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戈麥高地記憶的眼睛(2)

作者:柴春芽

《戈麥高地記憶的眼睛》(遠足文化出版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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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6日 晴

從那無路的山坡上牽馬下來,沖翁三郎騎馬向另一個山頭馳去。那裡坐落著他的家。

小翻譯根秋澤仁告訴我,大概是十五年前,昌都一位名叫阿貢智格的轉世喇嘛資助了六十八名兒童在德格學習藏醫,十三歲的沖翁三郎就是其中之一。後來,阿貢智格仁波切去了印度。如今,七十多歲的阿貢智格仁波切又資助了六十多名兒童在德格中學就讀。

沖翁三郎藏醫學成之後,在一個地理位置極其偏遠的鄉鎮衛生院上班。但是很快,他就放棄了這份工作,因為工資太少。他有一個做生意的哥哥,不再願意回到戈麥高地。他有一個姐姐,拋棄了未婚先孕生下的女兒清明湛瑪,跟隨一個商人去了城市。他還有一個妹妹,名叫甘秋絨姆,幫助父母放牧二十多頭犛牛。

我和四郎瑙乳騎馬,順著一條青稞地邊的小路,上了山崗。戈麥小學就在那山崗上。

早有牧民守候在校門外的平地上。他們臉龐黝黑,帶著笑容,這使得他們的牙齒顯得很白。

低頭進門,三十三個孩子夾道歡迎。三十三條哈達獻上,堆滿我的脖頸。三十三張又黑又髒又羞澀的臉龐一一閃現。

我心中突然有種莫名的感動。

他們將是我的學生。

隱約之間,我彷彿看見了童年的自己。

*2013年8月15日 補記

我所拍攝的很多照片裡都有馬的身影,因為戈麥高地上的人們在最為日常的生活中,都不能允許馬的缺失。馬幾乎負擔著一切。

這裡的馬屬於蒙古矮種馬,四肢短粗,脖頸強壯有力。高峻的山地給它們造就了非凡的耐力而不是速度。在戈麥高地,速度意味著死亡。

從石頭上開鑿的山路極其陡峭。如果從馬背上摔落,迎接你的就是懸崖或者深淵。時常有盤旋的禿鷲、忽上忽下的紅嘴烏鴉群和迅疾掠過的鷹隼,隱現在你腳下的霧靄裡。有時候你會經不住想要跳下懸崖,騎在飛禽的翅膀上,就像你在乘坐飛機靠近舷窗時,看到那棉花團一樣的白雲總是抑制不住想要跳進雲朵裡的渴望一樣。

我曾體驗過這種瀕臨死亡的感覺。那是冬天,牧民全都搬離夏季牧場,回到村莊。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曾佩、美青年格佩、小翻譯根秋澤仁和剛剛退伍的高大英俊的炮兵中士朵登,還有我,我們一起騎馬去牧場給一戶牧民蓋房子。

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說過,從村莊到牧場,徒步需要三個多小時,騎馬的話,其實也快不了多少,因為山路崎嶇、坎坷、狹窄、陡峭,而且還布滿小石子,好多路段(我指的是在緊靠岩崖的地方鑿出的其陡無比的小路)不得不從馬背上下來,牽馬攀爬。一般情況下,騎馬是為了解除徒步的辛勞,而不是為了節省時間,以便儘快到達。

時間概念在戈麥高地上是缺失的。有時候你會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時間消失了的宇宙的邊緣地帶。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路上,他們決定賽馬,以顯示自己的勇氣和騎術。這是青春期的孩子們用另外一種方式好勇鬥狠,就像生活在縣城裡的藏族青年用刀子和拳頭來好勇鬥狠一樣,都是為了消解內心的困乏和智識的貧瘠。

為了省去備鞍和卸鞍的麻煩,他們在出發前只在馬背上鋪了一條羊毛氈。當然,為了我的安全,我用了騎乘的馬鞍。但這給我造成一種隱約的羞辱。我曾試著不用馬鞍騎馬,卻沒有成功。

這一挫敗,讓我深深地體會到人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變得越來越懦弱的,因為在我還是個十二歲的少年時,我就跟這些藏族青年一樣,騎跨在我家那匹棗紅馬光溜溜的脊背上,兩手抓緊馬鬃,在村莊和泉水之間那條堅硬的沙礫路上狂奔。我必須克服這種被年齡和經驗培育而成的懦弱,以便學會平靜地面對死亡。

我們之所以懦弱,是因為懼怕死亡。於是,我欣然加入賽馬的行列。起先,在一塊弋割過青稞的稍微平坦的空地上,我們拽動馬勒,將馬並成一排,然後齊聲吆喝,一, 二,三……馬衝了出去,開始搶奪空地盡頭那唯一一條通向牧場的小路。

我騎著一匹黑色小馬。它躁動,但體弱,很快就落在別的馬後。然後,我們在那下臨懸崖的小路上奔跑,尤其是在下坡時,由於馬的前腿較短,所以馬跑起來也很艱難,而人在馬背上面對馬頭前那傾斜的小路,會有一陣陣地暈眩,而且心會時時收緊。

最後,我們騎馬衝出小路,在一個遍布石頭的山坡上奔跑。突然,我的小黑馬四蹄陷入亂石。它的身體劇烈搖擺,幾近跌倒,快要將我摔離馬鞍。有那麼一瞬間,帶著擁抱死神的欣慰,我預感到自己要麼會被石頭撞死,要麼就會摔斷骨骼。

*2005年9月8日 晴

小翻譯根秋澤仁第一次出現在我面前,是在德格的朋友喜饒多吉家裡。他的穿著打扮就像一個小城市的叛逆少年,寬大的工裝褲,紅色運動T恤,當然,都是產自南方村鎮小作坊的仿冒品。

小翻譯根秋澤仁小學畢業後,曾在德格寄宿學校讀書,後被美國一個基督教的教會學校選入,到昆明讀書。在教會學校,他學會了漢語,也能說幾句簡單的英語。在戈麥,他是惟一能夠進行藏、漢翻譯的人。

別看他才十六歲,貪玩和不服管教的惡習,令他連連觸犯教會學校的校規。兩年之後,他被勒令退學。小翻譯根秋澤仁重回戈麥高地。德格和昆明的城市生活開闊了他的眼界,這使他看上去完全不像一個牧民的孩子,而是更像一個小縣城的紈絝子弟。

沒有小翻譯根秋澤仁,我的生活難以想像,在整個戈麥高地,沒有幾個人會說漢語,甚至包括民辦老師三郎多吉。

三郎多吉十二歲的時候開始上小學。當時,只有一位民辦老師。過了幾年,那位民辦老師死了,三郎多吉接替了這位啟蒙老師的位置。

從1983年到1990年,他每月的工資是57元,1990年到1996年,每月工資調到80元,1996年到現在,他的月工資是150元。

他有三個孩子,大兒子朵登去當兵了,很快將退伍回家,女兒在戈麥高地放牧,小兒子在德格寄宿學校讀書。他的妻子紮西丹措有病,總是噁心和嘔吐,無法放牧。

最近,他在送小兒子去德格上學的時候,順便帶著妻子去醫院看病。為了付醫藥費,他賣掉了兩頭犛牛,而他家總共才有九頭犛牛。◇(節錄完)

——節錄自《戈麥高地記憶的眼睛》/遠足文化出版社

責任編輯:李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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