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互聯網上到處都是知識豐富的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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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9月14日訊】美國地產大亨唐納德·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成功獲得共和黨候選人提名,讓許多政治觀察家、政治和媒體精英,以及普通美國人覺得震驚和失望。特朗普的逆勢上位,也讓許多人對今天美國民眾的政治理性產生了懷疑。有中國媒體嘲笑說:「為什麼大家都看錯了呢?看來只能用當前流行的網絡語解釋了:是’這屆美國人民不行’。」

美國出現特朗普現象,是「這屆美國人民不行」呢?還是另有需要深入探討和思考的原因?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這些原因不僅對美國民眾的政治理性發生影響,同樣也在對其他國家許多人的政治意識和行為發生影響,因此不容我們幸災樂禍地將特朗普現象只是當作隔壁鄰居家的笑話。

美國康乃狄克州大學哲學教授邁克·林奇 (Michael P. Lynch)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谷歌)搜索即相信:特朗普完勝知情公民》(下稱《搜索即相信》)一文,討論了特朗普現象與互聯網時代有關的群眾認知和心理原因——互聯網的信息傳播使得一些原本隱藏在人們認知和心理習慣暗處的東西暴露了出來。

互聯網為政治民粹主義提供了方便的新媒介,互聯網信息的「自我引證「(self-referential)和「部落極化」(tribal-polarization)效應不僅對「知情公民「(informed citizen)的政治參與行為產生了負面影響,而且,更為嚴重的是,正在加劇一些社會中本來已經存在的分裂。正如美國社會學家卡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所說,「差異的人群起先並無固定想法,且彼此立場也似乎差別不大,但僅僅因為(在網絡上)閱讀和看到的東西不同,結果走向了不同的極端」,這時候,社會的極端碎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一、互聯網上的信息和知識

在美國的民主政治中,「知情公民」受到信息來源的不當影響和操控,並不是一個新問題。然而,互聯網的影響使這個問題更加突出了。「知情公民」依然是美國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也是爭取民主的國家裡公民權利要求的重要部分。

互聯網時代向人們提出了一系列有關「什麼是知情」和「怎麼知情」的新問題——公民政治參與需要怎樣的知識?在什麼意義上他們能夠或不能夠從互聯網上獲得這樣的知識?互聯網的信息生成和傳播方式到底在對公民政治知識發生怎樣的影響?

知情公民的理念在傑弗遜那裡有著最經典的表達,「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我們作為自由人民生存的關鍵」。倘若公民們要通過直接的或間接的政治參與來影響政府的某個決策,就需要對政策的實情(事實或情況)有所瞭解,還需要懂得這一政策可能帶來的後果。

倘若他們要選擇國家的領導者,他們就需要知道那些候選人以前的言行記錄,以判斷他們是否可信可靠。這就是為什麼政治研究者們總是擔心公共政治信息是否公開、透明、準確,公民們是否對公共信息有足夠的政治知識和理解能力。

政治信息對於美國自由民主制度依然重要,但是,隨著「大媒體」向「大數據」發生轉移,大多數民眾獲取政治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發生明顯的變化。今天令人擔憂的已經不再是誰在控制信息的內容(例如,30多年前喬姆斯基特別擔憂的那種可能操控民意的「大媒體」),而是誰在控制信息內容的流向。

林奇對此寫道,「人們越來越多地從社交媒體獲得選舉的消息,社交媒體既是他們的信息來源,也是他們表達自己觀點的渠道。贊同仍在被製造,但卻是我們自己心甘情願的製造,消費的對象是那些已經與我們志同道合的朋友,信息是不是事實,並不重要」。

哈佛大學資深研究員戴維·溫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識的邊界》(Too Big to Know)一書裡指出,今天,人們從互聯網獲取信息有兩個工具性的途徑,一個是利用電腦提供的無限大信息記憶,上網搜索獲取答案;另一個是利用社交手段,借助朋友們的選擇或引導,來找到感興趣的信息。這兩種途徑也經常結合在一起,例如,瀏覽新聞或別的網站的人們也經常通過微信、臉書這樣的社交媒體獲取信息。

人們喜好從社交媒體獲取信息。首先,朋友圈裡有共同的興趣,經常可以看到意氣相投的觀點和看法。這個來源的信息自然比較「有趣」,因為有趣,也特別「有用」。其次,互聯網上有太多的信息,對每一個事件、人物、主張,都有太多的正反「事實」,如何取捨,需要有人為我們做某種「篩選」。志同道合的朋友們所作的篩選自然要比意見不合的外人更為「靠譜」,更具「可信性」,並因此更容易直接當作是靠得住的「知識」。相比之下,不同的意見或觀點則被認為只是一些靠不住的「看法」。

被信任的信息被當作「知識」。「信任」是區別信息和知識的一個關鍵因素。早在公元前3世紀,柏拉圖就已經提出了什麼是知識的問題,在《米諾》(Meno)篇裡,蘇格拉底區分了「真實看法」(true opinion)和「知識」(knowledge)。

蘇格拉底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一個人要去Larissa,問道於路人,路人自己並沒有去過Larissa,但知道該朝哪個方向走。哪怕是用猜的,只要他指了一條正確的路,那就是真實的看法。但是,這並不是知識。

蘇格拉底用了一個比喻來說明什麼是知識,「真實看法「就像是神話中藝術家Daedalus那些栩栩如生的雕像,如果不把它們用鎖鏈緊緊拴在地上,它們就會很容易逃走。知識就像是緊緊拴在地上的雕像。

今天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讓信息變為知識的是我們對信息真實性的信任,如果指路人自己親自去過Larissa,他的經驗就會給他的信息賦予真實性,使之成為可以信性的知識。當然,如果他能夠有一張今天我們使用的地圖,那也是可以信任的。

林奇在《我們的互聯網》一書裡指出,對事物的看法和知識是不同的,「傻瓜也能有看法,但有知識的人卻不多」。這句話似乎也可以理解為,看法就是傻瓜的知識,他們不再需要別的知識。對知情公民來說,真正重要的不是看法,而是知識。

但是,對於許多從朋友圈裡獲取信息的人們來說,他們經常不清楚朋友們的看法是不是知識,更糟糕的是,他們根本就不在乎。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只對朋友圈內流傳的消息感興趣,而對互聯網上與他們不同的觀點或消息則因沒有興趣,所以置若罔聞,不予理睬。

在共和黨候選人初選時,特朗普的競爭對手,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抨擊特朗普在非法移民問題上言行不一,他呼籲選民上網查一查有關特朗普的相關事實信息。35年多以前,特朗普建造位於紐約市第五大道725號的川普大廈(Trump Tower),拆遷原先的房屋,僱用的就是沒有合法身份的波蘭勞工。這樣的事實信息是公開的,在互聯網上垂手可得。但是,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要麼對此不予理會,要麼就是將此視為無關緊要的「小事情」。

公民們帶著偏見,有選擇地挑選方便的事實,排斥不方便的事實,這對民主政治來說不是一件小事,是「知情公民」失職的一個危機信號。用林奇的話來說,這種公民失職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有關民主哲學根基的問題:那就是,知情公民還是不是民主的理念?」這個危機甚至讓某些人悲觀地預言:「民主的喪鐘已經敲響。」

二、信息知識與理解力

這個世紀初,人們對互聯網幫助「知情公民」獲得更多、更好政治信息的前景非常樂觀。許多人認為,人的理性行動需要有知識的指導,同樣,理性的政治行動也需要政治知識,互聯網正在為選民們獲得重要的政治信息提供前所未有的方便。人們樂觀地以為,互聯網正在起到「知識民主化」的積極作用。特朗普現象使美國政治學者們第一次不得不非常嚴肅地重新反思這種想當然的民主樂觀主義。

特朗普現象在美國被許多人視為具有法西斯主義的特徵,也是世界範圍內法西斯主義似乎在以新形式捲土重來的一個不祥徵兆。因此,如何才能保證有效的民主公民參與,抵禦可能的法西斯主義,便成為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

這個問題與互聯網時代的「公民知情」問題是聯繫在一起的,也使得21世紀初的一些互聯網研究成果顯得特別重要。林奇認為,作為一個政治理想,「公民知情」所指的不應該僅僅是獲取信息—知識多多益善,甚至不是信息—知識必須是「事實」,而應該是對信息—知識有深入批判的「理解力」(understanding),「有理由相信,我們今天並不比以前更接近理解力意義上的公民知識理想,甚至可以說是離的更遠了」。

互聯網時代,許多人知識豐富,不是變得越加開明、公正,而是變得越加偏執、狹隘和頭腦禁錮。他們根本不具備與知識增長相匹配的理解力,不懂得如何獨立提問、價值判斷、批判思考。互聯網時代,許多人知識增長,理解力倒退,並不只是一個美國現象,在別的國家裡也是常見的現象。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21世紀的互聯網研究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那就是,互聯網時代製造了一種特殊的「谷歌知識」(Google-knowledge),一種可以快速、方便取得,但證據與理由經常不清楚或不可靠的「信息—知識」,是「谷歌認知」(Google-knowing)的產物。

對來自互聯網的信息,許多人直接當作知識——可以信任的信息——來運用,因此擱置或放棄了對信息和信息源應有的信任檢測。對此林奇指出:「信任不起作用的信息,它的’快速’接受過程在特定的情況下是可靠的,但絕對並不總是可靠的。我們在互聯網上搜索,一定不能忘記這個有關認知過程的教訓。」

由於互聯網便利而只是在網上獲取和接受信息—知識,這使得大多數人成為「接受型的知識者」(receptive knower)。林奇指出,「谷歌認知經常是(儘管並不總是)快捷、便利的。如果你諮詢一個大致可靠的網源(如維基百科),認知過程在特定情況下基本上還是可靠的,……你可以由此得到真實的信息——對接受型知識者而言,這就夠了」。但是,接受型知識本身並不充分,因為「你並不能用它來解釋’為什麼’特定信息是真實的,你也沒有追問那個信息的來源為什麼是可靠的」。

互聯網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提供有用的網絡知識(如果求知者知道如何去尋找比較可靠的網源和如何核對網絡知識可靠性的話),但是,互聯網不能為我們提供對網絡知識(或任何其他知識)的「理解力」。互聯網非但不能為我們提供理解能力,而且可能阻礙理解能力的發展。

理解力是我們作為社會成員,而非僅僅知識個體的知識者,所必須具備的一種智能,它讓人能夠對局部問題舉一反三、靈活變化,並思考和解決其他有關問題。理解力讓我們不僅知道「什麼」,而且還知道「為什麼」。

例如,科學家對伊波拉(Ebola)的理解不僅在於知道什麼是伊波拉病毒,而且在於知道它為什麼會擴散為一種可怕的疫情。又例如,如果你不僅知道什麼是憂鬱症,而且知道為什麼你的朋友經常憂鬱,為什麼貪腐官員跳樓並不都是因為患有憂鬱症,那麼,你對憂鬱症便可以說是有了你自己的理解。

林奇指出,「在現實生活裡,所有的認知方式都是重要的,但是,若無理解,就會丟失許多深層的東西。我們(在互聯網時代)的數碼生活方式雖然給了我們更多的事實,但卻不能給我們更多的理解」。對知識具有理解能力的人會對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追問「怎麼會」和「為什麼」。這不是所有專業人士都具備的智識素質和能力,越具備專業知識並不等於越有理解能力。一個法律教授可能擁有關於「財產權「的專業知識,但對強行拆遷民居、侵犯個人財產權的現象不能提出「為什麼」和「怎麼會」的質疑,問題不在於他的知識不足,而在於他的理解力缺失。

同樣,一個參與選舉的「知情公民」可能並不缺乏有關的政治信息—知識,但卻不具備必須的理解力。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呢?有鑑於互聯網信息產生和傳播的特徵,許多研究者發覺,問題不是出在信息—知識的內容(虛假不實或故意欺騙),而是出在信息—知識的來源。互聯網使用者經常錯誤地把互聯網當作了可靠信息的來源,而不是尋找可靠信息的工具。

互聯網這個信息來源不是中立、客觀的,網上的每一個信息源都預先「篩選」了信息的內容——保留了一些事實,而排斥和排除了另一些事實。而且,「事實」需要通過解釋和理解才能獲得特定意義,互聯網所提供的事實既可以用來核對實情,也可以用來加強偏見——經常是同時的。

林奇指出,「互聯網上的群體極化是數碼生活的現實。自由派與自由派’交朋友’,分享傾向於自由派的媒體消息,保守派與保守派交朋友,也是一樣」。信息來源的單一化、部落化造成了桑斯坦所說的民眾觀點「極化」,他們變得越來越偏激和固執,「不斷受到極端立場的影響,並覺得許多人都持有這樣的立場。可以預見,這一定會使那些受影響並帶上偏見的人們越加堅信自己的想法。」

三、互聯網時代「知情公民「的認知缺陷

在公共信息自由、公開的美國,互聯網時代的政治信息超級豐富,但並沒有自動成為民主福音,相反卻帶來了民主知識的困境。早在30多年前,波茲曼就已經在《娛樂至死》一書裡警告過「赫胥黎危機」的知識困境。

互聯網加劇了這一困境:奧威爾害怕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瑣碎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信息被剝奪,赫胥黎則擔心人們在龐大的信息中日益被動和自私。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赫胥黎則擔心的是,我們將會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

更早之前,1946年,哲學家卡爾·波普就對現代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抽象」和「去個人化」表示擔憂。對於社會中人們之間越來越加劇的隔離和碎片化,波普寫道:「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社會,人與人之間實際上從不打照面,辦事的方式是孤獨隔離的個人用文字信件或電報互相聯繫……這樣的虛構社會可以稱為完全抽象或去個人化的社會。」

波普的這段話是他在論述民主、法西斯主義和知識的時候說的,他一生捍衛「開放社會」的理念,而且警告,開放社會始終存在著一個危險,那就是社會的抽象或和去個人化。這樣的危險當然在不開放的社會中同樣存在,但原因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為一談。今天,互聯網時代的美國社會正在證明波普的預言是多麼正確。

開放社會,按照波普的說法,是一個以自由為基本價值的社會,人們堅持言論和思想的自由,互相理性地平等對待,可以在說理中互相批評,推動社會進步。開放社會保護交往和信息的自由,媒體多元化,政府權力極少對之加以干涉或限制。

以這樣的標準來看,美國可以稱得上是一個開放社會,而互聯網正是其開放性的一個標誌和條件。但是,也正因為有了互聯網,人們可以足不出戶,躲自己的小天地裡,只是用敲鍵盤來與他人——經常是從未謀面的陌生朋友——維持聯繫。

波普的預言似乎實現了,但是,正如林奇所指出的,見面說話也好,寫信、電報、敲鍵盤也罷,無論是博客、微博、微信,人際交際總還是人際交際,現在是問題已經不再是相互隔絕的個體人,而是相互隔絕的部落。

人們能夠在互聯網上非常容易地找到「談得來」的朋友,結成「志同道合」的團夥,形成一個個隔絕的「部落」。信息傳播的「部落化」會對人們接受信息知識的方式產生明顯的負面影響,阻礙他們成為有效民主所需要的那種知情公民。

負面影響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媒體研究者所說的「信息串流」(又稱「信息流瀑」,information cascade)。一個信息,觀點或看法,在人群中傳來傳去地散播,只要形成一種說法,無論內容真偽,其本身都會對不同的看法有排斥和抵制的作用。

信息串流並不是今天才有,從古到今,一直都有「三人成虎」「眾口鑠金」「一傳十,十傳百」的現象。社會心理學觀察現代社會的群眾(群氓)行為,把非理性信息串流(人云亦云、隨眾盲信)作為一個研究的重點。互聯網時代的信息串流發生在同聲呼應、同聲相求的部落圈子裡,強化了人云亦云、隨眾盲信的「羊群心理」。

這種心理效應是,既然這麼多人都在流傳和散播同一觀點,說明他們都贊同這一觀點,也說明這一觀點是對的,值得贊同。這也被稱為「回音室」(echoing chamber)效應。在回音室效應的作用下,許多人會自然而然地以為接受到的信息就是可靠的信息,根本不會對之有所懷疑或進行獨立的批評思考。

許多低劣的大眾文化產品(或商品)也都是因為群眾性信息串流而「紅火」起來的,無論其品質如何低劣,只要開始有人捧,那麼,「喜歡」的人越多,就越能引得更多的人喜歡。這個現象當然並不只是在美國才有,在中國的互聯網上,這種現象也非常普遍。

第二個特點是,在互聯網時代,信息串流和回音室效應加劇了不同意見的對立和敵視,因而變得越加偏執和極端。意氣相投、同聲相求的信息經常是針對某個「對手」或「敵人」的,一味負面而具有攻擊性,用來發洩仇恨和暴力情緒。

許多觀察家指出,特朗普的支持者各有各的利益訴求,讓他們能夠形成聯合陣線的凝聚力是對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的強烈反對、厭惡和痛恨。這種群眾心態——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並不是今天才有,但人群的高度部落化加劇了這種傾向。非友即敵的部落化信息串流和回音室效應在互聯網時代之所以特別嚴重,是因為,無論是誰,無論什麼樣的觀點,都可以方便地在互聯網找到支持自己觀點的「事實證據」。

溫伯格在《知識的邊界》中指出,互聯網上有太多的好東西,也有太多的壞東西,「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白痴的看法都可以一本正經地提出,而每一個嚴肅的觀點都可以受到白痴般的對待」,我們看到——至少有理由這麼想——每一個看法都可以在互聯網上找到反證。互聯網正驅使許多人更加緊緊抓住自己的看法不肯鬆手。

互聯網時代的今天,許多人獲得更多的信息,但卻變得更加固執,更加不肯放棄自己偏見。這是否將變成一種趨勢?是否會將「公民知情」的民主理念陷於一種毀滅性的困境?如果不是,那麼又該如何擺脫這一困境?

四、怎麼辦?

以目前人們對這一困境與互聯網的關係(造成這一困境的其他原因姑且不論)的認識來看,擺脫它的出路似乎只有兩條:一條是設想對現有的選舉制度進行改革,另一條則是通過公民教育提高國民素質,尤其是知情公民對公共信息和知識應有的獨立思考、理解、辨別和批判性思維能力。

現實情況是,第一個途徑不過是少數學者的理論探索,付諸實施的可能微乎其微,而第二途徑則已經由許多人在實踐,主要體現在不同層次的學校教育和具體的課程要求之中。

美國聖母大學哲學教授加里·古廷(Gary Gutting)是提議制度改造途徑的一個代表,他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每個人都必須投票嗎》中建議,可以仿照陪審團的模式來挑選人數有限,但素質較高,尤其是「知情能力」較有保障的選民來進行選舉。

美國的民主理想是讓儘量多的公民參與投票和選舉,主張參與者越多民主就越優秀,所以鼓勵人人參加投票。

但是,正如美國政治學家湯姆·德魯卡(Tom DeLuca)在《政治冷淡的兩張面孔》(The Two Faces of Political Apathy)一書裡詳細討論的那樣,公民冷漠和不參與一直是美國民主現實的一部分。許多政治學家都認為,好的民主運作並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來參與。

古廷認為,在民主政治中,公民不參與也是一種參與的方式,不參與的人們並不是沒有政治想法。不參與經常出於兩種政治原因:第一是認為自己人微言輕,投一票不過是六千萬分之一,根本起不了作用。第二是認為選舉反正是富人的遊戲,表面裝裝樣子而已,因此普通人參與其中毫無意義。

這次選舉中的兩位候選人都非常令人失望,許多選民既不支持特朗普,也不支持克林頓,由於他們認為反正選舉不出什麼好的結果來,所以才特別表現出政治冷漠。

公民的政治冷漠對民主政治是有害的,不參與的人越多,就越是給少數最積極參與的人(不管出於什麼動機)製造了很少人或極少人就能左右大形勢的機會。

古廷認為,不應該聽由選民願意參與就參與,不願意就不參與,但是,「知情不及格的選民」(poorly informed voters)對選舉確實反而會起到負面的作用。特朗普的勝出可以說正是這種負面作用的一個現實例證。

選民「知情不及格」的問題不僅在美國有,在其他民主國家也有。為此,墨西哥經濟研究與教育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Docencia Económicas,簡稱CIDE,墨西哥頂級智庫之一)政治學系學者羅佩斯-古艾拉(Claudio López-Guerra)提出了「選票摸彩」(enfranchisement lottery)的設想。古廷認為,這也是一個值得美國人考慮的選舉改革途徑。

選票摸彩的大致構想是,用隨機海選的辦法產生一批將要投票選舉的候選人(避免提名制度可能造成的舞弊不公和操縱),通過一定的知識和能力測試來篩選掉不合格者,以保證入選者的合格公民資質和能力。接下來為合格者提供與特定選舉有關信息和知識(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確保他們的充分知情。然後由這些「知情選民」(人數多少可以另議)進行選舉。這種選舉與現有的陪審團機制是相似的,成為一種規模大得多的「選舉陪審團」(electoral jury)。

在今天的美國,選票摸彩頂多不過是一個設想,會碰到不少憲政和其他方面的問題。

首先,這種選舉法會有是否違憲的問題。美國憲法雖然沒有明文規定每個公民都有投票權,但有不允許因種族、膚色和性別差異剝奪公民選舉權的「憲法第15修正案」,從這個修正案可以推斷,不讓每一個有選舉權的公民投票是違憲的。改變現有的民主選舉方式,就必須修憲,而修憲的門檻是非常高的。

更重要的是,一國之內的這種修憲不只是「內政」,用古廷的話來說,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裡,限制全體公民的投票權利「都是違背歷史大潮的逆流。……因此,’選舉陪審團’制度肯定會遭到公眾的強烈反對。公眾有正當的理由把公民選舉權視為檢驗公民是否真正自由的一個標准」。

古廷提出,作為妥協,也許可以設想讓「選舉陪審團」先行投票,然後將結果與理由公諸於世,再由全體選民進行決定性的投票。這樣,「即便選舉陪審團並不決定選舉結果,他們的選擇理由也很可能對選舉結果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這樣的陪審團也許是通向更知情,更明智的公民投票之路」。

設想「選舉陪審團」的出發點是,人的「天性」中就有認知和心理的弱點,因此事實上難以徹底消除「信息串流」、「部落極端化」、「回音室效應」等等的影響。就算不在部落化的信息圈子裡,人在頭腦中還是會偏向選擇與自己一致的觀點,排斥異己的觀點,人的腦殼本身就是一個天生的「回音室」。

因此,與其設法改造人的「天性」,還不如設計可以約束它的制度。用美國建國之父麥迪遜的話來說,「人民是一群野獸」,對這樣的「獸人」能否進行自我治理是無法確定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制度建設比什麼都來得重要。

但是,另一位美國建國之父傑弗遜卻非常強調公民教育對於民主的意義。他不是不要制度建設,而是同時指出,沒有高素質的公民,再好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自動良好運作。傑弗遜的教育思想深刻地影響著今天美國的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理念,包括批判性思維的教育。

公民「知情不及格」的弊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過批判性思維的教育來糾正。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美國人當中畢竟還是少數。2016年初,還在特朗普與其他一些共和黨人競爭黨內提名的時候,《華爾街日報》的一項調查顯示,他的支持者收入和學歷都較低,其中62%沒有大學學歷,60%家庭年收入低於75000美元。

較低的教育程度與較低的家庭收入之間有互為因果的關係,這二者都會成為「知情不及格」的原因。教育程度的高低在相當程度上體現為理性思考和批判性思維的能力。這是一種關乎理性探索、求證、理解和判斷能力的教育,貫穿於學生教育過程的始終,從小學高年級、中學到大學,在閱讀、寫作、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等各個學科中都有全面的融入。

批判性思維不僅要求學生對別人觀念背後的「認知原則」和「道德原則」有所察覺和辨識,而且要求他們有自我反思和反求諸己(self-reflective)的自覺意識和意志力,只有這樣才能有意識、有決心地克服自己的認知偏見和心理障礙,遏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緒衝動——對自己的要求比對別人的要求更難做到。互聯網時代的許多認知和心理缺陷皆與批判性思維的缺失有關。

重在批判性思維的公民教育,它要提升的不僅是思維的能力,而且同時也是公共道德的品質:講理、謙遜、寬容、謹言慎行。這更應該成為「知情公民」的教育要求。在這個教育過程中,每個公民都有可能(當然會有程度的差異)變得更智慧,學會克服自大、偏見、自我封閉和情緒衝動,從而變得理智、公正、開放、富有同情心、善於從別人的角度來易位思考。

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智慧不只是知識,而是三個要素的結合:知識、意志和情感,沒有智慧的知識是危險的,我們需要用智慧來擴充和加深知識。這在羅素的時代是如此,在互聯網的知識時代更是如此。

責任編輯:任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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