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8月11日訊】2016年2月，在「華夏文摘‧快遞」上看到兩篇文章，引起筆者對同一話題的思考分析，並且得出了相關結論，特寫下這篇拙文，以拋磚引玉，不當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一、從兩篇談論文革必敗、慘敗的文章談起
「華夏文摘‧快遞」於2016年2月22日發表了何新寫的《文革何以必敗》一文（來源：讀者推薦），文中指出：毛澤東在1949年以後，自信滿滿，經常獨逞聖智，乾綱獨斷，縱容個人迷信。毛澤東把數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並株連九族。又運用打擊右派的方式遏阻了黨內外一切反對的不同聲音。此後，從黨外到黨內，無敢直言者。文革十年間，高層內鬥不已，國內動亂，幾度瀕臨「全面內戰」。古今中外政治鬥爭及屠戮功臣之慘烈，亦莫過於此。眾多精英無辜而枉死文革者難記其數，人命關天，豈一個「三七開」就能了結。
何新又說：據不完全統計，全國遭受殘酷迫害的人高達一個億（占全國當時總人數的九分之一），含冤致死的人數超過兩千萬，造成八千億人民幣的經濟損失，使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一言以蔽之，文革之所以失敗，就在於毛澤東晚年政治舉措發生昏亂失智和重大失誤，致使國內敵人越鬥越多。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反映了這種民怨沸騰的局面。
何新在文末的附註中說：「我研究文革多年，以上所述的每句話後面都有無數史實、史料為證據——絕非信口妄言。關於我的文革研究，初稿曾經於2003年網絡發表，不成熟觀點謬種流傳，……藉此糾正舊論。」
筆者沒有看到何新關於文革研究的初稿，不知其中有何謬誤，倒是在網上看到他幾年前寫的那篇《重評毛澤東》，通篇對毛澤東及其文革予以歌頌、美化、吹捧，甚至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特別是何新還說：「毛澤東生前鬥倒了他的一切內外強敵。」「毛澤東必將永遠屹立於人類歷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這些話的卻是十分謬誤的。
顯然，何新的《文革何以必敗》比他以前寫的《重評毛澤東》在觀點、結論上有了與時俱進的極大改變，這是值得肯定與稱讚的，何新的《文革何以必敗》特別值得那些美化毛澤東及其文革的任何人細讀深思！
「華夏文摘‧快遞」於2016年2月23日發表了郭松民的文章《反思文革慘敗教訓：毛澤東給予人民的四大自由為什麼會被重新剝奪？》，文末註明「來源：新民學社」。郭松民在文中承認文革慘敗，但是又變相美化文革與毛澤東，文中說：「愚公毛澤東是追求徹底民主」「文革無疑是中國現實民主理想的一次偉大嘗試，如果說文革有什麼問題的話，那就是它失敗了。」
郭文中又說：「可以毫不誇大地說，載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四大自由的1975年《憲法》是人類歷史上一份空前偉大的法律檔。」可以說，這是不顧歷史事實的謬說，是在極力美化所謂「四大自由」。文革初期，北京一位青年工人遇羅克寫了一篇《出身論》就被抓捕並處以極刑——槍斃！湖南長沙的一位高中生、高幹子弟（紅二代）楊小凱寫了一篇《中國向何處去？》，就被判處10年重刑，其母被逼得自殺身亡！「文革」中有什麼「四大自由」？！
還有兩件「歷史細節」也非常值得歷史銘記，也值得後人深思。這兩件事都發生在1966年8月的北京城內。一是西城區太平橋中學一位15歲的初三女學生，不屬於「紅五類」出身，僅僅因為說了一句實話「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結果被紅衛兵暴打致死；二是在王府井大街附近的第27中學，一名初中女生被指控把一本《毛主席語錄》坐在身子底下，也被紅衛兵給活活打死。以上兩個事實，雖是歷史細節，都關連著兩條鮮活的生命被暴打致死，足見文革時期的殘酷與黑暗！（詳見「華夏文摘‧快遞」2016年3月20日發表的于向真的文章《恐怖的「紅八月」詳細的記載》，作者為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主任編輯，已退休。）
總之，在文革發動50周年，結束40週年之際，海內外華人都應當反思文革的發生、發展與失敗、慘敗，總結經驗教訓，以史為鑑，防止文革復辟。
二、「文革」的源頭是恐怖的「延安整風」
文革的源頭與中國兩千多年的帝王統治以及帝王文化密不可分，而文革的親自發動者、領導者毛澤東正是「中國最後一位皇帝」（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語），而且是「歷史上最大的暴君」（前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語），因此，反思和研究文革的發起、發展與最終慘敗，必須與毛澤東的思想、經歷、人品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經過長期的閱讀、思考，筆者認為，文革的源頭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其中包括所謂「搶救運動」）。
關於延安整風，已經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大陸的專家、學者寫的兩本書：一本是2000年香港出版的、由南京大學歷史教授高華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本是2005年香港出版的，由中共黨史專家、延安整風親歷者、今年已93歲的何方寫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始於1942年初，當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8日又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由此，延安整風全面展開。毛澤東為什麼要在國難當頭的抗日戰爭時期大張旗鼓地進行延安整風？高華與何方的書中作出了與官方截然不同的回答。高華說：延安整風是毛澤東用權謀奪權；何方說：毛澤東發起延安整風運動的最初動機是針對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的。如此說來，毛澤東在到達延安之後不久，就有了發動延安整風的念頭，經過幾年的準備、籌劃，到1942年初便正式開始了。
支持上述說法的一個有力證據是，丁玲在達到延安後不久，與毛澤東在窯洞中的一次對話。毛澤東得意洋洋地對丁玲說，延安現在就是一個偏安的朝廷，並且請丁玲提名，由毛來冊封大臣與妃子。丁玲在晚年披露了這次對話，有人稱之為「毛丁窯洞對」。丁玲說，這是毛澤東在「開玩笑」。其實，絕非玩笑，而是毛澤東要稱王稱霸當皇帝的真情流露。而在「毛丁窯洞對」的當時，毛澤東還是張聞天這位「開明君主」（毛當時稱張之語）的下屬，毛要實現其稱王稱霸當皇帝的願望，必須要把張聞天壓下去，奪去張的權力以取而代之。於是，延安整風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延安整風從1942年2月開始至1945年4月，歷時3年多，是中共歷史上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第一次中共全黨範圍的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毛澤東打進北京之後一些列政治運動（當然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源頭。通過延安整風，毛澤東成功地用其權謀奪得了中共最高領導權，並獲取了享有「最後決定權」的特權；同時，讓廣大中共黨員喪失了自由思想、獨立思考的能力，成了崇拜領袖、迷信領袖的馴服工具。
延安整風中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王實味《野百合花》冤案。王實味在延安整風開始時，響應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以及「反對黨八股」的號召。實話實說，秉筆直書，寫下了雜文《野百合花》，並在黨報上發表。文中對當時延安的不良現象提出了批評，指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囀玉堂春，舞動金蓮步」等等。
王實味的這篇雜文贏得了延安眾多讀者的贊同；然而，卻讓毛澤東勃然大怒，把手中的報紙向桌上猛地一拍：「這是馬克思掛帥，還是王實味掛帥？」——這句話中的「馬克思」實乃「我毛澤東」的代名詞。毛澤東上綱上線到如此高度，於是，王實味的厄運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然而，單從王實味文章的內容上入手，很難把王實味批倒，因為文中所說的是實情，硬要批判，也難服眾。於是，毛澤東與康生聯手，無中生有地給王實味安上「託派」「特務」的罪名，並予以逮捕，還拉上幾位無辜者，編造一個「反黨集團」，讓王實味「罪上加罪」。毛澤東下達了對王實味「不殺不放」的指示，實際上是未經任何法律審判就給王實味判了「無期徒刑」，為1947年砍殺王實味埋下了伏筆。
王實味事件還引發了繼之而來的「搶救運動」，這是毛澤東以整肅全黨幹部為目的而親自發動的，是延安整風運動中最為恐怖的一幕。1943年4月，數千人被逮捕、關押，遭到酷刑、逼供，讓他們承認自己是「特務」，還要咬出更多的「特務」同夥。據高華書中記述，有的單位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員進行「搶救」，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有些人經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殺。多麼恐怖的「延安整風」！
張戎、喬‧哈利戴夫婦經過多年的研讀資料、檔案，訪談有關人士，寫出了一本厚重的著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其實就是一本「毛傳」。該書第23章寫的就是「延安整風：靠恐怖建立權力基礎」，在歷數了延安整風的恐怖史實之後寫道：「所謂『延安整風』，更恰當的名稱應當是『延安恐怖』。多年後毛聲稱：在整風中他並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實是百分之一百』，而且是『強迫』。毛澤東就是這樣建立起了他的權力基礎。」（該書第219頁）
延安整風中，劉少奇是毛澤東的堅定支持、擁護者，他一定沒有感覺到有「延安恐怖」。然而20多年後，「延安恐怖」擴大、升級為「全國恐怖」的所謂「文革」，也就是「暴力大破壞」時，劉少奇成了首當其衝的受害人物。這是劉少奇當初絕對料不到的悲慘下場。極度悲痛的劉少奇留下了「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句臨終遺言。
一些從文革浩劫中倖存下來的中共高幹，把劉少奇的這句話予以實踐，寫下了不少記錄歷史真相的著述，李銳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中共高幹李銳生於1917年4月，1937年2月加入中共，1939年底到達延安，是延安整風與搶救運動的親歷者。《炎黃春秋》2016年第4期發表了他的長文《百年回首》，文中說，他在「搶救運動」中被關在保安處一年半，並受到了中等刑（五天五夜不讓眨一下眼皮）。當時「延安一共打了15,000多特務。湖南解放時，長沙公安廳搞到唐縱（戴笠的副手）的日記，他們趕緊拿給我看。唐縱在1947年8月23日的日記中說：『延安現在很亂，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內線。』唐縱說沒有一根內線，我們自己都說特務如麻！……現在群眾出版社的唐縱日記摘要中有這句話。」李銳老先生的上述回憶是珍貴的歷史事實，值得後人細讀深思。
總而言之，毛澤東通過延安整風，成功地達到了他的目的，也為他「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鋪平了道路。然而，延安整風卻留下了危害嚴重的後遺症，在1949年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發作並升級，給國家、民族帶來深重災難。在延安整風中遭到整肅，後來逃亡蘇聯的王明在其《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出：延安的整風運動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習」。2004年12月30日，何方在為其《黨史筆記》一書所寫的「前言」中更認為：「當前社會上存在的許多問題，根子也都在延安整風。」
三、文革的籌劃始於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
1958年，毛澤東發動了經濟建設上的「大躍進」運動，包括全民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畝產放衛星、超英趕美以及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這些舉措都是違背經濟規律、科技常識乃至人之常情的荒謬之舉，實行不久就出現了惡果：1958年下半年以及1959年上半年不少地方都發生了「人禍飢荒」，即餓死人的慘案！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為民請命，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希望能引起重視、消除「狂熱」、制止人禍飢荒的繼續。然而，毛澤東卻借彭德懷的這封萬言書大批彭德懷右傾、反黨。結果是讓「人禍飢荒」進一步擴大發展為「人禍大飢荒」，幾年間餓死老百姓幾千萬（主要是農民）！對於1958年～1962年間的「人禍大飢荒」，中共黨史專家辛子陵先生2009年12月27日在朋友聚會時曾說了一番引人深思的話：「毛澤東時代，二十年票證經濟，餓死3,755.8萬人，這是一個最低的數字，實際上餓死人的數字肯定在4,000萬以上。我們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在我們的體制下，毛澤東一朝一代餓死的人數比歷朝歷代餓死人的總和（2,900多萬，不到3,000萬人）還要多750萬人。」（辛先生的這次講話整理成《走出兩個誤區》一文，收入《放言救黨論國是》一書，2010年7月香港書作坊出版社出版，參加該年國際書展）
毛澤東在經濟建設上慘敗了，犯下了大罪，他本應該深刻檢討、下罪己詔，甚至應當引咎辭職；然而，嗜權如命、權謀蓋世的毛澤東卻反其道而行之，為維護、鞏固其權勢，掩蓋、轉移其罪責，他便轉向去搞他得心應手的政治鬥爭了。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七千人大會，主要議題就是大饑荒。由於在大會之前，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到其老家湖南輕車簡從微服私訪地做了幾十天的調查研究，對大饑荒的真相有了深刻認識（劉少奇的姐夫就是在大饑荒中餓死的），在大會做報告時指出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少奇在私下還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這讓毛澤東對劉少奇記恨在心，並產生了一定要打到劉少奇的念頭。於是，毛澤東與江青密謀，開始暗中籌劃一場新的黨內鬥爭，也就是4年後公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正如大陸作者張惠卿在《1962年的大事與小事》一文所說：毛澤東「恨不得把劉少奇置之死地而後快。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目的達到了，殘酷的黨內鬥爭，確實太可怕了。」（該文首發《炎黃春秋》2015年第7期，「華夏文摘‧快遞」與「縱覽中國」網於2015年7月28日同時予以轉載）
可以說，從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到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在這4年多的時間裡，毛澤東所做的一系列工作都是為了打到劉少奇一夥「政敵」做準備，可謂千方百計、不遺餘力、費盡心機、密謀策劃。請看：
1962年秋天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大談特談「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就是為了掩蓋「人禍大饑荒」的罪責以及打到劉少奇等人而大造輿論，是一種理論準備。
1963年，毛澤東指示鄧小平主持了對赫魯曉夫、對蘇聯「修正主義」的大批判，出臺了九篇批蘇修、批「赫禿子」的系列文章，這也是毛澤東為打倒劉少奇以及發動文革的理論準備。
在「四清」運動中，毛澤東有發現了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發明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頂大帽子（簡稱「走資派」），就是針對劉少奇等人的「定時炸彈」。劉少奇當時似乎並不知曉，「走資派」這頂大帽子首先就是毛為劉製作的，但是劉依據實事求是的原則，不同意「走資派」的提法，1964年12月28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為此與毛發生了衝突，毛澤東竟然公開怒斥劉少奇：「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澤東還從中共黨史中找材料、做文章，他根據瞿秋白犧牲前寫下的《多餘的話》一文，就推翻了中共以前對瞿的正面評價，武斷地把瞿定為「叛徒」，並讓劉少奇向黨內高層傳達。劉即遵命執行，而並沒有意識到，這實乃毛為劉設置的一口陷阱，是為日後給劉少奇扣上「叛徒」的大帽子所做的鋪墊。
為了給即將發動的文革製造一個導火索，毛澤東與江青密謀，由江青出面操作，1965年2月到11月，江青數次往返京滬之間，聯繫張春橋、姚文元，九易其稿寫出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誣稱該劇是為彭德懷翻案的。11月10日，經毛批准，姚文元此文在上海正式發表。
毛澤東的上述準備工作是「輿論、理論、宣傳」領域的，屬於「筆桿子」這一陣地。與此同時，毛澤東還與林彪結盟，重用林彪，抓緊、加強、鞏固「槍桿子」這一陣地。有了這「兩桿子」做基礎，毛澤東就可以發動他密謀已久的「文化大革命」了。
發動文革前，毛澤東特意誘騙彭德懷，把彭請出北京為「文革」清場。1965年9月23日，正當姚文元的那篇文章快要出籠之際，毛卻把彭召到中南海頤年堂，讓彭到四川成都任大三線副總指揮，還對彭說：「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歷史了。現在看來，也許真理在你那邊。」1965年11月27日，彭德懷離京赴川，並決心努力工作。然而，隨後文革爆發，彭德懷就被紅衛兵揪回北京批鬥。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去世，毛澤東完成了他謀殺「政敵」的一個大計。
「七千人大會」上以及大會以後，林彪助毛為虐，為毛發動文革出了大力、立了大功。通過「槍桿子」林彪以及「筆桿子」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吹捧、造勢，造成全軍、全黨、全民對毛澤東的極端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一夥做了必要充分的準備。
劉少奇被打倒了、整死了，九大也召開了，按林彪的想法，「文革」應該結束了，他也該準備接班了。然而，毛澤東絕不是要讓林彪接班，而是要把黨天下變成他的家天下，讓江青、毛遠新接班，林彪只是暫時利用的一個工具。於是「九大」之後，毛林即產生分裂，林彪就成了又一個被打倒的「政敵」！從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到1976年9月9日毛去世，這14年間，以1969年4月召開的「九大」為分界，毛澤東其實搞了兩次「文革」，正應了毛自己強調的「文革」要七、八年來上一次！關於這個話題，本文就不多說了，另文再談。
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乃「運動群眾暴力大破壞」
毛澤東生前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系列政治運動都是以他個人的主觀意願，採用暴、騙結合的手段來運動群眾。而「文革」則是集以往所有政治運動大成並升級而登峰造極。
「文革」曾被美化為「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然而，經過它的十年運作，實踐已經證明，其實質是「史無前例的運動群眾暴力大破壞」！簡言之，就是「十年浩劫」——這是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對「文革」的準確定性。
文革中的暴力大破壞是極其深入、全面、殘酷、血腥的，它可以用十個字來概括：打、砸、搶、抄、燒、鬥、批、關、管、殺。下面分別簡要記述——
1、打。就是打人，打所謂「走資派」、「黑五類」等等，除拳打腳踢，打翻在地再踏上幾隻腳，還要敲木棍、甩銅頭皮帶等兇器，把被打者打得頭破血流，甚至被打死，變成了變相殺人。北京師範大學附中校長卞仲耘就是在文革初被她的學生（紅衛兵）個活活打死的。事件發生後，上級部門置之不理，而且該校紅衛兵的頭頭宋彬彬（宋任窮的女兒）還在1966年8月18日登上天安門城樓，給「偉大領袖毛主席」敬獻並佩戴紅衛兵袖章。當毛澤東得知宋彬彬的「彬」字是「文質彬彬」的「彬」字時，立馬說：「要武嘛！」——這才是毛的真心話，他當時就希望全國各地到處動武，他可以從中達到他的目的。幾個月後的12月26日，毛澤東舉行他的生日壽宴，中央文革的成員們參加，毛竟舉起酒杯高喊：「為全國全面內戰乾杯！」——在這樣的心態思想指導下，「文革」中的「暴力大破壞」只能愈演愈烈、慘不忍睹。
2、砸。就是在「破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四新」的號召下，紅衛兵們砸毀各種文物古蹟，包括寺廟、佛像、名人墓碑等等，甚至連商店裡的化妝品櫃檯也要砸，因為這是在傳播資產階級生活方式。1958年北京市政府明令保護的6,843處古蹟，在文革中有4,922處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砸毀文物最典型、最嚴重的是，從1966年11月9日到12月7日，北師大紅衛兵頭子譚厚蘭率領200餘名紅衛兵到山東曲阜對孔子廟等文物的破壞，期間共毀壞文物6,000餘件，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70餘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造成了巨大的無法彌補的損失。
3、搶。就是搶劫，這和後面說的「抄（家）」密切相關，此不多贅。值得一提的是，「搶」在文革中還有爭先恐後，搶著去幹那些暴力大破壞的惡事，以表明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文革」的堅定擁護者。很典型的一個例子是，當薄一波被造反派批鬥時，其兒子薄熙來衝上去對其父拳打腳踢，踩斷了薄一波的兩根肋骨……
4、抄。抄就是抄家，也可謂入室搶劫。被抄家者只能老老實實，一言不發，任憑紅衛兵們翻箱倒櫃乃至掘地挖牆尋找金銀財寶或反動證據，稍有反抗，就會遭到更大的劫難。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共約有1000萬戶人家被抄……
5、燒。就是放火燒燬一些物品，主要是燒書。有人說，反右運動是「焚書坑儒」，說得很對。筆者認為，文革是更嚴重、更厲害的「焚書坑儒」。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彭德懷元帥在文革中被批鬥、關押，但是他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依然看書學習，並且在書上寫下他的眉批、旁注或心得。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去世後，「專案組奉命燒掉了彭德懷生前讀過的60多本馬列主義書籍」。（見《不信青史盡成灰——彭德懷的鐵骨與柔腸》一書，滕敘兗著，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472頁）筆者讀到這個「歷史細節」真是感慨萬千：不僅讚歎彭德懷在逆境中依然刻苦讀書、追求真理的高貴品格，而且也認識到毛澤東在「文革」中把「焚書坑儒」擴大升級到了「焚書坑帥」的極致。
6、鬥。就是鬥爭，就是以鬥為綱、鬥爭哲學，「文革」中就是要鬥倒政敵。劉少奇、彭德懷、陶鑄、賀龍等都是在毛澤東的指示或暗示默許下由江青、康生等人策動紅衛兵去揪鬥的。戴高帽、掛黑牌、坐噴氣式、遊街示眾，乃至拳腳相加，讓被揪鬥者身心皆遭受極大摧殘，促其走向死亡。
7、批。就是批判，大批判。具體方式有大字報批、批鬥會上發言批乃至筆桿子寫專文批、兩報一刊（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社論批。被批判者只能低頭認罪而絕無申辯的權利。
8、關。就是關押，有的判刑入獄，有的被關押在「牛棚」。
9、管。就是管制、軟禁、監督勞改，同樣沒有人身自由。
10、殺。就是殺害，就是大屠殺。有的被判死刑，有的被迫自殺，有的被謀殺身亡，還有的屬於民間濫殺。殺，是「文革」暴力大破壞的要害、核心，是罪惡滔天的「文革」能夠持續十年的根本原因。曾任趙紫陽秘書的鮑彤先生近日撰文《毛澤東給老百姓幹了什麼？又給接班人留下了什麼？》（華夏文摘‧快遞2016年6月11日發表，來源：讀者推薦），其中就深刻、犀利地指出：文革是毛澤東策劃和領導的一場以「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為唯一主題的大屠宰。
海內外有不少專家、學者，還有許多網民早就指稱，毛澤東是個嗜殺成性的「殺人狂」、「大災星」；臺灣作家、《醜陋的中國人》一書的作者柏楊晚年回大陸、回故鄉，返臺後曾出了一本書，書中稱毛是個「戀屍狂」；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方毅1980年在四千老幹部討論黨史的會上指出，毛是「歷史上最大的暴君」；作家鐵流則說，毛是「古今中外專制暴君之集大成者」；茅于軾先生在《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一文指出，毛澤東是「人民公敵」；易中天說，毛澤東的「全民枷鎖制」讓中國社會「一下子倒退了2200多年」；北京的中學歷史老師袁騰飛說，毛澤東「是一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毛與希特勒、史達林是「二十世紀三大暴君、三大法西斯惡魔，等等。這一切並非是在醜化、抹黑、妖魔化毛澤東，而是研究毛澤東的志士仁人說出了、寫下了他們的科研成果，還原了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本質、真相。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2015年9月訪問美國時贈送給林肯中學100本中英文圖書，其中有三本是袁騰飛的書《這個歷史很靠譜》。這則資訊值得廣大讀者認真解讀。
辛子陵先生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對毛澤東也有深入的研究，其代表作《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70萬字，2007年在香港書作坊出版，深受海內外廣大讀者歡迎。該書（簡稱《隕落》）的大部分章節都是寫毛澤東是如何策劃與操縱、控制文革的，其第27章《人民在紅色恐怖中戰慄》寫道：「毛澤東在文革初期，還製造了一場紅色恐怖，放手讓紅衛兵和貧下中農殺害』黑七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資本家、黑幫）。就像希特勒在納粹運動初期迫害猶太人一樣，並不是猶太人妨礙了他什麼，而是殺雞給猴看，壓服全國人民的反抗。」「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興縣「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其慘烈、血腥遠遠超過日寇侵華時的南京大屠殺！
辛子陵又寫道：「北京是首都，是全國學習的榜樣。殺『黑五類』的陰風，很快傳遍全國。……」湖南省道縣文革初期發生的大屠殺，在全國也有代表性。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道縣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被迫自殺326人。（上述史料見《隕落》一書第525～537頁）
在文革期間的濫殺中，還有更為恐怖、血腥的慘案：把人殺了後還要吃心、吃肝、吃人肉。從事文革研究20多年的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教授宋永毅於今年6月出版電子書《廣西文革機密檔案》，對此有詳實記錄。宋永毅說，廣西文革期間人吃人，主要發生在1967年到1968年這兩年。廣西有民間學者統計：吃人的現象遍佈廣西27個縣，占廣西縣市總數的2/3，共有421個人被吃掉。這與人禍大饑荒中的人相食不一樣，吃人者不是因為飢餓，而是被毛澤東的「要武嘛」、「造反有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等「最高指示」所煽動，獸性大發所致。
宋永毅列舉了一些人吃人的事例，其一是「浦北縣總共有35個地富及其子女被殺，然後被吃掉。有一個叫劉正堅的，全家被殺，一個不剩，他的女兒叫劉秀蘭，只有17歲，被9個武裝民兵輪姦19次，然後被剖腹取肝，還割下她的乳房吃掉。」（見香港《動向》雜誌2016年第6期程凱的文章《人變成了獸——聽宋永毅說廣西文革人吃人》）
上述大屠殺是發生在民間、社會底層的沒有經過法院宣判的濫殺。然而，文革期間經過法院宣判而被殺的諸多案件，如遇羅克案、林昭案、張志新案、王佩英案、蔡鐵根案、方忠謀案、劉光輝案，等等，也都是冤假錯案，也屬於濫殺。「文革」結束後，這些冤案先後得以平反。
文革中諸多中共高官，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之死，包括文革中第一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省部級高幹張霖之（煤炭部長，文革前的1964年12月28日，被毛澤東公開點名為「走資派」，死於1967年1月21日），則是死於毛澤東的謀殺，《隕落》一書以及眾多寫毛傳、寫文革的著述中皆有記述，限於篇幅，茲不多贅。
文革的暴力大破壞，造成的生命和財產的損失總計是多少？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透露了一個數字：「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浪費了八千萬人民幣。」本文第一小節在轉引何新的文章中，也有這個數字，但沒有說明出處，而辛子陵《隕落》一書第40章《毛死江囚》中則說明瞭具體出處，見該書第750頁。
總之，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所謂「文革」是他通過運動群眾進行的一場長達十年的暴力大破壞，讓中國大陸人民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道德、生命上慘遭極大的破壞、損失。在毛還活著的時候，文革仍在進行、仍受讚美，毛澤東似乎是達到了他的目的，似乎是勝利了。然而，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一死，屍骨未寒，其侄子毛遠新、妻子江青及王、張、姚等皆被抓捕、囚禁，文革宣告結束；之後，文革又被定性為「十年浩劫」，予以徹底否定。文革失敗了、慘敗了！
這是為什麼？
因為文革是暴力大破壞，它是反天理、反人意、反文明、反人類的罪惡行徑，最終失敗、慘敗，是必然的！當今是文革爆發50週年、結束40週年，所有熱愛和平、熱愛民主、熱愛自由、熱愛幸福的人們都應當深刻地、認真地反思文革，認清文革及其發動者與領導者的本質、真相，以史為鑑，為中國大陸的憲政民主的早日實施而盡到自己的一份責任！
五、深刻反思文革，解決「文革後遺症」是中國走向憲政民主、實現民富國強的必要條件
「文革後遺症」的一個表現是，至今海內外仍然有人在極力美化文革及其領導者，不顧歷史事實，千方百計為文革及其領導者貼金、唱讚歌。前不久去世的戚本禹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戚本禹（1931～2016‧4），在文革初期曾紅極一時，作惡多端。1968年初，毛澤東為了形勢的需要，把戚本禹等人作為「替罪羊」送入秦城監獄。1980年，戚被判處18年徒刑，1996年出獄後在上海圖書館工作幾年後退休。晚年的戚本禹不去認真深刻地反思文革，卻多次發表文章、談話，還在香港出書，極力美化、讚揚文革以及毛澤東、江青。戚本禹的謊言、謬論，居然能夠欺騙、誤導一些不善於獨立思考的人們，影響相當惡劣，關於戚本禹其人其事，筆者擬另寫專文詳述，這裡主要談一下溫州新民學社及其呼籲重新評價文革、開啟新文革的問題。
本文第一小節提及的郭松民的那篇文章，其來源是「新民學社」，這讓我對「新民學社」是個啥組織產生疑問，隨後在百度百科上查到了。「新民學社」是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工商管理系青年學生以提高思想政治素養為宗旨的理論學習性社團。同時，在新浪博客上看到來自該學社的一篇文章《為什麼毛澤東的遺體不能火化？》，2014-03-18，作者：自由思想者相曉冬，整篇文章充滿了對毛澤東以及思想毛思想的鼓吹、崇拜，還呼籲「開啟新文革」、「造就一大群小毛澤東」，實在讓有良心、有良知、有邏輯的人感到震驚。為了讓廣大讀者認識到問題的嚴重，現將該文摘要如下——
「新民學社發出了重新評價文革開啟新文化大革命的諫言和宣言，發出了將上街的文革升級為上網的新文革的主張」「在群眾沒有真正理解讀懂毛澤東之前，在毛澤東思想的軟件沒有驅動億萬人民的大腦而造就一大群小毛澤東之前，在毛澤東的精神沒有還魂並驅動起中國的國體和政體之前，毛澤東的遺體還是應該躺在天安門」「上個世紀，人民群眾曾經成為毛澤東橫掃天下的物質武器，而這個世紀毛澤東也將反過來成為人民群眾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武器！」
讀了上述文字，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當今的大學生中竟然會出現如此荒謬、危險的聲音？是要讓中國大陸再遭受一次「暴力大破壞」嗎？
基於「人性二元論」（人性有善、有惡）以及毛澤東就是惡的典型與代表，上海作家、1992年移居美國的王若望先生（1918～2001）生前曾鄭重發出警告：警惕每個人心中的小毛澤東。王若望此言甚是，他是在提倡抑惡揚善。然而，當今竟然有大學生呼籲「造就一大群小毛澤東」，真是太荒謬、太沒良知、太沒理性了！這是為什麼？
經過思考，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大陸在根本上、總體上缺乏對毛澤東及其文革的反思，沒有讓全民認清毛澤東及其文革的本質、真相。多年前就有一種說法：「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外國。
值得點讚的是，這些年來還是有一些專家、學者堅持獨立思考、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當然包括毛及其文革）進行了深刻反思、認真研究、秉筆直書，頗有成果。《墓碑》作者楊繼繩在清華大學校友2016年校慶座談會上的發言《為什麼歷史學成為當代顯學》（華夏文摘‧快遞2016年5月4日發表）就記述、評論了相關資訊，值得一讀，當然也值得新民學社的大學生認真閱讀並反省。
至今仍讚美、崇拜毛澤東及其「文革」的人們，仍在呼籲「新文革」、期盼「造就一大群小毛澤東」的人們，還有仍在懷念江青、張春橋等文革紅人並企圖為之翻案的人們，有老有少，形形色色，不論其主觀動機是什麼，客觀上卻都是在禍害中國，也禍害自己，應該清醒清醒了！
請看那位曾被打為右派，改革開放後曾任文化部部長的王蒙先生，他在晚年的著作中曾一度變相美化文革，但是他在後來的著述中就對文革有了較為深刻的認知，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蒙指出：毛澤東、江青聯手策劃、發動的「文革」是「自掘墳墓」！我相信，新民學社的大學生們如果真正能獨立思考、自由思想、博覽群書、反思歷史的話，也一定會改變原來的謬誤觀點，得出正確的結論。
歷史學者章立凡在香港「開放」網2月號發表了題為《警惕文革，相信文明和理性》的文章，筆者贊同其觀點，現摘錄於後以饗讀者——
「文革」這場反人類反文明的歷史倒退，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其所造成的文化、道德斷裂，不僅令全社會咀嚼苦果，而且歷經幾代人都難以修復。當下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是高官還是富豪，是「紅二代」還是平頭百姓，凡是從那場浩劫中倖存下來的親歷者，只要心智正常，絕不會希望「文革」重來。……儘管毛澤東的幽靈徘徊未去，所謂「文革」重來仍像一場皇帝新衣般的鬧劇，在保持警惕的同時，我們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摘畢）
新民學會相曉冬的文章標題中突顯了「毛澤東遺體」這個話題。對於如何處理毛的遺體，章立凡先生與浦志強律師於2014年中共「兩會」期間，聯合發布了《關於尊重逝者生前志願火化毛澤東遺體實施遷葬的提案》文本，倡議將毛的遺體按其生前志願火化，骨灰交付親屬遷移至家鄉葬，原紀念堂改為「中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稍後，章立凡又在2014年4月號《明報月刊》發表文章《毛澤東：人道火化，禮送回鄉》。該文前不久又在2016年6月的「開放」網重發。筆者讀後認為寫得很理性，章先生在文章結尾一段寫道：「為國家民族計，為朝野各方及毛氏子孫計，將毛澤東遺體人道火化，禮送回鄉入土為安，不失為最文明的選擇。」
與「毛澤東遺體」緊密關連的是「毛澤東頭像」。正確、合理、平和地處理這兩大問題是解決「文革後遺症」的重大舉措。而認真解決「文革後遺症」則是中國走向憲政民主，建設成一個民富國強的「民主社會主義」強國的必要條件。
海內外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人士早就公開向執政當局呼籲、建議：儘早讓「毛像下牆，毛屍出堂」（簡稱「移屍撤像」）。張戎女士2009年4月29日在劍橋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就特意提及這個問題，現將其摘錄於後以饗讀者，並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毛澤東必須要對和平時期7000萬中國人的死亡負責。目前毛的頭像還掛在天安門上，印在鈔票上，遺體還供在「紀念堂」裡，還有很多被矇蔽的不明真相的中國人還把毛當作偉大的英雄，這對中國人來講是很可悲的事。期待毛的頭像從天安門上取走的那一天，那將是中國真正偉大的轉變，只有到那時，中國才會變成一個偉大的國家，成為一個有益世界的強國。
2016年6月15日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