權的,或者是他至少有發言權的。

從更長遠一點來看的話,可以說是為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布局,因為省部級的官員他是屬於中央委員級的,而重要的省市它是屬於政治局一級的,從這個級別上來說的話,他可能會可以有權力參加十九大的布局。因此在這個之前,把這個人事重新安排以後,也就是說現在退下去這批人,不僅是十九大沒有他的事了,而且是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安排的參考意見都沒有他的事了。

從人員更換來看的話,這次的特點是這幾個人都沒有宣布說是因為貪腐,或者調查,而是單純的人事變動。你看幾天以後,這三個人都到人大去任職了。就像以前我們曾經講過「能上能下」的制度,不需要找什麼理由也可以叫你下,連貪腐的理由都不要找,也可以讓你下。當然不排除以後會宣布誰出了什麼事,或者誰有貪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這種就顯然是屬於布局這種類型的,而不是說反腐類型的。

主持人:您剛才提到說這幾個人的變動他都沒有任何理由,甚至都不需要借用反腐的名義,這個是挺有意思的。您能不能給我們具體的講一下這幾個人的情況,我們來分析一下他們到底是因為什麼被布局出去了?

橫河:對,這很有意思。第一個就講一下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王儒林他出身可以算是團派的,他曾經任過共青團吉林省委書記,後來就一直在吉林省委一步一步的爬上去,最後爬到吉林省委書記,曾經擔任過吉林省政法委書記,也擔任了好幾年長春市委書記。

羅志軍也是團派出身的,他長期是在團中央工作,不在地方工作。所謂「團派」,它沒有什麼特別明顯的派系,指的就是在團中央,或者是在省一級的團委曾經擔任過主要工作的,這就把他說成是團派了。羅志軍是屬於在團中央工作的,所以是典型的團派。1995年外放到江蘇,曾經擔任過南京市副市長、市長、市委書記,然後又當了江蘇省省長、省委書記。這個人他跨了三個派系,出身是團派,本人是太子黨,同時又是「江蘇幫」的,這個有點像李源潮,是這種類型的。

需要提一下「江蘇幫」的事情。最近「江蘇幫」的麻煩不斷,就包括連李源潮都有不少傳聞。為什麼最近「江蘇幫」會出事情?「山西幫」我們知道它跟令計劃是有關係的。但「江蘇幫」呢?江蘇是江澤民的老家,江澤民是揚州人。中國官場上有這麼一種升遷的途徑,就是以當時的黨魁家鄉主要的黨政領導去照顧這個黨魁在老家的利益。通過這種作為升遷的途徑,這個在歷史上不少。能不能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確實有很多人是走這條路的。

華國鋒當時就是毛澤東家鄉的,從湘潭縣委書記當到湖南省委書記,就是因為照顧了湘潭,在那裡搞毛澤東的韶山展覽會,搞這些搞出名來,被毛澤東看中的。這是中共的特殊的一條仕途。也就是說當時屬於「江蘇幫」的,很可能很多人就是只要是他的職務有條件拉上關係的,多半是曾經對江澤民表示過忠誠,而且得到過好處的,這些可能就是現在「江蘇幫」的主要成員的來源。

強衛情況又特殊一點,強衛是曾經擔任過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所以也是屬於團派,在重要省市任過職的。從1990年開始到石景山當區委書記,中共石景山區委書記,就不是共青團的了,是屬於黨委的。從1996年到2007年一直擔任北京市的政法委書記,當初缺任2年;同時在這個期間,先後兼任過北京市公安局長、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委副書記;2007年以後就到青海,後來又到江西省去任省委書記。

我們現在講這三個,另外一個因為他不是省級大員,他是部級大員,就是袁貴仁,他是教育部的,那麼待會兒有機會就講一下。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第一,都有團派的背景,都在共青團中央,或者是重要的省市當過書記;第二個,就是他們的主要的仕途,就是到了主要的城市一直到省裡面的主要領導官員,這個主要的仕途和江澤民執政期間,以及胡錦濤執政而江澤民垂簾聽政期間,這個整個時期都是重合的,就這三個人都重合。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在迫害法輪功期間都曾經擔任過地方大員,因此,對於迫害來說的話,他們都有主要領導的責任,就是他不一定是負直接殺害誰的責任,但是他有一個凡是發生在這個轄區的,你的權力範圍之內的所有的迫害,負領導責任,這是紐倫堡審判已經確認的原則。

主持人:那您剛才總結了他們共同的仕途上的幾大特點,您覺得他們被提前離開省委書記這個位子,被閒置,跟他們這些共同特點有什麼關係嗎?

橫河:當然有關係,也就是說為什麼不能讓他們熬到退休的時間,要他們提前走,哪怕差一天都得要他走?就從系統上來說的話,他們是不屬於現在當政的習近平、王岐山能夠信任的系統,他們屬於什麼系統的,這就值得推敲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團派背景,胡錦濤當了總書記以後,應該是這一個派系的主要領導人,你像曾經太子黨的頭目就是曾慶紅,曾慶紅曾經在江統治時期,太子黨當到最高的位子,而且他願意當,這是個關鍵。胡錦濤本人是沒有什麼特別政治野心的,從他這十年前面的七八年都是被江澤民控制的,而他的個性,他都不是拉幫結派的人,所以就不存在說胡錦濤是團派頭子的這種說法。他最後裸退,主要是斷了江澤民繼續垂簾聽政的路,所以也可以看到他本人是沒有什麼野心的。這種沒有野心的人他不會形成派系,所以團派本身並不會在胡錦濤執政期間形成真正的派系。

而且共青團它本來就是共產黨接班人,是共產黨的預備隊,它本來存在就是為了去當黨官的,因此它就是中共的派系的,它並不存在一個獨立的派系,而且在中共的歷史上也沒有形成過真正的團派。這些人在擔任地方大員的時間和仕途都比在共青團的時間要長得多,他們所擁有的權力和利益,也是在他們擔任地方大員的時間內得到的,而不是擔任共青團時間得到的,所以他們不能說是團派。

那麼就要談到地方大員的情況了,就這些人他們的共同特點都是曾經在迫害法輪功的過程當中,以政法委書記,或者一個地方主要黨政領導的身份,程度不同的參與過迫害,這是他們共同的地方。你像王儒林,他是在迫害非常嚴重的2000年到2001年擔任吉林省政法委書記的,後來還當了幾年長春市委書記。那大家知道長春是法輪功的發源地,修煉人數非常多,電視插播法輪功真相也是發生在長春的,迫害也是非常嚴重,他對這段時間的迫害應該負很大的責任。

羅志軍他在任職期間對南京市和江蘇省發生的迫害,他要分別在這個地方當主要領導的這個身份去負他應該負的責任。那麼你看王儒林和羅志軍這兩個人,他們的直接領導責任是跑不了的,至於說他們的迫害是個人主動參與,或者是變本加厲的迫害,還是僅僅就是指揮鏈當中的一個環節,那這些以後肯定會查清楚的。

在這個問題上,強衛比較特殊,他是在2007年的時候,調離北京之前,一直主持北京市的迫害法輪功的事情。他曾經在升任北京市委副書記的同時,辭掉了政法委書記的位子,給了吉林做政法委書記,結果2年之後,又回過頭來重新兼任北京市政法委書記。這種很少,就是已經當了副書記了,升上去了,又回來重新兼任。那是為什麼呢?就是為了奧運安保。奧運安保,北京市政法委書記是擔任奧運安保的總指揮的,就奧運安保總指揮其實是強衛,因為他是在北京市嘛,所以他以北京市委副書記又兼任政法委書記來做這件事情。

你像北京的法輪功學員于宙,他就是在奧運安保的名義下被抓,被迫害致死的。那主要負責奧運安保的又是政法委書記,又是負責北京市迫害的,他當然就要負主要責任。在省委政法委書記當中,有的人是非常積極的迫害,有的人就是聽命令,主動積極參與迫害而且又罪行累累的,要排名的話,強衛絕對是排名在前的。

所以說從派系來看的話,我的觀點一直是只有江澤民是確實形成了江派。垂簾聽政就要有基礎,他的基礎就是江派人馬,那這個當然主要的是軍隊。當時張萬年搞一個軍事政變,然後像郭伯雄、徐才厚這些後來都是支持他的,就是這一批人馬。當然在地方大員中,他也要有一定的基礎,他才可能垂簾聽政,不然沒人聽怎麼辦?這就是互相依靠,就這些江派的人馬都要靠江出頭,江也要靠這些人支持。

到了習近平當政的話,他就不能容忍了,那麼當然也有一個機會,在這之前因為王立軍、薄熙來事件,把周永康牽出來了,這個機會當然是胡錦濤也是到他最後兩年能夠翻身的一個基礎,之所以拖這麼久,實際上是顧不過來。因為江實際上是將近20年,根深蒂固,你要是一下子挖掉不容易,所以先要把大的障礙挖掉,像把周永康之流挖掉,然後才輪得到省部級的官員。

從政治上站隊來看的話,這些人更像是屬於江派的,而且和江派的政法系統有關係,但是倒不一定和周永康有直接關係,在周永康之前有一個羅幹嘛,你像王儒林他任吉林省政法委書記的時候,周永康還在四川,他們應該沒有關係,但是他是和政法系有關。強衛和周永康是有關的,就是2002年到2007年,周永康是政法委副書記,後來2007年取代羅幹成為政法委書記。奧運安保實際上是周永康把維穩提出來的最早的實踐,那是周永康的,所以強衛跟周永康是有關係的。從這點來看的話,這一批人之所以要下來,是因為他們的利益、他們的權力跟江澤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主持人:那從他們的經歷來看,您剛才也講到他們都是團派出身的,那您為什麼不說他們是團派的人,而說他們是江派的人?

橫河:剛才我講的派系能不能形成。能不能真正成立派系,主要是這個有共同經歷,你像團就是共同經歷,或者是共同利益,你像發財,就是利用放手腐敗的政策來獲取利益的,這種有共同經歷或者利益的人,有沒有一個牽頭的人?你像江派的形成就是江澤民本人,因為他有一套發財的理論,他有一套實踐,那再加上迫害法輪功的血債,都跟江澤民個人有直接的關係,而且他自己退休以後又特別願意去干政,所以就會形成江派。嚴格的說,江派的真正形成是跟他退休有關係,因為他在位的話,他不需要派系,他就是最高權力。

團派之所以沒有形成,和胡錦濤不結派有關係。但是胡錦濤不拉幫派,不等於說就沒有人拉幫派,這個人就是令計劃。所以很多人說這一批人是令計劃派系的人,那麼是不是呢?他的位子是因為他在中樞,就是在中辦主任的位子,這是一個權力中樞,他有野心,而且很熱衷於拉幫結派,你看這個「山西幫」就是他拉出來的。傳說中這些倒台的,多少和令計劃有些關係,因為中辦主任要想拉幫的話,一般的官員還不容易拒絕,因為他就代表權力嘛,那你想要爬上去,可能就要從這條路走。

畢竟如果按部就班的爬的話,絕大部分這些人爬到常委之前就應該退休了,所以他如果有野心的話,那很可能會跟令計劃去拉幫結派,而碰巧這些人都有團派的經歷,因此,看來令計劃除了「山西幫」以外,確實花了點功夫在原來有團派背景的人當中做過工作。所以如果說有派系的話,令計劃很可能是想當團派的頭。而且如果這些傳說屬實的話,就是關於這些人是令計劃的人,那應該算說是形成了一個團派的雛形,但是我覺得是在形成以前就被打掉了。

主持人:那這次官員撤換的密集度這麼大,而且時間這麼敏感,我們都看得出來這個時間是說習近平他不想再等了,他不能讓這些人退休以後再替換。那您覺得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橫河:這個牽涉到習近平的政策,就是習近平想走哪一條路。當然現在我是一般不大去猜他要走哪一條路,但是從現在已經走過來的路看來的話,反腐本身是觸動了江澤民的理論、政策和利益,所以江澤民系統的利益集團他們所受到的利益的衝擊太大,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原來的黨政系統即使不是主動的抵抗反擊的話,也有很多處於消極怠工的狀態,以致於現在的政令很難下達,各省很多領導,就是從原來的利益集團下來的,因為都腐敗嘛,所以一打的話,就讓他們沒有積極性了。各省的這些主要領導如果他們不動,就是現在的政令下來的話,他們不動,或者他們反著方向動,那誰也沒辦法,只能換人。所以這是一個,就是他的政策要想繼續推行下去的話,有的時候必須換人。

再從政策方面來看的話,我們提出「去江化」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從現在看來的話,這個事實越來越被人接受。前幾天我還看到亞洲新聞,是一個英文網站,其中就談到中紀委巡視中央610辦公室,它也談到了說這是清除江澤民勢力的一個典型標誌,因為大家都知道610辦公室是江澤民的地盤,巡視它的話,就是動他的奶酪了。

全面「去江化」就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了,因為江這麼多年的話,他有一整套理論,所謂「三個代表」、「悶聲發大財」,這都是他的理論系統,他有很完善的政治結構,就是所謂常委的「九龍治水」,就是九個常委各管一灘。再一個就是人事安排,就包括一直是到現任七個常委當中,明確是江派的至少有三個。

這一系列的東西要全面去改變它就非常困難,更不要說迫害法輪功的政治包袱還背著。所以說如果人事安排不能夠排除江派影響,或者江時期的政策的影響的話,那麼「去江化」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就包括從政治局制訂政策到各地執行,都不可能實現。

因此,我覺得要確保「去江化」徹底完成的話,這個人事上必須要變動,對於不能執行現在政策的,那肯定就是叫他走。

主持人:「去江化」您剛才提到幾個方面,像江澤民的幾個理論,現在的確非常少有人提了;人事安排,剛才這幾位的卸任或者是被退休,已經能證明了這個人事安排上有「去江化」了;那麼剩下就是一個政治結構。很多人是談到說,最近關於廢除常委制這個議論會比較多,您覺得有這個可能嗎?

橫河:這個因為最先的說法實際上是官方說的,《人民日報》6月16日的時候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紹政治局常委制的來龍去脈。它算了一下,就從1934年到1956年有22年沒有常委制。常委制是什麼呢?其實最早的時候,政治局是決策機構,但是政治局它不能老開會,所以它必須要有一個政治局不開會的時候執行的機構,那就叫常委,所以常委本來是應該辦事的。

因為這個是在戰爭年代,就是戰爭年代的時候,政治局委員他都在各個中共割據的地方,有的時候說抗戰期間,他也在不同的地方,他不會是老待在延安、老待在瑞金,一定是平時是有一個常委來負責執行的,所以它不是一個權力機構,它是一個執行機構,但是因為它有執行權,所以有的時候權力就很大。你像令計劃他不是制訂政策的,但是他的位子重要,所以他就權力很大了。這22年當中是用書記處來代替常委處理日常事務,這個其實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實現的。

常委在毛澤東時代,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常委就是擺設,沒有什麼用。真正的權力分配,你像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他們的權力分配是來自戰爭年代的派系和威望;到了鄧小平時期,你想想看,中央顧問委員會開個會就能把總書記給免了,所以常委就更不是什麼了。常委真正成為最高權力是江澤民時期,因為他沒有了毛澤東和鄧小平戰爭時期帶來的威望,權力就不是無條件的了,因為那兩個人的權力是無條件的,不需要證明的,那麼這時候只能在常委當中分享了,大家分享權力。

尤其到了迫害法輪功以後,江澤民退休以後,設置的這個九常委分權啊,特別設置了沒有否決權,這時候常委才真正有了最高的決策權,就不是一個執行機構了,它就有決策權。現在一講到常委的話,就是權力最大的機構,其實原來不是這個概念。在理論上真正的決策機構政治局反而變成可有可無的了。

就是常委變成決策機構的歷史並不長,而且是跟江澤民有關的,但是它已經形成了共識和一個潛規則了,你要再改回原來的常委只是處理日常事務,讓政治局來做決定的這種功能就很難了,也許廢除它是唯一的辦法。如果說廢除的話,我不會覺得奇怪,這裡不是說哪一種結構更好,因為它都是中共的結構,這裡本身並不存在好壞的意思,只是說作為現在的政權,廢除常委制是有動機的,我只是分析它的動機和它的可行性。

主持人:那我們講到「去江化」,就不能不注意到最近關於江澤民家族的消息是非常的多,比如說對江綿恆,也有一些是直接點名江澤民的,您認為這些消息意味著什麼?

橫河:我覺得這個「去江化」,最終必須要解決江澤民的問題,這就是我剛才講的,江澤民和他的底下的人互相支持的問題。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覺得很有意思,是一篇英文的,是在什麼網站上呢?是IntelligenceOnline,翻成中文的話就是「情報在線」,這個網站是英文的,它有一篇文章叫「Jiang Zemin clan on the verge」,clan就是家族的意思,就是江澤民家族有危險了,第一句話就是江綿恆已經被軟禁。這篇文章我沒看到原文,我只看到了一個前面的提綱,但是看它列出了17個關鍵詞,其中有7個是跟江綿恆有關的公司,顯然講的就是江綿恆出問題了,所以它說江澤民家族。

中文媒體也有這方面的消息,就是常規上,也不是常規啦,就是曾經有過先例的,就是要動老子,先動兒子,江澤民當年就是先動了鄧小平的兒子,弄得不是說卓琳要自殺才救下來的嘛。上海的律師鄭恩寵,他也談到有可靠的消息,說江澤民和他的兒子可能都被軟禁了,而他本人處境也越來越寬鬆。因為鄭恩寵的整個經歷,他就是挑戰江澤民家族在上海的利益的,也就是為這個被判刑、被迫害的,所以他的個人經歷也很能說明問題,因此我認為這些消息肯定不是空穴來風。

主持人:因為剛好趕上七一的敏感日,所以「去江化」很多人就可能會想到這個問題,就是說「去江化」能救中共嗎?

橫河:其實「去江化」和救中共是兩個不同的命題,「去江化」能不能做到?它某些目標是可以達到的,但是要回過頭來說,就江澤民的罪行和中共的罪行是沒有辦法分開來的。今天當局所面對的問題,它是一個有江澤民個人責任的歷史問題,但是也有中共的歷史罪行和政治、經濟、社會矛盾的積累,中共統治下這些矛盾的積累,倒不一定是今天突然發生的,有些是可以在系統內解決的,比如說江所做的這個人事安排,甚至是最高層的政治結構的構架調整改變,比如說常委制的廢存,這些是可以達到的。

但是,它的本質問題解決不了,它不可能說使中共改變性質繼續生存下去,這個是做不到的。這種改變,這種「去江化」的過程,只能說是當政者個人的歷史選擇,其實這種選擇也留給了每個人。

責任編輯:任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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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06 9:3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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