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11月05日訊】上篇介紹的是被中共打造的「革命母親」、女作家楊沫，本篇說的是另一個典型「革命母親」范元甄，她是曾做過高崗、陳雲、毛澤東祕書的李銳的前妻，她的女兒李南央2002年寫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
在李南央看來，選取稍有貶義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作為文章題目，是因為她的母親無從歌頌起，但她又是「一個奇特的母親，奇特的一定要寫出來」。而她寫這篇文章的另一層意思，就是希望自己的母親能夠看到，因為「許多當面她不能容我講下去，也因此而永遠沒有機會聽到的話，我都寫在這兒了。人在這個世界的最後時光裡，能聽到自己女兒對自己的評價，也應算是一種難能可貴之事吧」。
與李銳結婚和復婚
1921年出生在漢口一個殷實人家的范元甄，十幾歲即參加了中共，「年輕時很是得意」。抗戰初期，擔任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所屬演劇九隊負責人，後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她不僅得到了中共早期領導人王明的稱讚，還得到了周恩來夫婦的喜愛。
1939年范元甄與李銳結婚，之後兩人一起前往延安，在延安，范進了馬列學院，而這是她一輩子覺得比人高出一頭的資本。在馬列學院，連毛都知道她的名字，路上遇到，都會說一聲：「小范你先走」。她還與江青等並稱為「延安四大美人」。據李南央記述，母親到延安後，「周恩來親自寫信給她，情意切切，還附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母親一直珍藏著。」
范元甄的能力也十分出眾。李銳曾對女兒說過：范元甄能力在自己之上。據說，在當年延安關於憲政的演講比賽中，范元甄扮演的國民黨代表，結果把共產黨代表給辯論倒了。這個事情在延安談論了很久。
1941年，延安精簡機關學校時，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時任主任，實際工作由陳伯達負責，范元甄在該研究室的國際組工作。
1943年4月，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李銳被誣陷為特務，被關進延安的監獄——保安處。范元甄寫道：「想到一切都是在做夢。他的一切都為了麻痹我，為了他的政治目地。我就很平靜，想到將來，想到我正需要一個新的開始，擺脫了他正是一個解放，想到這些我是很冷靜的。在所謂感情上，我真是對他毫無留戀了。……」
而在李銳被關進監獄後，范元甄與後來的中共「左王」、也是當時去「搶救」她的鄧力群「睡到了一起」，還被鄧的妻子撞見。李南央的文章中提及了此事。
1944年6月，李銳被放出來後，范元甄將自己與鄧力群的事情說了出來，並說自己「從心裡敬佩鄧，崇拜他的學識和能力」，他們是「真誠的愛情」。李銳聽後，馬上離開了住所，兩人很快離了婚。之後李銳大病了一場，差點叫傷寒要了命。
因為此事鬧的越來越大，中共還開了五次批判會，范元甄被中共下放到橋兒溝鄉去當鄉文書。鄧力群居然追到那裡，冒充丈夫，又與其同居了一個星期。
此事發生後，范元甄的名聲很壞，大概是為了消除影響，在朋友的反覆勸說下，范元甄主動與李銳復婚，並親手用極工整的蠅頭小楷抄寫了楊尚昆代表組織對批判大會的總結。結論認為雙方都有責任，主要責任在鄧力群。中共高官的私生活混亂由此可見一斑。
1949年後的心理扭曲
抗戰勝利後，范元甄隨李銳北上熱河。李南央的哥哥就出生在承德撤退時的路上。到熱河後，二人一直吵鬧。後來到了北平，范元甄在《解放報》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後南下，任接收長沙自來水公司的軍代表，後調京任石景山發電廠的副廠長。再以後就一直在航空工業部工作，當上了總工程師。
據李南央講述，在中共建政初期，范元甄受到了重用。不過在1959年李銳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追隨者後，她受到了牽連，被發配到熱處理車間當爐前工，接受改造，身體在重壓之下得了甲狀腺機能亢進，做了手術後，變成了機能低下，只好靠吃人造胛狀腺素維持身體的新陳代謝。身體自此垮掉。
多次的政治連坐以及身體上的垮掉，使范元甄嚴重心理扭曲。在此後很多運動風潮之中，她瘋狂的揭發李銳、揭發親人，甚至連女兒都不放過。那些讓李銳致命的「攻擊」毛的話都是其揭發的，而李銳卻連一句范元甄的壞話都沒有說，盡寫了關於她的好話。
1960年李銳被發配到北大荒，他請妻子給他寄點東西，范竟然去信挖苦，還把他們夫妻間講的枕邊話寫成揭發材料，把李的兩封信交給組織。傷心欲絕的李銳提出離婚。1961年，兩人第二次離婚。
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范元甄短暫恢復過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術局總技術處任處長。但很快文革開始了，她被發配到幹校勞動，回京不久後便被做離休處理。1968年三月范元甄的家被抄，范被抓走，關在機關被群眾專政。
在李南央的記憶中，范元甄沒有高興的時候，也不允許家裡有歡樂的氣氛。一次李南央忘記了家裡的規矩，一邊幹活，一邊哼起了歌兒，立即遭到了母親的呵斥：「你有什麼可高興的？我們這個家是沒有歡樂的！」
吵架是家常便飯
李南央回憶道，從她記事起，就不喜歡家裡的氣氛，因為爸爸媽媽老吵架。她七歲住校，兩個禮拜回家一次。什麼時候回家，只要趕上兩個人都在家，就什麼時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說是吵架，其實從來都是范元甄一個人吵，沒聽李銳吱過一聲。他總是坐在沙發上，背靠在那兒，雙手交叉在胸前，雙目緊閉。
有一次吵架後，李銳第二天只好臉上貼著橡皮膏去上班。范元甄和李銳不和睦的關係當時很多人都知道。
至於吵架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李南央的奶奶。原來李銳年輕時，因追隨中共不辭而別，母親急得發瘋，後來只好把女兒的兒子改名姓李，以繼承李家香火。1949年李銳突然現身，老人打了兒子一個耳光，李銳當著警衛員的面跪在了母親面前，請求母親原諒。范元甄聽說後，十分生氣，認為李銳身為共產黨的幹部，「給地主母親下跪，是嚴重地喪失了階級立場」。中共將人變異到罔顧人倫的地步，由此可見。
從此，范元甄不讓婆婆進自己的家門，李銳非常苦惱，只能將來看自己的母親安排在招待所。
而吵架的另一個原因是李銳的用人標準。李銳用了一些國民政府時期的老技術人員，對他們很尊重，他的祕書和司機也是類似的人。也幸虧是用了這樣的人，他們在李銳倒台後沒有揭發過一個字，否則老婆、祕書、司機三管齊下，他大概早就沒命了。
在李南央看來，父親是中共黨內「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幹部」，而母親正好相反，大義滅親，「親不親階級分」。
打罵譏諷女兒
李南央小時候，雖然父母總吵架，但母親並沒有打過她。不過，在其9歲時，父親去了北大荒勞改農場後，她成了范元甄發洩的對象。按照李南央的話說：挨罵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飯。那真不是人過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罵，不許睡覺。每次開罵總是車骨碌話：「你從小心眼就狠毒，三歲就說打死媽媽。你和李銳一個樣。」
家裡的阿姨說，李南央見了母親就像耗子見了貓。放了學，只要聽到母親在家，就輕手輕腳溜進和阿姨合住的房間，再不出來。在她心裡，對母親並沒有愛。
對於孩子的思想教育，范元甄十分重視，而且特愛講大道理，但李南央卻不願聽從，反而偷偷看母親不讓自己看的書，如《安娜卡列尼娜》、《靜靜的頓河》、《天才》、《傲慢與偏見》等。
李南央曾在日記中寫道：「我沒有母愛，也不需要有母愛。」有一次，范元甄發脾氣，譏諷女兒：「你小小年紀，還母愛，母愛的，滿腦子令人作嘔的資產階級思想。」李南央這才知道，自己藏起來的日記還是被母親找到了，她從此再也不敢在日記裡寫對母親的看法了。也是從那以後，她對母親是真真兒的沒了感情，也沒有了一絲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東西，太不要臉！」
文革爆發後，因為父親的原因，李南央在學校裡挨斗。當范元甄聽說原因後，幸災樂禍的說：「啊哈！你不是一向標榜自己不要母愛，自己最堅強嗎？哭什麼！跟我說什麼？你在學校挨不挨斗，跟我沒有關係，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學校一定有問題。以後，你不要再跟我講這些事情。你自以為了不起，自以為堅強，就不要以為還有媽媽。我在機關挨斗，又向誰去哭？」
16歲的李南央聽到母親這樣說，只覺得自己向一個大冰窟窿裡沉下去，從裡到外地凍僵了。從此以後，她的心門是永遠的死死地向母親鎖住了，不再向母親訴說自己的痛苦、麻煩，無論是當衝壓工出了事故受傷，還是去陝西的三線工廠。
親情淡薄
不過，李南央並不是這個家裡唯一遭到母親虐待的，范元甄的四個弟弟妹妹對她不說「人人有本血淚帳」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其中李南央的大舅（范的大弟）是受害最深的。他一生在武漢長江航運局作會計師，五十歲的壯年就得肺氣腫去世了。
中共建政前，李南央的大舅和一個一起唱戲的戲友姑娘結婚了。姑娘的父親去了台灣。范元甄南下到武漢後，就帶著自己兩個年輕的、一心嚮往革命的姨鬥爭大舅，讓他交代是如何幫助老丈人逃往台灣的，家裡替他藏了那些財產。大舅當然不承認。為了表示革命幹部不能包庇親人，范元甄一狀告到舅舅的單位，單位來人抄了家，還給舅舅連降兩級。文革期間更是被全家下放農村。在李南央眼中，大舅一家人都很好，而他對自己的姐姐只是說「她太左了些」。
還有李南央的小舅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學讀政治經濟學專業，學校領導本準備送他去蘇聯留學。因為范元甄是其監護人，又是「老革命」，學校就徵求她的意見。結果范一句好話也沒說，反說自己的弟弟思想比較落後，小資產階級意識較濃，不適於出國學習，斷送了其出國深造的機會。
而他們家遭罪最大的還要數老阿姨。范元甄對其十分刻薄，讓她睡在廚房用三張小方凳上搭的板子上睡；上菜稍涼了些，就要罵人等。
和母親徹底鬧翻
李南央和母親徹底鬧翻是在1976年1月8日周恩來死去的那一天。那天，她和剛交的男朋友、也是後來的丈夫悌忠一起從陝西回京探親，約好一起去動物園玩兒。當聽說周的死訊後，就去了天安門廣場，晚上才回家。回到家就遭到了范元甄的一頓罵，說她和男朋友出去玩，不要臉，說悌忠的爺爺是偽保長，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東西。讓她一定斷掉這個關係，否則就和其斷絕母女關係。還說其在外面亂搞，和人家弄出孩子來，她也不管。
覺得受了委屈的李南央就回了一句：「你胡說八道！」這就更不得了了，范元甄一下子歇斯底里大發，連聲讓她滾。她的妹妹躲在被子裡「嗚嗚」的哭出聲。李南央則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與阿姨的住處。當晚思前想後，她決定離開家。此後再也沒有在家裡住過了。
讓李南央沒想到的還有一件事，那就是因為自己在家中常常露出消極，悲觀的情緒，范元甄給自己車間的書記寫了一封信告發思想反動。幸好，車間書記是個好人，叫李南央去談了一次話，只輕描淡寫的說：「你媽也是為你好，怕你到處亂說亂道出事。你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
在李南央看來，如果說母親當年與父親觀點相同，為了孩子和自保，向黨揭發，那麼到了此時，可以說已經完全拋卻了兒女親情的母親，已經不是自然意義上的人了。「親不親階級分」，已溶於她的血液。她已不是迫不得已。她就像魔鬼附身，誰反對毛，就堅決打倒誰。她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凡是派」。
最後一次見面 暴打女兒
1989年學生運動後，李南央離開了大陸出國。1994年，她帶著女兒忙忙回國探親，這是她最後一次與母親見面，而之前她們已經不止有四年沒見了。
回到家中看母親，一進家門，那久違了的黑沉，抑鬱，死寂的感覺就一股股地壓了過來。沒說兩句，范元甄就從說李南央的大姨開始，罵上了李銳，說李銳現在又有老婆了，又當官了，有錢了，他必須要管這個兒子等。之後又罵上了李南央的朋友。李南央低頭聽著，心裡卻在感嘆著：「人怎麼會活得只有恨，而且這麼刻骨地恨？」
罵完了，范元甄拿出一塊毛的頭像懷表，問忙忙是否知道是誰。忙忙自進門以來，眼淚就像斷線的珠子，沒有停過。這個孩子是在愛的溫暖裡長大的，她常說的一句話：「因為我有一個壞外婆，所以得了個好媽媽。」
忙忙告訴外婆，那個人是「毛澤東」。范元甄又問毛是誰，忙忙故意說不知道。范於是慷慨激昂的說起了毛。李南央不禁想到文革後期，母親曾將自己與江青作比，而周圍人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范元甄/小范虧了沒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還江青。」
看著母親那張臉，李南央意識到「這個人是完完全全的與世隔絕了。生活在共產黨和毛澤東建起的精神牢籠裡」。此時的李南央已更多的認識了母親，知道她當年揭發李銳，不是因為他們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膽小，為保自己出賣了丈夫。這在其看來，是不可以原諒的，因為「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發，卻是用保護孩子無法說通的」。
李南央寫道：那個當年認為「毛澤東不就是個師範生？」（爸爸告訴我，我媽當年剛進城時，跟我爸一起議論毛的話）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個一心一意地跟著毛走的思想，跟著黨走的沒有靈魂的軀殼。
見面終於以不愉快結束。當范元甄問忙忙為什麼哭時，忙忙回答不上來，李南央趕緊替女兒解圍。在言語中又觸怒了母親，范元甄長期積聚的怒火一下子迸發了。她一個箭步衝過來，抓起李南央的衣領，呵斥著讓她滾。深知母親脾氣的李南央馬上讓忙忙快走，但范元甄兩隻拳頭向她的頭上冰雹般地砸下來，她根本無法抓住她的手。緊接著，范元甄又將女兒撕扯到另一間屋子，把其壓在床上堆放的大衣堆上。李南央感覺她的兩隻眼睛很讓人恐怖，「那裡射出一種餓狼撲到獵物身上時要把對方即刻撕成碎片的瘋狂，手則像狼爪，向我的臉遮擋不住的部位撲抓過來」。
十幾年前發生的事又重現了。那是文革中，李南央被母親騎在身上，揪住頭髮往堅硬的水泥地板上死撞。
實在受夠了的李南央，呼喊女兒幫忙。忙忙放聲大哭，情急之中抓起了一件大衣向外婆的背上抽打過去，邊打，邊哭，邊叫：「畜生！畜生！你是畜生！」范元甄又回過身來打忙忙。
混亂中，李南央和女兒掙脫後逃了出去。范元甄追了出來，破口大罵：「李南央，你這條美國狗，你的女兒罵我是畜生啊！你的女兒罵我是畜生啊！」讓隔輩人罵成畜生，看來是真把她刺壞了。此時的李南央和女兒都哭成了淚人。
此後，李南央再也沒有去看過母親，直到其離世。後來她問過哥哥，在母親打過自己後是否有後悔的意思。哥哥說，第二天只聽其抱怨手疼。
悲劇的始作俑者
李銳1979年被「平反」後，范元甄曾希望再次復婚。李銳曾徵詢過女兒的意見，李南央表示：「你要是想多活幾年，想有個幸福的晚年，就堅決不能復婚。媽媽是永不會改變的，那種惡夢似的生活不能再過了。」
後來李銳與其他人結婚。范元甄又因為孩子的生活費和李銳大鬧起來，最終使李銳離開了組織部。
李南央認為，母親的悲劇，也是吃了共產黨的不少虧。黨干涉了她的婚姻自由，黨干涉了她的思想自由，是她一生悲劇不容否定的作俑者之一。
曾擔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王若水在《左傾心理病》一文中如此評說道：「范元甄的性格有個人因素，又是制度的產物。某種制度塑出某種性格的人，這種社會性格的人又成為該制度的維護者」。
在2002年寫就的這篇文章中，李南央希望母親「能夠回首平生，公允的認識自己給他人帶來的傷害，認識到是自己害了自己。希望她不後悔自己曾在這個世界生活過，不論好壞」。
范元甄是否如李南央所願反思，沒有人知道，而一切恩怨、紛擾也在2008年1月隨著范元甄的離去隨風而逝，但中共打造的這樣一個革命母親的形象，讓人再次明晰中共確實是一個把人變成鬼的魔教。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