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1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梁博舊金山報導）八十載風霜，凝結成八十歲的沉靜與雍容。
民國湖北官宦人家的女公子許家玫，一生際遇隨國運沉浮。她在位高權重，卻清廉簡樸的中國傳統家庭裡度過豆蔻年華，可是後來歲月中，卻因陷於中共的欺騙、打壓而常多魔難。
在歷經「反革命子女」、「右派」，甚至暮年兩度繫獄的屈辱中，她仍保有純真本性和尊嚴。
耄耋之年，許家玫終於逃離中國大陸，來到美國。追憶前塵往事，不勝唏噓！
（接上期）
為父親昭雪找到梁漱溟先生
十年文革結束後，共產黨首先「改正錯劃右派」，我被第一批「改正」。記得當時武昌文教系統第一批「改正」的大約有一百多人，坐滿了禮堂會場。當臺上政工幹部點到我去領「錯劃改正通知」時，我遲遲不搭理，也不起身，後來大步上臺，從那人手裡拿下通知後，把手甩到背後，回到了座位上。全場肅靜片刻，會後聽到有人說我好大的膽子，有人誇我有骨氣。
我對這一紙空文的不屑非常明顯。我當時想，一個「錯劃」就斷送了幾百萬善良人的青春、前途，乃至生命，一個「改正」就一筆勾消了，這樣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豈不是太虛假、太惡毒、太沒有人性了嗎？
1979年，我們聽說了對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冤案可以「平反」的消息。曾任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時任湖北省政協祕書長的賀有年先生，也是地質學家李四光的妹夫，為我們找來了父親的判決書。
全家人看了判決書都非常震驚！荊門法院以「惡霸罪」判父親無期徒刑，列舉「充當日偽漢奸」、「搶劫船隻及黃金、霸占民妻」、「活埋八名共產黨人」等罪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我們決定為父親的冤案上訴。可是申冤無門，不知道在哪裡遞交上訴書。於是我們姐妹寫信給父親的導師梁漱溟先生，梁先生當時是全國人大代表。他收信後邀請我們去北京面談。
我們六姐妹和母親一起湊齊了路費，讓我代表全家去北京。梁先生見到我，關切詢問我們一家人這幾十年是怎麼活過來的？他感嘆道：「真是不容易！你們的母親在這樣苦難的情況下，能夠把六個女兒撫養教育成人，真是了不起，真是英雄！」他又提筆給中央統戰部寫信，讓我帶著這封信和上訴書去統戰部。
統戰部的信訪接待室裡面有很多風塵僕僕的人，不少人哭哭啼啼的，一片淒慘景象。工作人員對待訪民非常冷漠，收了我的上訴材料後，態度稍有和緩，客氣地說他們會向領導反映，盡快與省委統戰部聯繫云云。我從接待室出去就直接到了右邊的收發室，收發員看過梁先生的信，立即給部長烏蘭夫辦公室打電話。幾分鐘以後，烏蘭夫的祕書海濤來了，他面帶笑容接過了梁先生的信和上訴書。
我從北京回到武漢後，母親說，荊門法院及荊門統戰部都派人來，說是先來看望許瑩漣先生的家屬，平反正在辦理中。他們問父親還有什麼遺物，母親回答說：「被你們抄家一貧如洗！許先生最珍貴的遺產就是六個女兒。」
母親沒有向宋美齡「喊話」
不久，我們收到荊門法院的「改判通知書」，宣布對父親「宣告無罪，恢復名譽。」那時父親九泉之下已經沉冤三十年。
當母親和我們姐妹問到如何「宣告無罪」，又如何「恢復名譽」時，湖北統戰部和中央統戰部卻互相推來推去，沒有任何實質動作。我們提出為父親召開「平反」追悼會、登報宣告無罪、退還查抄物品、賠償經濟損失等要求，一個也沒有實現。最後只給了500元人民幣「生活補助」，我們的家庭出身從「反革命家屬」改成「革命幹部」，我和二妹被安排在政協和人大，當了好幾年花瓶代表。
這就是共產黨的「平反」。
父親被「平反」後，我們遇到不少奇怪的荒謬事，頭一件就是「我父親的假兒子」。荊門市不知從哪兒找來一個姓許的人，立為我父親的兒子，為我父親造了一個假的宗祠家譜，還在家譜中塞進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卻完全把我母親和六個女兒排斥在外。
荊門市統戰部還送來了為我家寫的電視劇本，說徵求我家的意見，拍電視劇希望我家贊助，被我們一口否決，劇本我們連看都不看，就叫他們拿走了。
有一次，母親和我同時收到湖北省統戰部的會議邀請通知，對母親的稱呼是「許夫人」，對我的稱呼是「許家玫先生」。參加開會的人範圍很小，除了我們母女，其他幾人都是被特赦釋放不久的原國民黨將軍。
會上統戰部頭頭講了「臺灣回歸祖國」、「兩岸和平統一」等問題，希望到會者能對此出力做貢獻，對我母親的希望要求則更加具體。當時正值宋慶齡病危，統戰部想讓母親給宋美齡寫信，邀請宋美齡回國看望宋慶齡。並說，寫的信會拿去廣播喊話。會後招待了我們午餐。
母親當然沒有理睬「寫信」和「喊話」的事，與會者也沒有一個人表態做什麼。（待續）
責任編輯：王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