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1月31日訊】從2015年開始，大陸三百多名律師和人權倡導者先後遭中共圍捕。本月獲釋的律師李春富被確診為精神分裂；一份會見筆錄顯示，警方也對律師謝陽刑訊折磨。儘管處境險惡，筆錄發布者、謝陽的辯護律師陳建剛表示，盡管如此，「不願為了安全而放棄言論權利」。
2015年「709」事件後陸續被捕的律師，目前多數人已被釋放，少數幾人被判刑並當庭「認罪悔過」，有的被「電視認罪」後取保，有的取保後被噤聲。1月12日，忽然被釋放的律師李春富言行異常，經醫院診斷患了精神分裂症……這些律師在被關押期間都遭遇了什麼？
1月18日，兩份《會見謝陽筆錄》在網絡發布，記述了「709」律師謝陽在被監視居住期間，中共警方對他的毆打折磨及刑訊逼供、刑訊自污、刑訊認罪的事實。
謝陽被警察指定三個方向寫「自述材料」：「要麼是為了名，要麼是為了利，要麼是為了反黨反社會主義。」並被要求揭發檢舉構陷其同行，這樣就會立功，獲得取保釋放。
筆錄記錄了中共警察的驚人之語：
「我們整死你像整死一隻螞蟻一樣。」
「在這裡面不是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應該是我們讓你說什麼你就說什麼。你別以為出去以後可以告狀，我告訴你，你告狀也沒有用，你這個案子是北京的案子，我們代表的是黨中央來處理你這個案子。我們即使把你弄死了，你也找不到任何證據證明是我們弄死你的。」
「我白天休息得很好，每到晚上這個時候我就很興奮，我就是要故意折磨你，你看著，我要把你折磨成一個瘋子，你別以為你以後出去還可以做律師，你以後就是一個廢人……」
「我們有的是資源和手段，這個案子，我們沒有任何限度地往下整，包括你在的律師事務所，你的同事朋友，我們想整誰，想怎樣整就怎樣整。」
中共警方還以謝陽的妻子和孩子的生命相要脅，原話是：「你老婆孩子開車的時候要注意交通安全，現在這個社會交通事故比較多。」
近日，「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又披露，仍被關押的律師李和平及王全璋，在指定六個月的監視居住期間也遭受強電擊等酷刑折磨，致當場暈厥……
作為「709」事件的當事人、《會見謝陽筆錄》的發布者，39歲的北京律師陳建剛近日接受了記者的採訪。本篇為上半部分，據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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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請問您和「709」事件的關係？
陳建剛：「709」他們沒抓我，我本人非常意外，當時我已經做好被抓的準備了。因為第一個抓的是王宇和包龍軍，在北京的律師中，我個人認為我和他們的關係最好，我們感情最親近，我也經常和王宇一起做案子。當時警方幾次對我威脅訓誡，不要說話、不要寫文章之類的。現在大風潮漸漸過去，抓的人大部分被放出來，我又成了「709」謝陽律師的辯護人，而且他的案件中有很多材料與我有關。
最初我是「709」謝燕益律師的辯護人，但後來官方指派了律師，家屬聘請的律師不讓上。在我之前有很多律師要求見謝陽，都碰壁了，因會見不成也控告過很多次了。現在是一年半以後案子到了法院，我才開始介入，他們再沒有理由不讓會見。
謝陽是個非常剛強倔強的人，寧死不低頭。他不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師，要求自己聘請律師，如果還不讓律師接見，就無法開庭。警方也還沒有像天津警察對待李和平及王全璋那樣，無恥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吧，所以，最後我見到了謝陽。
我和謝陽相識、相知、相友愛，他當然要和我說實情了。我們會見的房間有四個攝像頭，之前我被訓誡，不能這樣不能那樣，很多規矩的。本來律師會見可以拎包帶手機的，但我還是按他們的要求，把東西鎖在櫃子裡。和謝陽交流時，他們有次突然闖進來，問謝陽是不是哭了，問他情緒是否有問題，等等吧。總之，監控是異常嚴密的。
「作為一個人和豬狗的重大差別之一就是，人能說話，而豬狗不能說話。」
記者：您在會見謝陽的筆錄中記錄，警察對謝陽律師說：「我們整死你像整死一隻螞蟻一樣。」您認為警察為什麼敢這樣做？
陳建剛：會見謝陽，使我了解到警方辦案的過程、方式。這也不是意外的事情，因為我們是辦理刑事案件的律師，如何逼迫當事人招供，警方等偵查部門有很多喪盡天良的手段。謝陽的經歷讓我看到，中國的警察多麼卑劣、多麼無恥、多麼惡毒、多麼沒有底線。
在這個體制裡，他們很清楚寫在紙面上的法律都是騙人的，他做違法的事情，殘害人權的事情，他並不懼怕法律，法律沒有用，他不怕。怕天理報應？怕三尺頭上有神靈？無神論教育啊，幾十年了，哪有神？沒有天理。怕當事人的報復？能嗎？他們掌握公檢法、特警，掌握國家所有的暴力機構，可以武裝到牙齒，而老百姓拿一個彈弓就視為違法，打靶的玩具槍都是槍枝，拿玩具槍會判無期。當事人如果報復，他就可以把那一家人都消滅掉。
他不需要怕，他有恃無恐，他恃的是什麼？他恃的是領導的安排、領導的指令，領導給他這個活兒，幹得好會獎勵他，他會升職加薪啊。作為想在領導面前表現，沒有良知、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渴望升職的警察，就沒有什麼可以制約他的了，讓他殺人他都會幹的！他只怕領導的一個眼色。
記者：「709」案發後，您感到過恐懼嗎？
陳建剛：我被抓過幾次，短時間扣留拘押，但沒有受過酷刑，他們還沒有打在我身上。曾經有律師把我發的東西轉發了一下，就在職業上受到了處罰，但我還一直沒出什麼事。
人權律師被污名化，說反黨反社會、顛覆國家政權什麼的，我母親就對我有很大的意見，經常打電話罵我：「你在網上胡說八道，這個黨好那個黨好的，你惹禍招災，你活夠了？」
「709」開始時我很擔憂啊，當時孩子很小，老二還不到一週歲，老大四歲多。因為我們家和全璋家差不多，妻子是家庭主婦，不問世事的，照看兩個小孩，我又不是掙錢的律師，沒有什麼積蓄，全部家庭責任就我一個承擔，如果我被抓進去，他們怎麼過？那時我就儘量多陪小孩吧，因為不知能陪多久，不知什麼時候就會把我抓進去。
「709」以來我妻子也慢慢見識到了，她當然擔心，也還是理解的，但我確實無法平衡我的律師職業和家庭的關係。
都知道我發言一向激烈，但我從來沒有停止過。我的底線是：作為一個人和豬狗的重大差別之一就是，人能說話，而豬狗不能說話，只讓我活著不許說話，和豬一樣，或者為了活得好一點就要搖尾巴，跪地喊萬歲，那像狗一樣啦，這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寧可坐牢或者死掉，我不能接受這種生存狀態，我不願意為了安全就放棄言論的權利。
「我們國家沒有法律，只有黨的意願。」
記者：您認為法律是什麼？在目前的中國，法律又是什麼？
陳建剛：比如說在台灣，法律是立法院通過才能產生效力，議員是一張張地磕頭拜票，一票票地拜，老百姓信任他，才會給他一張選票。法律不是一黨總書記或黨魁的意願，它是全民的公議，任何人都受法律約束。
但在獨裁專制的國家，法律就是統治自己人民的工具，是統治者裝飾自己的招牌。
比如所謂一國兩制的現狀，最近香港選出了兩個二十多歲的議員，但全國人大馬上就能迅速地造個法，把議員的資格剝奪掉。在專制的手中，法律就像泥巴一樣，可以隨意地捏。
我們國家沒有法律，只有黨的意願，它只是統治律師、老百姓用的。律師抗爭只能依據法律，法律已經失效了，那麼抗爭就是秀才見了兵，你和它講道理，它就抽大刀砍你。
了解內情的都知道，冤案昭雪不過是政治鬥爭的結果，是不得已，並不是律師抗爭來的，它完全可以把一個無罪的律師消滅掉。
「他們在基層幹的壞事太多了。」
記者：以前您經常在網上發表中共當局不喜歡的言論，請問是因為您個人有過什麼遭遇嗎？
陳建剛：我從小就對國家、對政治體制、對共產黨有想法。我生在山東農村，我看到的就是村幹部、黨支書貪污公款，大吃大喝，醉生夢死，耀武揚威。
作為「全心全意為人民」的領導幹部，他們對村民無恥無賴無德，老百姓在他們的手中受欺壓凌辱，卻只能逆來順受，還要給他們送禮請客。他們在村裡的大喇叭裡亂吼，通過各種手段吃拿卡要，通過計劃生育斂財等等，像流氓一樣，讓我難以接受。
我不是因為我家遭受了什麼才憤憤不平，我親眼所見，鄉政府帶來一群流氓欺壓我們鄰居，像古時候戰爭攻城門一樣，數人扛著一根圓木撞牆，把人家新蓋的房子前後左右都搗出大洞來，有的是把房頂掀下來，把房子夷平，牽牛，搬人家糧食，搶走財產，連門都弄走。本來就窮得噹噹響，不給人家活路啊，就因為沒得到批准而生了孩子。
當年我家裡的嬸子馬上就臨產了，被要求強行墮胎，一個男嬰啊。但我們那兒祖祖輩輩的順民，不敢有任何反抗，連說一句話都不敢說。
他們在基層幹的壞事太多了。我記得我們縣一個幹部通過大喇叭講話 ：「上面開會，如果領導批評我，讓我站起來，那我就讓你們全部倒下去。」有錢的買著生，有權的明著生，沒錢沒權的偷著生，逃跑嘛。
我讀初中時，當地有對小夫妻生因為多生了孩子，逃跑了，結果鄉政府搞株連，把家裡的老奶奶抓走，栓在鐵鏈子上，放到狗洞裡，和狗一起關著！就在鄉政府。有什麼人權啊，活得和狗一樣。
還有一個鄰居，因為生孩子就給抓到鄉政府毒打。我見得太多了，80年代抓大量的婦女到縣醫院流產墮胎，然後像扔垃圾一樣扔掉，有些嬰兒弄下來還是活的，直接殺人嘛，這種罪惡居然是政府組織人光明正大地幹。
高中時，我聽過我們學校黨委書記給教職工開大會，在下面的我們聽得清清楚楚啊，大喇叭廣播啊，他說，「如果我因為沒搞好計劃生育工作挨了批評，你們想一想，我這股急勁，我必然會發作在你們身上！」這些老師有什麼人格尊嚴呢？無人權的情況比比皆是，這個國家爛到了極點。這就是我成長過程中的所見所聞。（未完待續）#
採訪整理：程莉，責任編輯：蘇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