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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患同理心多重要?患者拿到處方 應問3個問題

17國13,000名醫生的研究顯示,他們對治療方案的利弊心裡沒數。

最新研究凸顯,醫學不僅是科學,更是藝術。面對新的治療方案,病人們如能向醫生提幾個問題,就醫效果會更好。(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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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02月15日訊】(大紀元記者陳潔雲編譯報導)新研究顯示,醫生們在開處方時,對整體療效、特別是副作用的估計常常偏差很大,原因就在於「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專業精細化。不僅是醫生們需要反思醫道,日前也有醫生建議,病人們如能變被動為主動,經常向醫生提幾個問題,會得到更加有效的治療。

場景1:

「我不想給他做化療,他都不太清醒了。」護士對腫瘤科醫生說。
「沒辦法,他的主治醫生想做。」
「可病人需要知道他病得多重、化療的副作用。」
「唉。」同事輕嘆一聲。

場景2:

另一位老婦人按醫囑吃了一年的抗凝血藥華法林,然而沒有一個醫生曾了解到她這一年裡摔倒了50次,最後一次摔倒奪去了她的生命——她犯了腦溢血。醫生們只考慮了防止中風和心臟病發作,卻沒想病人整體上怎樣……

上面兩個例子,是澳洲醫生斯麗瓦斯塔瓦(Ranjana Srivastava)日前在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刊文描寫的,意在反映醫學界的常見尷尬:A醫生的處方到B醫生那裡就變得很不合適。

在醫學專業分工高度細化的年代,每個醫生管轄「自己的器官」看似有效,實際卻會傷害病人整體,因為人畢竟不是五臟六腑的集合。據澳洲獨立研究智庫「格拉頓研究中心」(The Grattan Institute)估計,因此浪費的醫療費可能達10億美元。

醫生開具不必要的昂貴藥物,已成為空前普遍的現象。

醫生開具不必要的昂貴藥物,已成為空前普遍的現象,其理由往往是患者的期望(或讓患者保持信心)、收益激勵以及害怕醫療訴訟等。近日《美國醫學會期刊:內科學》(JAMA Internal Medicine)發表的一項新研究則提出另一因素:當醫生拿出方案時,對其利害往往缺乏估計,以低估副作用最為常見。

這項研究對17個國家的48項研究進行了系統評價,共涉及13,000多名臨床醫生,沒有一組醫生表現良好。

例如,很多急性中耳炎患兒可能並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有更年期症狀的女性可能受激素替代療法所害,產科醫生和神經科醫師會低估抗癲癇藥物導致出生缺陷的風險。家庭醫生們往往高估前列腺癌篩查的益處,卻低估華法林對治療房顫的益處。移植外科醫生對供體衰竭的可能性會估計不足,且各科醫生對放射成像檢查的健康風險都不清楚。

此外,一些可做可不做的甲狀腺、肺部、前列腺和子宮手術,發生併發症的風險被大大低估。精神科醫生對精神藥物的長期危害認識不足。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化療的侵害性。在影響生命質量、延壽效果頗可質疑之外,密集的化療往往增加病人的死亡概率……然而研究顯示,臨床醫生們大都信心滿滿地推薦自己的方案。

「如果醫生對病人的視角缺乏感知、考慮、同情和理解,就很可能以偏概全。」

显示医生处方(fotolia)
目前,醫學界建議醫生整體施治,和其他醫生及病患本人共同決策。(fotolia)

作者指出,眾所周知,醫學不僅是科學,而是一門藝術,醫道的作用不亞於醫術。如果醫生對病人的視角缺乏感知、考慮、同情和理解,就很可能以偏概全。目前,醫學界也建議醫生整體施治,和其他醫生及病患本人共同決策。

目前,日程繁忙的醫生們少有時間深入探究浩如煙海的醫學研究報告,往往聽信同行專家的意見和藥物廣告的宣傳。就癌症治療而言,如何既讓患者保有希望,又保持誠實,始終是醫生面臨的挑戰。然而,醫院的獎勵機制重量不重質,往往使醫生缺乏改進醫術的動力。

作者指出,在無休止的檢查和醫生給出的各種專業解釋面前,不安的患者們往往不敢提出質疑,殊不知病患是需要問問題的。在互聯網四通八達的今天,醫生們要進一步徵詢同行專家的建議並不難。對於棘手的病案,患者應該能接受醫生給出「我也不知道」的回答,容其稍後再給出答案。

资深医生在办公室工作在计算机上(fotolia)
在互聯網四通八達的今天,醫生們要進一步徵詢同行專家的建議並不難。(fotolia)

由此,在醫生給出新的治療方案時,病患不妨問以下三個問題:

◎ 我還有什麼其它選擇?
◎ 這一方案對我有什麼具體的好處和危害?
◎ 如果我不用這個方案,結果會怎樣?

如果醫生們能更多地從患者那裡聽到這些問題,並且如實回答,臨床醫學的效果無疑將上一個台階。

責任編輯: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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