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8月26日訊】一
2016年里約奧運會落下了帷幕。這是夏季奧運會首次在南美洲舉辦，又恰逢巴西政局變幻、經濟困頓、財政拮据，導致基礎設施因陋就簡，場館建設進展緩慢，加之大片的貧民窟、高企的犯罪率，社會動盪、治安混亂，許多人都曾為里約奧運捏了一把汗。
與曾經舉辦過光鮮奢華、「無與倫比」的2008北京奧運會的中國相比，里約奧運會一沒有政治上堅強的「領導核心」，二沒有粗暴而高效的安保「維穩」體制，三沒有好大喜功、面子高於一切的政府心態和民粹心理。某種意義上，這是巴西的短板，但換一個視角，則似乎反而增加了巴西人辦奧運的光榮。一個總統正要被彈劾，政治上、社會上看起來亂糟糟的國家，同樣有能力超越自我，挑戰極限，成功舉辦了一場雖然節儉卻快樂、熱烈、精彩、非凡的奧運會，這難道不是一種格外的、別樣的光榮？如果同樣的政治、社會狀況發生於北京，也許北京奧運就真的辦不下去了。
當奧運時間來臨，巴西人民收拾心情，暫且放下了政治，克制了紛爭。就連一向活躍的里約街頭混混、小偷、劫匪和毒販也明顯收斂其行跡——這讓我想起了八九民運時北京街頭的「小偷罷偷」。這說明，開放包容、平等參與、公平競爭的體育盛事和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的政治運動一樣，都有益於人類良知與美德的發揚，有益於普遍的人性之善的回歸——要問什麼是體育精神、奧運精神，我以為，這就是。至於「勇奪金牌」、「為國爭光」云云則在其次；如果不擇手段地「勇奪金牌」、「為國爭光」，那就不僅不是什麼奧林匹克精神，而是走到了奧林匹克精神的反面。
二
里約奧運會中國隊以26金18銀26銅列獎牌榜第三位，比第二名英國少拿一枚金牌。論金牌數，這是2000年悉尼奧運會以來最差的成績。論排名次序，這是2004年雅典奧運會以來首次跌出前兩名的位置。就總體格局而言，里約奧運會美中俄三國交互爭鋒的局面不再出現，美國一家獨大，遙遙領先，英、中、俄、德你追我趕，並駕齊驅，奧運場上「一超多強」的格局已經成型。被美國遠遠甩在身後，被「蕞爾小國」英國趕超，對於中國的體育迷和廣大「愛國」網民來說，並不是一個愉快的經歷。
會前，中國體育部門曾預測中國隊的金牌數目在35-39枚之間。尚不知道國家體育總局是否沿用舊例，向射擊、游泳、跳水、舉重、體操、乒乓球、羽毛球、擊劍、田徑等各項目運動隊下達了具體的金牌指標。如果有指標的話，顯然，大多數隊伍都未能完成黨和國家託付的「愛國」任務。奧運之後，各級體育官員們會有所檢討，但我們不知道他們檢討的結果是強化舊的體育體制呢，還是改革百弊叢生的舉國體制。
奧運金牌、榜單名次重要嗎？既然是競爭，既然是比賽，金牌、名次當然很重要。說金牌無所謂是阿Q式論調，那等於說奧運也無所謂。但金牌和名次能彰顯什麼，能證明什麼，與民族自信心、國家利益或「愛國主義」有關係嗎，有多大的關係，這些問題就比較複雜了。
自從顧拜旦老先生設定以國家為單位參賽的奧運體制（中國因兩岸三地的特殊關係而擁有三個奧運席位，此次奧運還有不分國籍的難民代表隊），自從奧運會設定以升國旗、奏國歌進行頒獎的國籍推崇儀式，奧運金牌與名次就被人為地賦予了民族主義（納粹德國舉辦的1936年柏林奧運會曾排斥猶太人和黑人，並刻意強化「雅利安人種優越性」的種族主義思潮）、「愛國主義」的內涵。而這種起源於奧運會的國別參賽體制與升國旗、奏國歌頒獎體制在所有的國際性體育競技中早已蔚然成風，成為普遍性體制，這就讓體育競技與民族國家、與國家政治制度、甚至與國家意識形態之間，建立了一種想像的因果關係和虛擬的情感關係。
於是乎，一個奇怪的邏輯就此產生：似乎更多的奧運金牌必然激發更強烈、更忠誠的「愛國主義」，而更強烈、更忠誠的「愛國主義」又必然會孕育和培養出更多更優秀的「愛國」體育選手。這是一個金牌與「愛國」的惡性循環。將這種邏輯推向極端，則體育與政治融為一體，運動員、奧運會成為政治工具。中國體育總局的副局長要求獲獎選手「先感謝國家」——在舉國體制之下，他這個要求其實並不太過分，過分的是舉國體制本身，是「體育愛國主義」的荒謬邏輯。對於一個奧運選手，如果你熱烈地愛著你的祖國，你就應該發奮努力、頑強拚搏去為她奪取金牌。言下之意是，如果你拿不到金牌，那麼你還不夠愛國。
「體育愛國主義」的邏輯顯然錯誤。歸根到底，體育只是體育，比賽就是比賽，個人體能的強弱、運動技巧的優劣、比賽成績的高低，與國家認同的程度、民族素質的優劣、「愛國情懷」的多寡，原本沒有、也永遠不應該有任何實質性的關係。
三
傳統上，人們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奧運會金牌的多寡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體現。在冷戰時期，奧運成績更一度被視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先進性、優越性的比拚。當年，美蘇都是超級大國，在奧運賽場上也是你來我往、兩霸相爭；後來蘇聯解體，中國「崛起」為新興大國，奧運格局隨之轉變為中美爭鋒；2008年中國借奧運會東道主之天時地利人和，金牌數目一舉超過美國。在中共宣傳機器那裡，上述事實儼然從側面佐證了中國的「民族復興」、「大國崛起」、制度優越、成就斐然。
然而，金牌取決於國力的看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確，一個國力強盛的大國，如果它願意不顧成本、不計代價砸下大把的金錢，在本國具有奪金希望的奧運項目上選拔、培養、儲備更多的頂尖運動人才，以更好的條件、更優渥的待遇供養他們，為他們配備更優秀的教練員、更先進的軟硬體設施，對他們實施更科學的訓練或更魔鬼化的訓練，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國際比賽機會……如此這般，則雄厚國力便可以轉化為奧運實力和奪金能力。在這個意義上，似乎也就可以說，金牌數目、榜單名次的確是綜合國力的體現；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起源於納粹德國、發揚於蘇東陣營、繼承於中國朝鮮的體育舉國體制才有所謂優越性可言，因為舉國體制比之於體育社會化體制和體育市場化體制的明顯優勢，就是把國力直接轉化為奪金能力的能力——尤其是在那些缺乏娛樂價值和商業價值的冷門體育項目上奪金的能力。
但另一方面，必須承認，人類的身體結構、運動能力存在著明顯的種族差異和個體差異，這些差異的存在與綜合國力幾乎完全無關。大體而言，黑人是田徑場上的霸主，白人是游泳池裡的健將，而乒乓球、羽毛球則更適合於中國人和東亞人種。這關乎體型結構，而無關乎綜合國力。
當然，像中國、美國、俄國、日本這樣的大國，如果國家願意採行舉國體制，投入巨量的資金，基於個體差異的存在，必定能夠從本國龐大的人口中發掘、培養出比黑人還能跑的白人，比白人還能游的黃種人，比黃種人還會打乒乓球的黑人。舉例言之，如果美國政府決定十年之後稱雄乒壇，它大可以成立一個官方的美國乒乓球奪金委員會，撥出幾億、幾十億的專門預算，憑著雄厚國力，美國人在奧運會上壓倒中國、稱霸乒壇，也不是不可能的難事。但可以預料，除非大量引進中國運動員，否則基於人種體能差異，美國本土運動員每一塊乒乓球金牌的投入產出比必定遠遠大於中國。問題是，僅僅為了得到金牌，這樣的投入有價值嗎？以舉國體制辦競技體育，於國於民，究竟有多大的意義？
劉翔曾經自豪地宣稱：「中國人也能當跨欄冠軍」，他做到了，中國舉國歡騰，為之驕傲。但我們同時也必須看到，在億萬中國孩子中找到下一個劉翔，比在幾千萬肯尼亞、埃塞俄比亞孩子中找到下一撥中長跑冠軍，比在幾十萬牙買加孩子中找到下一個博爾特，要費事得多，也費錢得多。上帝並非不公平，他賦予不同人種、不同個體以不同的體能與技能的優勢；至於奧運會設立哪些個項目、各個項目設立多少塊金牌，為了爭奪這些金牌，不同的國家願意付出多少人力物力財力，是拿國力拚金牌，還是讓體育產業、體育市場依自身規律順勢而為，這就不是上帝的事情了。
四
人類需要競爭，競爭是文明與進步的源泉。經濟是功利的競爭，科技是智慧的競爭，而體育競賽，原本只是個人體能的競爭。但是，並非所有的競爭都有益於文明與進步。人與人之間，有人比好——諸如比美麗、比聰明、比強壯、比才幹、比創造、比德行，也有人比壞——諸如比暴力、比謊言、比狡詐、比惡毒、比破壞、比墮落。團體與團體、族群與族群、國家與國家之間，歷來就有所謂「殘酷競爭」、「野蠻競爭」、「惡性競爭」、「過度競爭」和「不正當競爭」，尤其是那些以生命和自由為代價、以毀滅和破壞為能事的競爭，比如恐怖主義，比如侵略戰爭。
以奧林匹克運動為代表的體育競技，本來算得上是人類各種競爭當中最和平、最友善、最公平、最「乾淨」的競爭：內容上，它比的是個體與個體之間誰「更快、更高、更強」，並試圖以此促進人類整體的身強體健，這是「滿滿的正能量」；形式上，它要求起跑線上人人平等、裁判規則一體通用、競賽過程完全公開，既不允許一部分運動員先跑起來，更不允許一部分裁判員操縱比賽。然而，當體育競技與國際政治或意識形態的競爭聯繫得過分緊密，與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過分銜接的時候，當某些國家、某些運動員為了奧運金牌而不計代價甚至不擇手段的時候，體育精神也就異化變質了。
回到里約奧運會中國金牌數目下滑的話題。對於頗有金牌情結、一向信奉「體育愛國主義」的中共政府和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奧運金牌的減少，我認為並非壞事。設想一下：如果中國游泳隊奪金失利不是由於中國游泳水準的突然降低，而是由於服食禁藥的人數突然減少，則此事誠為可喜可賀。有俄羅斯作反面教材，中國理當痛改前非。在當今國際輿論環境中，一樁興奮劑醜聞為國丟臉的程度，遠大於一枚奧運金牌為國爭光的程度。中國體操隊此次與金牌無緣，我認為亦是好事。中國體操隊尤其是女子體操隊的選才標準、訓練方向似乎早就鑽進了牛角尖。女隊清一色選用身材矮小、體態瘦弱、貌似兒童的運動員，據說是為了實現更高的難度得分，卻忘記了體操比賽的原初意義在於展示人類的體格之健、形體之美。
此次少得金牌更重要的意義是，借此機會可以給舉國體制和「體育愛國主義」降降溫、消消毒——借用習近平先生的話來說，要「洗洗澡，治治病」。我以為，舉國體制與「體育愛國主義」可以休矣。
－－原載《中國人權雙週刊》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