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環保專家馬軍 以數據撬動中國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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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11月17日訊】(大紀元記者唐明鏡芝加哥報導)2006年,一家名為「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的民間環保組織在中國成立,創辦人馬軍和同事們推出了中國首個水污染數據庫——「水污染地圖」(China Water Pollution Map)。頭幾個月沒有任何反應,他們幾乎要喪失信心。十多年後的今天,蘋果、沃爾瑪、H&M等四十家跨國品牌以IPE數據為環保指標,要求在華一千多家供應商們改進高污染的生產流程。

「在中國,儘管耗費巨大資金和人力治理污染,但成效不大。」馬軍於11月15日在芝加哥大學能源政策中心(EPIC)用英文講道,「我想,根本原因不在於缺少技術或資金,事實上,我們(在這些方面)很有潛力。關鍵在於缺少動力(Motivation)。我們可以從西方借鑒法規法律,可是執法跟不上。」

伊州大屠殺博物館(Illinois Holocaust Museum)在新成立的「站出來中心」(Take A Stand Center)展示中國民間環保專家馬軍的工作。(唐明鏡/大紀元)
伊州大屠殺博物館(Illinois Holocaust Museum)在新成立的「站出來中心」(Take A Stand Center)展示中國民間環保專家馬軍的工作。(唐明鏡/大紀元)

馬軍提及2004年在耶魯大學做訪問學者期間,他發現西方環保問題的解決靠法律,公民組織們付諸於法律訴訟,法庭以巨額罰款強迫大公司低頭,但中國的司法系統和北美很不一樣。

他說,特別是地方政府對企業的保護,使得環保執法異常艱難。「早些年,企業發現自己上了(IPE)高污染名單,很不高興,找我們抱怨。這還算容易解決的。可有些企業不找我們,他去找上級領導。這給我們施加的壓力就特別大,以至於我們有時都不太肯定是否還要繼續做下去。」

治污從信息公開做起

馬軍說,他在耶魯訪問期間,認識到中國治污的突破口在於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在中國,我們有時要把信息的透明度推到極致,甚至用一種破壞性(disrupted)的方式公開,因為我們沒有其它途徑(制約污染)。」

11月14日,馬軍參觀伊州大屠殺博物館Take A Stand Center,博物館總裁Susan Abrams (左)、公關經理Amanda Berrios (右) 陪同。(唐明鏡/大紀元)
11月14日,馬軍參觀伊州大屠殺博物館Take A Stand Center,博物館總裁Susan Abrams (左)、公關經理Amanda Berrios (右) 陪同。(唐明鏡/大紀元)

馬軍說,2013年,中國幾家環保組織(包括IPE)號召政府把監測數據公開給民眾,幾個月後,政府推出法規(By-Laws)要求從2014年起,各級政府把環保監測數據公開。

之後因應智能手機日益流行的趨勢,IPE開發出環保數據庫的手機App。2014年6月上線時,只有74個城市參與,現在則包括了中國所有地方政府。該手機App把各級政府公開的1800多處數據整合起來,形成一個龐大的清算所(Clearing house)。

IPE「污染地圖」清晰標注超標排放廢氣廢水企業的名稱,其檢測值和標準值對照等,公眾可分享到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讓企業時刻接收監督。

2015年講述中國霧霾問題的記錄片《蒼穹之下》引起轟動。英國《衛報》報導說,《蒼穹之下》播出的幾週內,IPE開發的app下載數量從10萬驟升到300萬,儘管這部由原央視記者柴靜製作的影片不久後被中共政府禁播。

以跨國品牌為撬動槓槓

馬軍回憶2006年啟動IPE的艱難歲月,「頭九個月,我們幾乎完全喪失了信心,因為幾乎沒有回應。我們到處抓取數據,整理一張又一張表格,卻看不到成效。」

「直到11月份,一家跨國公司代表找到我們,說公司老闆在香港吃早餐時讀報,看到公司被IPE列為污染廠家,非常生氣,召集在中國的管理層,要求立即解決此事。」 「他們最終消除了污染,還安裝了回收廢水的系統。」

馬軍說,最初回應IPE質詢的是跨國公司,它們在中國直接設有工廠;但地方企業,以及東南亞的公司等卻不屑理睬環保機構的質疑,「我們需要找到一個槓桿,讓他們也參與進來。」

馬軍找到的「槓桿」是供應商,「我們發現國際品牌面對不同的公眾群,更在乎自己的品牌形象,對環境標準有更高的承諾。而我們的檢測數據發現他們的供應商們違背了這些品牌的承諾。要知道每一個品牌在中國有數百家、數千家,甚至上萬家供應商。」

馬軍提及中國一個最大的紡織廠,給許多國際大品牌供貨,但有嚴重的水污染問題,每天排放4萬噸印染廢水。IPE和工廠交涉幾年未果,但隨著一個接一個的國際品牌向這家工廠施壓,「第一個是GAP,然後是H&M、優衣庫(Uniqlo)、(英國)馬莎百貨(Marks & Spencer),沃爾瑪的最後施壓促使工廠改變。」工廠終於決定投資2億人民幣淨化廢水。

「企業是問題的一部分。當沒有環保信息篩選供應商時,這些企業選擇最便宜的供應商,他們利用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監管漏洞,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馬軍說,「可是企業也能解決問題,甚至比政府監管更有效。當他們說『我要這家供應商,不要那一家』時,能帶動實質改變。」

路漫漫修遠兮

芝大能源政策中心(EPIC)主任麥克‧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主持了與馬軍的對談。他近幾年的研究專注於中國和印度的環境污染問題。格林斯通教授問馬軍,如何確保數據的真實準確性。

馬軍說,數據質量是一個問題,但IPE公布的是違規企業,「我們不太相信好的數字。而通常說一個企業差時,實際情況往往會是更糟糕。」他的講話引起台下一片笑聲。

馬軍1968年出生於青島,那時天天是藍天,他在當地的小河裡學會了游泳。20多年前,他到香港《南華早報》做調查記者,在中國沿途看到乾涸的河流、沙漠化的草原,令他非常痛心。

馬軍於1999年出版《中國水危機》一書。「寫完這本書,我以為可以放下心頭的重擔。但不斷有讀者找到我。」

「我意識到媒體人擅長發現問題,卻無法解決問題。」馬軍解釋他成立IPE的初衷。他說,2010年IPE聯合幾家環保組織,向29家跨國IT企業發污染調查報告,第一輪只有8家企業回應。有些企業告訴他,公司起先收到來自中國的非政府組織(NGO)來信時,很迷惑,「中國真的有NGO嗎?他們是誰?動機是甚麼?」

2010年的調查報告中,美國的蘋果公司排名最差。馬軍聯合美國的NGO,經過兩年的博弈,最終把蘋果拉到談判桌。蘋果公司同意公開156家供應商名單,接受第三方環境檢測,承諾整改污染。

馬軍最後說,在中國實地調查過程中,有村民向他跪下,尋求幫助。「我們能做甚麼呢?我們沒有那麼多資源或權力。我們只能保證他們的聲音能被聽到,這個聲音埋沒在複雜的、層層疊疊的全球化的供應鏈中。」

「現在有了新的IT技術,我們能讓遠隔太平洋外的人們也看到中國的污染問題。信息的公開透明讓這一切成為可能。」◇#

責任編輯:溫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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