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故事 3 逃離與留下（1）
那不勒斯是義大利南部的第一大城市。（Pixabay CC0 1.0）
我最後一次見到莉拉是在五年前，二○○五年的冬天。那天一大早，我們沿著通衢大道散步，就像在這之前好幾年來一樣，兩人都覺得不太自在。大部分時間都是我在講話，我記得。她只哼哼啊啊的，一面和不理會她的人打招呼，偶爾幾次打斷我，也都只是發出驚呼聲，而且和我講的話沒有什麼明顯的關聯。這些年來發生太多壞事，有些甚至很可怕，為了重拾往日的親密關係，我們必須講出心中隱藏的祕密心事，但我沒有力氣去找話來說，而她雖然可能有力氣，卻沒有欲望想講，因為不覺得講了有什麼用。
然而我還是很愛她，只要回到那不勒斯，我總會想辦法去看她，儘管我不得不承認，我有點怕她。她變了很多。當時我們都有了年歲，但在我慢慢變胖的同時，她卻永遠還是那麼瘦。她的短髮是她自己動手剪的，滿頭白，不是因為她刻意如此，而是疏於照顧。她臉上皺紋很多，而且越來越像她父親；笑聲神經兮兮的，簡直像尖叫，講話的聲音也太大。此外，她講起話來也總是比手畫腳，每個手勢都斷然用力，看起活像是要把房子、街道、行人和我切成兩半似的。
我們走到小學的時候，有個我不認識的年輕人追上我們，上氣不接下氣地對她嚷著說，教堂旁邊的花圃發現了一具女屍。我們匆匆趕到花園，莉拉抓著我擠過群集的好奇旁觀者，粗魯地開出路來。側躺在地的這個女人很胖，身上穿著過時的深綠色風衣。莉拉馬上就認出她來，但我沒有：這是我們的童年好友姬俐歐拉．斯帕努羅，也就是米凱爾．梭拉朗的前妻。
我已經好幾十年沒見過她了。那張漂亮的臉孔已經毀了，腳踝變得很巨大。原本是褐色的頭髮如今是刺眼的紅色，雖然還像以前那樣留得很長，但已經變得稀疏，散落在鬆軟的泥土上。她一腳穿著陳舊的低跟鞋，另一腳是灰色的羊毛褲襪，腳趾部分破了一個大洞，鞋掉在幾公尺之外，彷彿因為疼痛或恐懼而踢掉了。我立時哭了出來，莉拉則用很火大的眼神看我。
我們坐在附近的長椅上，默默等著歐俐姬拉的屍體被運走。她到底出了什麼事，她是怎麼死的，當時大家都還不知道。我們到莉拉家，也就是她爸媽原本住的那幢舊公寓。現在她和兒子黎諾住在這裡。我們談起我們的這個朋友；莉拉對她沒什麼好話，批評她的生活，她的自以為是，她的背叛。我聽不下去。我想起那張側臥在泥土上的臉，那頭稀疏的長髮，那白白的頭皮。和我們一起長大的女孩有多少人已經不在人世，因為疾病，因為她們的神經系統無法承受痛苦折磨，因為她們鮮血流盡，了無生息。有那麼一會兒，我們就這樣無精打采地坐在廚房裡，誰也提不起精神清理餐桌。後來我們就又一起出門了。
冬日晴朗的太陽讓大地萬物顯得一片祥靜。儘管我們都變了，但舊街坊還是和以前一模一樣。低矮的灰色房舍猶在，我們玩遊戲的院子，隧道口，以及暴力，也都還在。但是周圍的環境改變了。一座座綠色的水塘已經不見了，舊罐頭工廠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閃閃發亮的玻璃摩天大樓，彰顯著以前沒有人相信的燦爛未來。這些年來，我目睹這些改變的發生，有時候非常好奇，但更多時候渾然不在意。小時候，我曾想像街坊之外的那不勒斯充滿各種不可思議的驚奇。例如中央車站旁邊的那幢摩天大樓，許多年前就曾經讓我驚嘆不已。起造的時侯，那一層一層疊高的建築骨架看在我們眼裡非常之高，就在那座野心勃勃的中央車站旁。走過加里波第廣場時，我是多麼驚訝啊：看，這有多高啊。就在我們走向海邊，走到富裕區域周邊時，我對莉拉，對卡門、帕斯蓋、艾達、安東尼奧，對當時所有的同伴說。我心想，大樓頂端住的一定是天使，他們會讓整座城市洋溢喜樂。爬到上面，那騰雲駕霧感—我肯定會滿心歡喜。這是我們的摩天大樓，儘管不在我們的街坊裡，但這是我們一天天看著成長的東西。但那工程停止了。我從比薩回來之後，車站摩天樓不再是個城市復興的象徵，更像是另一個孕育低效能的溫床。
在那段期間，我堅信我們的街坊和那不勒斯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抑鬱不安從這個區域流向另一個區域，毫無阻礙。無論何時回到這裡，我總會發現這城市的懦弱，沒有骨氣，無法承受任何的改變，不管是季節、熱氣、酷寒，或者—尤其是—暴風雨。看看加里波第廣場是怎麼淹大水的，看看博物館對面的美術館是怎麼崩塌的；這裡曾經有過土石流，有過大停電。我記憶深處還牢牢記著那黑漆漆的街道，充滿危險，交通紊亂，路面破碎，處處積水。阻塞的水管破裂，水流得到處都是。山坡上擠滿太多脆弱的新建築，底下被掏空，流下一道道的水、泥流、垃圾和穢物，沖進海裡。人們因輕忽大意，因腐敗貪污，因濫權暴行而喪命，然而在每一次的選舉裡，卻都還是熱心支持那些讓他們日子更加難以忍受的政客。只要一下火車，我就在這座我生長的城市裡步步為營，很小心地只說方言，彷彿要讓大家都知道：我是你們的人，不要傷害我。@（未完，待續）
──節錄自《那不勒斯故事3逃離與留下》／大塊文化
責任編輯：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