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大陸的中華民國院士之大結局(四)

張東園(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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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01月13日訊】1948年3月25日至27日,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代院長兼評議會議長朱家驊在南京主持召開了最後一輪院士選舉會。經過與會者五輪無記名投票,原定要選出的100名院士最後只有81人通過。這81人也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第一批院士。

在國民政府1948年3月選出的81名院士中,1949年後,到台灣的只有9位,占院士總數的11.9%;去美國的有13人,占院士總數的15%;而留在大陸有59人之多,占院士總數的74%。

當時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之所以選擇留在大陸,以及後來大批留學歐美的科學家放棄舒適的環境和優厚待遇,毅然回國,其原因很多。這些優秀的中華兒女都滿懷著對這片苦難深重的土地無法自拔地愛,都懷抱著對國計民生地殷切關懷,或是深深眷戀著這片土地,或是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等。但是,促成他們留守大陸或是回國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們相信了共產黨的宣傳,對共產黨的統治抱有希望和幻想。

下邊就是部分留在大陸的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大結局:

30:湯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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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用彤(1893年8月4日-1964年5月1日),是現代中國學術史上少數幾位能學貫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國學大師之一。學術著作有《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學史略》、《魏晉玄學論稿》等。1918年湯用彤留學美國,並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在哈佛大學期間,由於才學出眾,與陳寅恪、吳宓並稱哈佛三傑。1922年回國,執教於國立東南大學(1927年後改為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1925年任系主任。1926年因東大學潮,轉任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1927年再回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1962年在台復校)哲學系,任教授、系主任。1931年至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自1934年起任系主任;1938年任北大參與合組的西南聯合大學哲學心理教育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1945年代理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1946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48年12月,蔣中正下令派飛機到北平搶救大陸學人,湯用彤在搶救名單上,但是他沒有選擇搭機南下;胡適離開後曾寫信勸其南下,並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依然不為所動。

湯用彤的兒子湯一介表示:湯用彤的學術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之後就沒有寫出過像樣的學術著作,只偶爾寫一些考證的小文章,更多的時間是在看書,查資料,寫讀書札記。1949年1月被推選為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校長);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院士)。1951年10月後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直至1964年病逝。終年72歲。其子湯一介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文革時被打成黑幫,屢遭批鬥,經常關在樓裡檢討到凌晨。

31:馮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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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中國哲學家、哲學史家。1920年1月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系,師從杜威。1923年夏論文答辯通過。次年博士論文出版後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馮友蘭其人學術上頗有建樹,但人品不敢恭維。其在政治上屬於首鼠兩端的人物。1949年之前,馮友蘭曾兩次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高層往來密切。1942年起數次前往重慶為國民黨幹部授課。1943年以西南聯大黨部名義,致函蔣介石望其「收拾人心」,蔣閱信「為之動容淚下」。1945年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馮被選為主席團成員。但隨著國共內戰中國民黨的失敗,馮友蘭也迅速轉向,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10月5日馮友蘭即致信毛澤東自稱「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

面對馮友蘭的「低眉順眼的認錯態度」,毛澤東毫不留面,除了在回信認定了馮「過去犯過錯誤」,並告誡其「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這已然是近乎直白的警告了。此後,馮多次檢討自己歷史問題,在國內外數次公開表示自己的新理學是「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敵」,是「反人民」,是「要人一心一意擁護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和國民黨政權」,「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並「對40年代所寫的幾本書懺悔」。並經常做出配合政治形勢的舉動,如「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而相繼寫出了《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1955年參加批判胡適和梁漱溟的政治活動;1962年第三屆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後向毛澤東獻詩「懷仁堂後百花香,浩蕩春風感眾芳」。

但他的「反省」與「獻媚」並沒有為他的命運帶來轉機。1966年「文革」開始,馮被抄家關入「牛棚」,直至1968年方才脫離。1973年批林批孔運動中,馮友蘭出任四人幫掌握的「梁效」寫作班子顧問,「從舊營壘裡衝殺出來,給了孔丘一個回馬槍」,相繼發表《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復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等文章,均得《光明日報》全文轉載。後又著《論孔丘》一書,為江青集團效力。這些書文中,馮稱自己1949年以前的尊孔思想是「為大地主大資產家,特別是為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服務的」,1949年以後則是「為劉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服務的」,認為自己能參加批孔運動是一種「更大的幸福」,馮積極向江青靠攏,然1976年四人幫失勢,梁效寫作班子遭徹底清算,馮亦遭長時間關押審查。1990年11月26日,馮友蘭死於北京,96歲。

32:楊樹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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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樹達(1885年6月1日-1956年2月14日),中國語言文字學家。1897年考入梁啟超等舉辦的時務學堂。1905年官費赴日本留學。1911年回國,先後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等任教。1920年再度北上,先後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國文系主任,清華大學教授等職。1937年返回長沙,任湖南大學教授,直至1956年逝世。主要從事古代漢語語法學、訓詁學、文字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著有《古書疑義舉例續補》《詞詮》《高等國文法》《中國修辭學》《古書句讀釋例》《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論語疏證》《積微居小學述林》《漢書窺管》等。論著彙編為《楊樹達文集》。1952年,因中國高校院系調整,楊樹達轉入湖南師範學院任教授,後兼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館館長。1950年代初開始,楊樹達遭到郭沫若的排斥和壓制,他的學術成果都要由「專人」審查。1956年2月14日楊樹達逝世,終年71歲。第二年「反右」期間,他的六個兒子兩個女兒中,三個兒子成為右派,兩個女婿則成為右派兼反革命。

33:陳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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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中國宗教史研究巨匠,歷任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首任社長。與錢穆、呂思勉、陳寅恪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陳垣於1913年當選國會眾議員,1919年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加入基督新教,1921年出任中華民國教育部次長,創建北京平民中學(今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學)。1926至1952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52至1971年,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1949年,他還擔任過京師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陳垣與陳寅恪同為國學大師,但史學界對二陳的評價卻截然不同:陳寅恪重志節而陳垣識時務。此話一語中的。

1949年後,陳垣迅速轉向,1950年12月8日陳垣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美國從來就是我們的敵人》以積極響應所謂的「三視教育運動」(博主注:因朝鮮戰爭爆發,中共為肅清社會上存在的「親美、崇美、恐美」思想,面向全國展開的以「仇視」、「蔑視」及「鄙視」「美帝國主義」的政治思想教育。簡稱「三視教育運動」——。文章指出:「社會上還有些人有『崇美』『恐美』心理」,「凡是『崇美』的,是因為沒有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恐美』的,是沒有民族的自信心。」不僅如此,陳垣還以基督徒身分於1959年加入中共。不過,所有這些「努力」並未取得良好效果。文革期間,陳垣幾次被抄家,差點因為和劉少奇的合影而被定罪,並且被逼寫了幾次檢討悔過書張貼於北師大,而後遭到軟禁。1971年6月21日,陳垣去世,終年91歲。

34:陳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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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民國(民初時期)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其餘三人為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通曉二十餘種語言,史學脫胎於乾嘉考據之學,《柳如是別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為其代表作。關於陳寅恪生平,現已家喻戶曉,故無須贅言。文革期間,陳寅恪幾次被抄家,和妻子屢屢遭毆打,陳家中甚至身體上都貼滿大字報,紅衛兵故意把幾隻大型的高音喇叭吊至他的屋後,以至使患嚴重失眠症與心臟病的他,一聽見喇叭聲就嚇得尿褲子,造反派卻還不甘心,進而將高音喇叭乾脆綁到其床頭,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氣脈已竭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代。陳寅恪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方休。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溘然長逝,終年80歲。應了其「共產之鬼」的預言。一個月後的11月21日,陳寅恪妻子唐篔亦撒手人寰,追隨丈夫而去。

35:顧頡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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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中國歷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之一。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後歷任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雲南大學、蘭州大學教授,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主任,蘭州大學歷史系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後任復旦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等職。顧頡剛在《古史辨》中提出的最著名的十個論點: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禹是動物,是神,與夏無關;堯舜禪讓說是戰國時代墨家所編造;孔子作《春秋》說是儒家所偽造;《老子》成書在秦漢之際;《尚書》中的《禹貢》作於戰國,《堯典》寫定於漢武帝時;《周禮》是劉歆偽造,《左傳》為劉歆重編;「炎帝神農氏」等古史人物名為劉歆所編造;夏「少康中興」的歷史是東漢人所編造;《孔子家語》是王肅偽造。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歷史所勞動,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1971年開始,擔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總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後由中華書局出版。1980年12月25日,顧頡剛因病逝世,終年88歲。

36: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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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其父梁啟超,其妻林徽因。畢生致力於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和保護,是建築歷史學家、建築教育家和建築師。在《建築五宗師》書中與呂彥直、劉敦楨、童寯、楊廷寶合稱「建築五宗師」。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音一起赴美國費城賓州大學建築系學習,1927年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又去哈佛大學學習建築史,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未畢業)。回國後在瀋陽東北大學(張學良時任校長)任教,在那裡創立了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第一個建築學系。同時成立了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建造了東北大學主樓,並測量考察了清昭陵的建築,當時就試圖保護瀋陽鐘鼓樓,但不被當地政府採納,終於被拆毀。梁思成於1931年回到北平,進入中國營造學社工作,梁思成入營造學社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1932年主持故宮文淵閣的修復工程。1945年日本投降後,回北平擔任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1946年10月至1947年應邀作為美國耶魯大學客座教授,並獲普林斯頓大學名譽博士學位,被指名作為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設計諮詢委員會的中華民國代表。

1949年後,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副主任,主持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築設計和國徽的設計。1950年和陳占祥發表《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議》(梁陳方案)。他堅決主張保護北京古建築和城牆,建議在西郊建新北京,保護舊北京城,不在舊城建高層建築,他的遠見不能為那時代的人理解,這些建議沒有被採納。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彼時擔任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毀於一旦,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之後,在文化部舉辦的文物界知名人士歐美同學聚餐會上,林徽因也與吳晗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衝突。之後他多次上書,挽救了北海的團城。如果他的所有建議都被採納,北京古城會成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都和建築博物館,北京城的發展也可以避免現在的極度集中與擁擠。他所考察發現的許多古建築,現在都成為當地引為自豪的文化古蹟。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為「復古」的典型而被批判並抄家,其所收藏的全部圖書資料都被沒收。抄家者在其家中發現屬於其早已去世的,林徽因的胞弟林桓的中正式軍刀上刻有「中正贈」,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狀。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貧病中去世,終年71歲。

37:周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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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鯁生(1889年3月18日-1971年4月20日),國際法學家、外交史家、教育家。主要在武漢大學從事學術活動,因嚴厲批判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而著稱。1905年(光緒31年)被派往日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經濟。留學期間,加入中國同盟會。1913年赴英國,在愛丁堡大學學習政治經濟,獲得碩士學位。其後赴法國巴黎大學學習法學,獲得法學博士。1921年周鯁生歸國,入商務印書館任編輯。翌年,獲蔡元培招聘,就任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1926年2月,赴廣州從事將廣東大學改組中山大學的事宜。1927年3月,成為國立東南大學(翌年改為國立中央大學,即南京大學)教授、政治系主任。其後,應國民政府之聘,從事憲法制定事務,但因反對蔣介石,數月後辭任。1929年9月,周鯁生應武漢大學招聘擔任教授。在武漢大學研究國際法、外交史研究,所著《國際法大綱》、《近代歐洲外交史》等書刊行,並在《東方雜誌》發表論文。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1932年10月,國際聯盟所派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發表,周鯁生以《東省事件與國際聯盟》為題發表論文。文中稱,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是英國、法國等強國綏靖的結果,對日本無力的國際聯盟令中國國民十分失望,對調查團提出了嚴厲批判。1933年,周鯁生發表了論文《所謂滿洲國之承認問題》。1935年1月,周鯁生升任武漢大學法科研究所主任,10月任武漢大學法律系主任。1936年,兼任武漢大學教務長。1939年起,周鯁生花費數年時間赴美國從事研究。1945年4月,作為中國代表團顧問,參加了創建聯合國的舊金山會議。同年夏,周鯁生歸國,被任命為武漢大學校長。

1949年後,周鯁生出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其後歷任外交部顧問、外交學會副會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1至3屆)、第3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8年8月,周鯁生、劉澤榮、倪征應召到北戴河見毛澤東和周恩來,為二人做有關領海寬度和領海法律制度等問題的諮詢,共計2小時。三位專家認為,中國應以12海里為領海寬度。1958年9月,中共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領海的聲明》,第一條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海寬度為12海里」。文革中周遭批鬥遊街抄家關押,不堪摧殘折磨,1971年4月20日,周鯁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38:錢端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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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端升(1900年2月25日-1990年1月21日),中國法學家、政治學家、教育家。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第一任院長。中國現代政治學和比較憲法研究的開創者之一。17歲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堂。1919年畢業,赴美國北達科他州立大學學習,後來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1924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4年回國,任清華大學講師,講授政治學、憲法學。1927年任教南京中央大學。1930年回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任教,並在北京大學兼課。抗日戰爭期間,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參與創建西南聯合大學法學院。1937年至1949年,錢端升四次應邀到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及講學。其中,1947年10月至1948年,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講授《中國政府與政治》。

1949年5月,錢端升出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1952年院系調整,錢端升參與籌建北京政法學院,並擔任第一任院長。同時,他還兼任外交學會副會長、對外友協副會長、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外交部顧問。1954年,被聘為全國人大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參與起草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7年錢端升被打成右派,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檢討,被迫離開教壇。文革時再次受到迫害。住所被紅衛兵占領。在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檢討後,錢端升幾乎再無文字留世。他最後的編著成果是在1962年,高等教育主管部門要求已被打成「右派」的錢端升,組織幾個教師編譯一本教材《當代西方政治思想選讀》。到1966年「文革」開始時,該書已譯120萬字。隨後紅衛兵抄家,這一小小事業也成了「革命」對象,譯稿至今不知去向。1990年1月21日,錢端升病逝,終年90歲。

39:馬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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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經濟學家、教育家、人口學家。1907年赴美國耶魯大學攻讀政治學,1910年,獲得碩士學位,入哥倫比亞大學大學院學習,1914年獲得經濟學、哲學雙博士學位。畢業論文《紐約市的財政》獲得學術界好評,被採用為哥倫比亞大學本科1年級學生的教材。歸國後的1915年9月,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招聘,馬寅初出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1917年,任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主任。當時,馬寅初公開支持俄國十月革命,和李大釗成為好友。1918年10月,任大學評議員。1919年,當選北京大學教務長。1939年,馬寅初任重慶大學教授兼商學院院長。1951年5月,馬寅初被中共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後因《新人口論》被打成右派,被迫辭去北大校長職務,居家賦閒。撰寫探索中國農業經濟規律的巨著——《農書》,至1965年完成初稿,約100萬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1965年,馬寅初一條腿癱瘓。1972年,因患直腸癌做切除手術。手術後,馬寅初下半身全部癱瘓。1982年5月10日,馬寅初去世,終年101歲。

40: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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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達(1892年4月30日-1975年1月16日),現代中國人口學的開拓者之一。注重實際調查,提出了生存競爭與成績競爭的理論。較早提出節育。1916年公費到美國留學。先在立德學院學習外交兩年,獲得學士學位後,轉至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社會學系。1920年獲碩士學位,1923年再獲社會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長期執教於清華學校。1929年清華學校改為清華大學後,負責創辦社會學系並作教授兼系主任。抗日戰爭時期隨清華南遷昆明,兼任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和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所長。1947年至1949年,先後任世界人口學會副會長,國際統計學會會員,太平洋學會會員兼東南亞部負責人。畢生從事「人口」、「勞工」的教育與研究工作,在國內外出版專著1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30多篇,共300多萬字。1948年,國民政府派飛機接他去台灣,被其拒絕。1949年後先後擔任中央財經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中央勞動幹部學校教授兼副校長,中央勞動部保護司副司長,50年代和馬寅初一起提出節制生育、控制人口的建議。1957年在《新建設》發表《節育、晚婚和新中國人口問題》一文,指出:「從1953年人口普查以後,新中國的人口每年在增加一千萬以上,必須認真解決人民就業和降低出生率問題。」 同馬寅初一道被打成「右派」。1975年1月16日,陳達去世,終年84歲。

結語

中國傳統社會講「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其中「士」簡言之就是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是道統的承擔者,因此從道德角度來看,他們甚至比統治者更有話語權。因此,知識分子所擁有的話語權以及其秉有的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被中共視為統治的障礙,改造知識分子成為必然。

留在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院士的遭遇和結局,只是中共統治下知識分子被迫害羞辱的冰山一角。中共不僅消滅中華優秀兒女的肉體,還扼殺人的靈魂和思想。中共對中華兒女的殺戮和摧殘,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也是人類的恥辱。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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