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9月18日訊】討論文革的性質，不可迴避的問題是文化革命會不會重演，或者更寬泛一點的問題是：類似於文革的這樣的悲劇會不會重演。
文化革命是世界文明史中獨一無二又影響深遠的政治運動，對中國有極其深刻的影響。但是，無論是從學術界看，還是從民眾廣泛的認識看，人們對文化革命的認識仍然非常不足，甚至膚淺。中國的改革開放起始於文革的終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制度是在文革形成的制度的基礎上演變而來。因此，一點不誇張地說，認識文革是認識改革開放，認識中國未來的重要基礎。
文化革命作為世界文明史中獨一無二的政治運動的第一個特點是，這是由國家領袖發動、由全國群眾參與，全面破壞領袖自己領導建立的黨政制度的全國性的群眾運動。世界歷史上可能與其最有相似之處的，是希特勒剛上台後發動的群眾運動。在納粹德國的這個群眾運動中，其核心成員是所謂的衝鋒隊，這個由充滿激情的年輕人構成的組織是納粹黨的前鋒組織。中國文化革命時期所謂的紅衛兵，在很大程度上像是他們的影子。有意或無意、知道或不知道，紅衛兵們使用的暴力手段、使用暴力的理由、對領袖的崇拜，以至於他們的各種裝束比如袖標等等，都和納粹衝鋒隊有很多相似之處。
但這種相似只是部分相似。如果我們被兩者形式上的相似所矇蔽，我們就會誤解這場長達十年的政治運動的本質。文化革命和納粹初始時的運動，儘管都可以被稱作是針對自我制度的革命，但二者有著根本的區別。準確地說，兩場運動的目的不同。首先，希特勒是在魏瑪共和國的民主憲政的制度下，通過使用許多政治上的手段上台，但受到憲政制度的制約。納粹發起群眾運動的目的之一是破壞當時存在的民主憲政制度，代之以極權主義制度（極權主義制度是政治學術語，統指一黨永久性、制度性地在所有領域全面控制全國、全社會的制度）。而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運動的目的則是破壞當時存在的、由中國共產黨自己建立並領導的一個極權主義制度，代之以一個不同的極權制度。因此，兩個運動的內在實質不同。
文革的第二個特點是其受迫害的人數之眾創造了世界紀錄。如果我們在世界文明史尋找類似的案例，與之最相近的是蘇聯斯大林時代的肅反運動。根據蘇聯人權組織的數據，1億6千8百萬人口的蘇聯，有130多萬人在肅反運動中遭到迫害，即每129個蘇聯公民中就有一人受到迫害。這是相當令人震驚的數字。但與文革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80年代做的統計，有超過1.13億人在文革中受到政治迫害。當時中國的人口是八億多人，換句話說，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不完全統計，文革時期中國人口中有七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的人受到迫害（許多受迫害的人也曾迫害過別人）。同時，文革造成超過100萬人死亡，超過1000萬人受傷或致殘，這是在非戰爭、非自然災害情況下，人類歷史中最為黑暗的一項紀錄。
特殊的制度根源是文革的第三個特點。是什麼制度能醞釀或製造出如此奇特的政治運動？這個運動又形成了什麼制度？這是本文的重點所在。文革的制度根源包括外來的極權主義制度和中國的傳統帝制。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個人的想像力和個人的特殊性得以發動如此特殊的群眾運動。需要指出的是，中國過去和今天都有很多關於「反對全盤西化」的討論，這類說法無視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理論基礎和組織方式都來自西方，極權主義制度來自西方的基本事實。
為了分析文化革命，首先要瞭解文革的目的。文化革命自始至終的原則性口號一直是「打倒封、資、修「，指的是打倒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但是如果我們認真地去思考一下，就會很清楚地看到，實際上，這些革命對象並不存在。
首先，口號裡反對的所謂封建，指的是中國的過去。而中國自從秦始皇以來的過去，是皇權帝制，並不是封建制。自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剷除封建制以後，中國遺留下來的封建社會的傳統和文獻都極少，在中國社會中的影響更是喪失殆盡。早在1958年，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會議中就清楚地把他自己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描述為馬克思加秦始皇（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19日。——作者注）。他講得非常清楚：馬克思指的是共產黨的制度，或政治學稱的極權制度；秦始皇指的是秦帝國以來建立的，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基本制度——帝制。毛澤東在此後多年裡多次討論馬克思加秦始皇，意味著要把中國從1950年以來，全面從蘇聯複製來的典型的極權制，變成一個極權主義與中國帝制的混合制度。
文革口號裡的「資」指的是資本主義。但是在當時的中國，哪裡有什麼資本主義？在1960年代之前，即便在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1930年代初，中國也是世界公認的落後的農業社會。以後經過戰爭的摧殘和國有化，在那時的中國，資本主義更是蕩然無存。實際上，任何從外面傳來的思想，只要是他們不喜歡的，都給它們貼上一個標籤「資本主義」來打到。資本主義的精神實質的核心之一就是創業，就是大眾創業。相當確切地說，今天中國改革中成功的部分正是當時所稱的「資本主義」。
文革口號裡的「修」指的是修正主義。現在寫在中國共產黨黨章裡的「三個代表」理論，是典型的當時批判為修正主義的內容。「三個代表」理論比當年蘇聯共產黨的全民黨理論走的更遠一些。全民黨的核心是把共產黨從無產階級先鋒隊改變為全體人民的黨。這正是中共強烈反對的修正主義。此外，任何反對使用暴力的觀點，試圖使用和平手段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歸為必須打倒的修正主義。因此，所謂「打倒封、資、修」是輿論運動，輿論準備。
文化革命的實質目的之一是「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鄧小平、劉少奇。如今幾乎無爭議的事實是，劉、鄧是中國共產黨建立極權主義制度中最重要的領袖人物之一，他們沒有走過資本主義道路。在政治學、社會學、史學的大量文革研究文獻裡，一種流行的看法是，文革的實質是毛、劉之間的權力鬥爭。所謂走資派是權力鬥爭的藉口。但是毛在全黨全民中具有的崇高威信和政治權力，使這個流行看法缺乏說服力。
文革中的另一個基本口號，「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更清楚地表達了文革的實質。文革是破壞，是建立。這裡的「破」指的是全面地破壞現存的體系和制度。這裡的「立」指的是要用一個新的制度系統地來代替舊制度。即，文革絕不僅僅限於權力鬥爭，絕不僅僅限於政權的更迭。這是一場由領袖發動和操縱的群眾運動，有目的，有意識的全面破壞中國共產黨和該黨領導的政府的整個體系，全面地破壞公安、檢察院、法院的體系；全面的破壞教育、科研、文化的體系，包括查禁多數書籍，迫害多數教師。文革破壞的是1950年代起建立的極權制。破壞這個極權制之後取而代之的制度，我把它稱為「向地方分權的極權制」，或簡稱為分權式極權制，即毛澤東所說的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最讓人費解的是，文革這類的想法能發動億萬群眾狂熱地參與，甚至主動推動，去破壞現存的制度，去迫害大群的無辜民眾。問題是，為什麼？所謂文化革命，與任何極權主義群眾運動相似，都是以一大群絕對忠實於領袖的群眾為基礎的。事實上，文化革命產生之前，絕對忠實領袖的群眾已經形成。以此為基礎，在文化革命期間，對領袖的忠誠不僅被進一步推向宗教式的狂熱，更被引導到殘酷懲罰任何不同的人。由此形成了「全民的忠誠」。當然，有的人真正忠誠，有的人出自被迫，例如許多農民，包括貧下中農，他們對於失去土地產權的痛苦，對於1960年的饑荒記憶猶新。重要的是，真正絕對忠誠的人是群眾運動的基礎。
文化革命的群眾運動，或暴民運動，是由北京的學生開創的。在學生裡又首先由中學生充當衝鋒隊，大學生跟在中學生之後。史稱紅衛兵運動。物理上形成一個晶體，總是始於成核，即一個結晶的點。紅衛兵運動的結晶點是北京市的幾個最強的中學，其中包括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師大女附中、人大附中、四中、八中、女一中、101中等。誕生於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其創始時的全稱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本身就證明忠誠領袖與這場群眾運動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繫。在紅衛兵運動的火種從這幾所中學產生、傳播的過程背後，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起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和鼓動總數以千萬計的全國紅衛兵，以及直接給他們各種指示、暗示等等。在領袖和他的戰友們的親自支持和煽動下，紅衛兵運動迅速蔓延到全國所有大學，中學，再擴散到研究機構、政府機構、工人，到市民、到農民，以至於全中國八億人都被捲到這場狂熱的暴民運動裡。從時間和參與者上來看，文化革命可以分為幾個階段，群眾分成許多種互相殘酷鬥爭的派系。但無論是紅衛兵也好，造反派也好，他們打擊其對象的殘酷，都和納粹的衝鋒隊對待猶太人和持不同政見者極為相似。他們為領袖服務的功能也與納粹的衝鋒隊極其相似。戰後的德國，幾十年來一直把反省納粹年代的暴行作為國民教育的基本內容，成為德國精神的一個基本部分，成為德國重建復興的道德基礎、法律基礎、制度基礎。
群眾運動的狂熱和暴行從來只是領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毛澤東的親信們（後被稱為「四人幫」）在1967年的1月風暴中，鼓動上海的造反派，「代表偉大領袖毛主席」奪了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的權。並模仿巴黎公社的名稱，宣佈其新政權為上海公社，在政治上絕對忠誠領袖的前提下，在行政上和經濟上享受高度自主權（當時全國的中央計劃已經蕩然無存）。上海公社是領袖親自授意的，文革最終要建立的新制度的表率。追隨上海一月風暴，從此文化革命進入了全國奪取政權的時期。誰來奪權？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稱為造反派的暴民。奪誰的權？奪共產黨的權，奪政府的權。中央個部委，全國各省、各市、各縣、各個單位奪權運動全面展開。中央各部除軍隊外，全面癱瘓。在暴力奪權運動的過程中，許多省市發生了內戰（當時官方稱之為武鬥）。最終靠軍隊介入，直到1969年才平息。
1975年通過的文革憲法，以基本法的形式確立了經過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兩次群眾運動建立的分權式極權制。同1950年代全面複製的斯大林式的典型極權主義制度相比，分權式極權制在行政和經濟上給地方黨-政更大的自主權。這使領袖和中央可以更集中力量在政治和人事方面，能夠在最重要的方面對社會控制的更嚴更緊。在這個制度下，在文革期間，中國經濟的絕大部分由地方政府運作。在中央部委全面癱瘓的情況下，這使得全國整體沒有出現重大經濟災難。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但在時間上起始於文革的終點，口號上繼承實現「四個現代化」（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核心口號是繼承1975年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週恩來提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而不是改革），更重要的是，它起始於文革形成的分權式極權制。因此，弄懂文革造就的制度的性質既是瞭解改革開放，及改革以來制度演進的基礎，也深刻影響我們如何理解中國未來的走向。
但很不幸的是，無論是從學術界看，還是從民眾的普遍認識看，包括嚴肅的國內和國際的學者，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史學各個領域，對比人們對其他極權主義運動的研究，對文化革命的認識非常零散、狹窄、甚至膚淺。原因是因為在中國以外，人們對這十年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仍然瞭解很少。但在中國，相關的研究充滿障礙和禁區。至今全世界最大部頭的關於文化革命的著作由哈佛大學的麥克法夸爾教授（Roderick Mac Farquhar）所著。以畢生精力去瞭解中國的文化革命和文革前發生了什麼，但其討論過於限於黨內高層的派系鬥爭。問題是，文革遠遠超出共產黨上層的權力鬥爭，沒有億萬國人深深捲入其中的權力鬥爭不是文革。是什麼制度特點能造成如此規模的狂熱群眾運動？這個基本問題幾乎被忽視。國際學術界對納粹和蘇聯極權制的分析，遠遠超出對中國文革分析的深度。其中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國際學術界對納粹和蘇聯極權製作出最重要貢獻的學者，多數既有深厚學術訓練又曾深涉於所討論的制度之中。
討論文革的性質，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是文化革命會不會重演，或者更寬泛一點的問題是：類似於文革的這樣的悲劇會不會重演。對這個問題沒有人能真的提供一個確定的答案。這取決於中國的制度，取決於人們對中國制度的認識，取決於人們如何推動中國的制度向什麼方向演變。
FT中文網註：本文僅代表作者看法，本文為作者係列文章「文革的制度起源」連載之一。作者感謝黃磊和史穎波在本文寫作中給予的幫助。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許成鋼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