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三洲 歷時七年 採訪百人

葛特曼:《大屠殺》重點不在活摘器官 而在法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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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8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捫心紐西蘭奧克蘭採訪報導)兩個月前,《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殺:更新版》(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 An Update)最新報告問世,報告的作者之一,資深媒體人、中國問題專家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近日攜根據他的新書《大屠殺》製作的紀錄片《難以置信》,前來紐西蘭參加首映活動。

在大紀元記者的專訪中,葛特曼表示,人們很容易從《大屠殺》一書的名字上,認為書中寫的都是中共酷刑和活摘器官的問題,但實際上,在他看來,這本書完全都是寫的法輪功問題。他希望紐西蘭政界和媒體人士,都能夠認真讀一下這本書,這對他們客觀認識法輪功、以及認清中國/中共的真實現狀,都會有幫助。

8月16日,葛特曼在紐西蘭惠靈頓接受大紀元專訪。圖為他向記者展示他的著作《大屠殺》。(視頻截圖/大紀元)
8月16日,葛特曼在紐西蘭惠靈頓接受大紀元專訪。圖為他向記者展示他的著作《大屠殺》。(視頻截圖/大紀元)

葛特曼說,這麼多年來,西方因為沒能認識到法輪功在中國問題中的重要性,所以在中共活摘器官這樣的極端非人道問題上也視而不見;《大屠殺》以一個西方媒體人的視角,通過對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法輪功學員的深度採訪,讓讀者在認真讀完全書之後,可以自己勾畫出法輪功問題的全貌,並對法輪功問題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得出自己的結論。

由於中共這些年來在海外的宣傳,加上像紐西蘭等國家對中國經濟貿易的依賴,讓很多西方高層人士對法輪功遭受的迫害避而不談,唯恐觸碰中共的敏感神經。葛特曼說,他們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中國現在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方面,習近平當局動作不斷;經濟上,前任政權留下來的問題正開始顯現出來,所以那些還抱著原來的認識與中共打交道的人,顯然是「有些過時了」,很多事例都顯示,對中共罪行的強硬態度,並不會影響貿易發展。

早就對法輪功問題感興趣

戈特曼表示,很難確切地說出到底什麼時候開始對法輪功、以及以法輪功學員為主要受害者的中共系統活摘器官開始調查的,「但我真正開始接觸到法輪功是在1998年,那年冬天,在北大,那時我在北京。」

「到了1999年,我對法輪功問題就更加感興趣,因為這顯然是件大事,鋪天蓋地,是到那時為止,中國發生的最大事件。」

「到2005年、06年,我決定要針對這個問題做點事,寫一本書,也可能不是書,而是一部紀錄片——關於法輪功和中共當局之間的矛盾。」

「但一定要非常全面和完整——我不想(像其他人那樣)去報導法輪功的信仰活動,也不想去分析那些書籍,我想去研究他們的行為,因為行為才是最重要的。」「行為才決定真實性」。

《大屠殺》探討的是法輪功問題

葛特曼真正開始採訪,是在2006年,他的足跡遍布北美的美國和加拿大、大洋洲的澳大利亞、亞洲的泰國、台灣等地,以及歐洲的許多國家。在7年中,他前後採訪了一百多名法輪功學員,認真聆聽他們每一個人的故事、試圖記錄下每一個細節,包括他們在某一時刻的所思所想所感。

葛特曼說,他是在採訪法輪功學員時,意識到中共當局廣泛地、系統地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問題的。之後,他的書中才逐漸增加了有關活摘器官內容的份量;而《大屠殺》這本書的名字,也不是他最初取的名字,而是出版商給出的名字。

「在某種程度上,人們容易認為這本書是關於中共活摘器官的,但實際上這本書的大多數章節,都是寫的對法輪功的迫害、鎮壓——從開始到隨著時間逐漸擴大——這些才是這本書的精華。」

「這本書10個章節中至少有6章是有關中共為什麼要迫害法輪功、迫害是怎樣發生的、怎樣達到這種狀況的」。

「這本書寫得非常詳細——是在調查過程中才開始引入活摘器官問題的。」

《大屠殺》封面
《大屠殺》封面

像是在讀一本小說

針對《大屠殺》一書的寫作方式,葛特曼更願意把自己定位在「作家」而不是「記者」上,儘管他為此前後花費了7年多時間調查,採訪了100多名法輪功修煉者。

「儘管這本書所寫的都是事實,人物、地點、以及涉及到的一切,但總體想法與其它的著作有所不同;比如《血腥的活摘器官》報告,在某種程度上更像是一份法律文件,而這本書則更傾向於讓人們去閱讀,而不是(像上述報告那樣)用來研究和翻看。」

「人們不知道這本書是真正地在寫人,(讀到的)不只是一個個單詞,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書中涉及的每一個人物,我都深入地發掘他們的特點、性格等,相當地深入,我想要獲得真正的信息。」

「所以我寫這本書幾乎就是一種——不是以一個記者來考量——幾乎就好像你是在讀一本小說。」「就是那種書,你拿起來就不想放下的書。」

每一章都是一個動人的故事

葛特曼翻開《大屠殺》,指著上面的圖片說,「其中一章是寫韓廣生的(原瀋陽司法局局長,2000年出逃加拿大),他怎麼樣建造的龍山教養院——這個勞教所主要用來關押女性法輪功學員,她們在這裡生產的蠟燭,都貼著泰國製造的標籤」,他手指著一張照片中一個只剩一副骨架的女性說,「這名婦女餓死在裡面」。

葛特曼繼續翻著書,一邊指著其中的一些照片,一邊說,「還有一些章節是寫法輪功學員在中國逃亡的故事。這個是王玉芝(後被加拿大政府營救到加拿大),這是趙明(清華大學畢業後留學愛爾蘭,在回國探親時被抓捕,並被監禁了一年,後被營救回愛爾蘭),這個是蓮女士(Lotus)……,這些都是重要章節,每一章都講述了一個故事。」

「不過最重要的章節可能是這一章」,他指著長春插播事件的參與者照片,「這是大卡車(長春插播事件主要參與者劉成軍的綽號)」。

「我採訪了很多人,他們認識那些法輪功學員。他們認識大海(長春插播事件參與者劉海波的綽號),這是侯明凱的妻子;其中一個主要的信息來源就是唐峰,他認識他們每一個人。」

「書中的一些部分有關活摘器官,實際上我也確實發現很多有力的證據——受害者除了法輪功學員,維吾爾人、藏人和家庭教會成員也有被活摘器官的。」

考驗耐心的艱巨工作

葛特曼說,儘管在調查過程中發生過車輛被砸壞洗劫、調查員在香港遭到恐嚇等事件,但這些對他來說都不算最困難;「真正的調查非常非常難做,冗長乏味,常常讓人感到精疲力竭。」

「我採訪的一些人,是從中國逃出來的難民——他們曾經遭受酷刑折磨,曾經被置於難以想像的壓力之下,他們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孩子——去採訪這些人,從他們那裡得到真實的信息,就得耐心地聆聽他們訴說。」

「有時可能是3個小時,有時可能是4個小時,甚至6個小時」,「王玉芝的採訪花了3天時閒」,「他們帶著那麼多的傷痛,他們必須從傷痛中走出來,才可能開始講出他們真實的經歷和感受,而這個過程往往都要4、5個小時」。

「這相當考驗耐心,在我看來真正的調查都是這樣進行的」,「必須等到合適的時機,才能提出合適的問題」,「如果提問太早,很可能得不到真實答案,那這樣的調查就不可信」。

「而對於中共當局的這些指控,都是有害的、殘暴的,為支持這樣的指控所作的調查,就必須非常確信,而對於見證人的信心的建立,必須花費很長時間。」

因為之前他曾經參加了一個網絡會議,身在中國的一名證人第二天就失蹤了,之後再也沒有任何消息,並且他的家人也都死去,所以葛特曼決定不在中國做調查。

「我不想要任何人因為我的書而死去」,「已經有太多的人因為被摘取器官而失去生命」。「所以我去找那些來到國外、相對安全的人作證」。「儘管他們仍很害怕,還很擔憂,他們遭受過巨大的創傷、痛楚和困境,但至少這樣不會有任何人會因為調查而失去生命。」

採訪揭出中共活摘器官罪惡

他在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深入採訪時,這些法輪功學員大多數都有過被強行採血、做莫名其妙體檢的經歷。葛特曼舉了個例子,他在加拿大採訪一名50多嵗的法輪功婦女時,這位女士非常地詳細地跟他講了她在遭受監禁時,受到的種種酷刑和折磨,中間提到被強行體檢、醫生翻開她的眼睛用手電筒照眼睛等,但其餘的只是一帶而過;憑著媒體人的敏銳感覺,葛特曼意識到其嚴重性,就非常細緻地詢問了整個體檢的過程。

但這位老年女士仍然不停地講她遭受的酷刑,有幾次葛特曼不得不打斷她,試圖把她拉回到那個奇怪的體檢上來,這讓這位女士很不高興,葛特曼說,「在她看來,我跟你講我遭受的如此慘烈的酷刑你不聽,你偏要問我那些毫無意義的體檢」。

「他們很多人都是這樣,沒有意識到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到底有多嚴重;但反過來講,這讓我更加確信這些事情的真實性。」「我知道如果正常的體檢,會檢查視力,但那種方式檢查眼睛,是在檢查眼角膜(做移植用的);而那種驗血,也更像是為器官移植獲得血型匹配數據所做的。」

殊途同歸 揭驚天黑幕

葛特曼說,儘管他在《大屠殺》中所做的調查與兩位大衛(喬高和麥塔斯)在《血腥的活摘器官》報告中所做的調查方式不同,並且是互相獨立的,但兩項調查結果卻非常相似:一個是從2000年到2008年,大約有6.5萬法輪功學員因為被強摘器官而失去生命;另一個是從2000年到2006年,中國有4-5萬例器官移植無法說明來源。這個結果,從另一方面證實了中共大面積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指控的真實性。

「因為我曾在大陸生活過,我不相信中共官方的任何數字,那些都是編造的」,「與喬高和麥塔斯的方式不同,我決定與證人交談,這就是之所以花費如此長時間的原因所在」。

「這些證人遍布全世界,有從中共反正出逃的,書中包括一位局長,有勞教所所長,有(專門迫害法輪功的機構)6•10辦公室的官員,還有一些醫生,一名監獄看守,當然還包括一些難民,這些人非常重要」,「我自己採訪了100多名法輪功學員」。

「雖然採取的方法截然不同,但我們對於中共強摘器官的指證卻非常相似,這也是為什麼在最新的更新報告中,我們聯手工作的緣由。」

最新報告翔實數據 中共罪惡鐵證

葛特曼說,他原來調查估計的數字——8年中6.5萬名法輪功學員死於被強摘器官,這確實太少;儘管他一點都不相信中共的官方數據,但最新報告中的數據,都是經過大量的分析和計算,對一家家醫院的床位數、周轉率、移植後抗免疫藥物的消耗量等的分析和計算,而得出的結論,可信度相當高。

「不過因為我們不清楚中共在每一個人體上摘取器官的數量,可能是1個,也可能是2個或3個,所以目前還無法估計被摘取器官的人數」,「只能估計每年大約有6萬到10萬非法移植器官數量。」

「這個更新報告,並不是早前的書和報告的替代——那裡面都是真正的證據——而最新的報告,只是為原來的一項證據——即器官移植數量,提供了更詳盡的證據(數據)。」

「所以,到現在,這已經不僅僅是一本書或者一個故事,而是一個研究領域」,「這項研究第一次造成了巨大的衝擊:美國國會在最新報告發布後兩週,就通過了343號決議案,並援引這些可信和持續的調查報告,要求中共停止系統摘取良心犯器官、並停止迫害法輪功;3週後,歐洲議會也通過了類似的決議案;與此同時,各大媒體包括CNN、BBS、倫敦時報等等,還有NZ Herald,都進行了詳細報導,使這件事情獲得了它應該得到的廣泛報導。

西方必須重新認識中共

葛特曼認爲,那些認為中共當局仍然強大的認識「已經過時了」。「我是說,中共的財政困境已經很明顯,中國已經不像過去那樣佔支配地位了」。

「外國公司在中國的狀況都不怎麼好,我理解,去年,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企業離開中國,25%,這是個相當顯著的數字。」

「所以我覺得,人們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有些過時了,他們還沒有完全搞明白」。「那些跟中國或中國人接觸不多的人,他們確實很難知道它們(中國)是怎樣運作的,他們也不知道那些人是如何思考的。」

「我可以解釋一點點,但這並不是說我是西方與中國的橋樑;我只是覺得我對法輪功有所了解,我在全世界與很多法輪功學員在一起相當長的時間。」

為了了解法輪功學員日常的行為舉止、所思所想,他甚至在新澤西州的一個城市裡,在法輪功學員合住的房子裡租了一個房間,每週都會去住兩三天。「我並沒有採訪他們,也沒打算那麼做,我只是想了解人,想了解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

「其實,每一位法輪功學員互相之間都不同,他們每一個人隨著時間推移也都有所變化」,「法輪功的聲譽在中國大陸已經有相當的恢復,在西方也得到相當程度認同,只是時間可能會長一些。」

必須讓更多人知道真相

葛特曼說:「歷史上一直都有群體滅絕罪惡發生,也都是以同樣的形式:人們開始時否認,然後開始接受事實,之後再圍繞這個問題來解決,總是這樣」,「一般來講,在這樣的事情還在發生時,人們都會去否認它,這並不奇怪。」

「麥塔斯和喬高把這(中共活摘器官)稱為這個星球上的新型邪惡,我同意——形式是新的,但邪惡不新——這種醫學界墮落的形式是新的。」

「人們總是有一種傾向,傾向於把某些事情推到一邊去,人類一直都是這樣」,「也有為讓人們承認事情的真偽而不斷地努力的,就不停地這樣循環著」。

「據我知道,中共的目標——如果它有一個目標,即使中共分裂,它的目標人仍是掩蓋罪行,就是這樣,它們只想掩蓋罪行。」

「如何能最大限度地掩蓋罪行?就是把每一個見證這個罪行的人消滅——任何參與的人,這是它們一貫的作法,毛(澤東)就是這樣做的。」

葛特曼最後說,「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不僅是讓人感到觸動,更要以事實為基礎,提出讓人無法不信服的例證」,以這種形式,「強迫人去聽,強迫人去採取行動,強迫人去思考這個問題。」

責任編輯:易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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