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3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葉蓁報導）謝家榮，中國第一代地質學家，也是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一生與礦業打交道，大部分時間在野外度過，為中國地質科學的發展做出傑出貢獻。更欣慰的是，其長子謝學錦繼承父志，與父親同在地質部從事科學研究。
這對科學家父子，專注科研而遠離政治，卻不幸被政治「過問」，捲入「反右運動」而被顛覆一生命運。在文革浩劫中，父子倆更是飽受欺凌與侮辱，兒子更要面對父母相繼飲恨自盡的人間慘劇。這兩位科技精英，一個在悲憤中結束了生命，一個則荒廢了人生的大好年華。這一切，是誰之過？
以地質科學為終身事業
「一個國家要富強，離不開工業的發達，而搞工業，離不開礦業的開發，因此我選擇了地質科學作為我終身的事業。」1913年，謝家榮在報考地質學專業的考試中，這樣說。
1898年，謝家榮出生在上海的一個貧寒家庭，是兄弟姊妹中唯一的讀書人。初中畢業後無錢讀高中，他便遠赴北京，報考不收學費、不限學歷的地質研究所地質班。這不是普通的學校，而是中國自主培養地質學人才、打破外國人「包辦」局面的一次科技突圍。了解了學地質的意義，謝家榮也從功利的考學初衷轉向將地質作為自己的終生事業。
在地質班中，謝家榮是30名高中生中唯一的初中生，功課上頗為吃力，成績也在班裡排倒數第一。但是憑藉天賦與努力，他一躍成為佼佼者，17歲時便發表地質考察報告。1916年，地質班有22人畢業，18人取得畢業證書，年紀最小的謝家榮更是18人中的成績最優者。
同年，他被選派赴美留學，1920年取得威斯康星大學碩士學位。四年中，他撰寫過8篇地質報告和學術論文，其中6篇發表於《科學》雜誌，展示出驚人的科研水平。畢業後，他迅速回國，在北京地質調查所工作，從此踏上鑽研地質科學之路。
1921年，作為石油地質學的先驅，謝家榮在甘肅玉門進行第一次野外考察，發表《甘肅玉門石油報告》，第一次提出玉門的石油工業價值。這次考察，翻開中國石油勘察活動的第一頁。
謝家榮還創造了多個「中國第一」。1924年，他編著的《地質學》出版，是中國人獨立編寫的第一部地質學教材。1937年，他在第17屆國際地質大會發表《中國之石油富源》論文，是中國在國際會議發表的第一篇石油方面的論文。他最早提出「陸相生油」理論，為中國幾大油田的發現提供理論基礎。
他還足涉大江南北，擔負起發掘礦產的任務，幾處重要鐵礦、銅礦、煤田的開發皆得益於他的研究。另外，他關於地震、隕石、煤岩學、古生物學等領域的研究和著作，均屬開創性的科研工程。
謝家榮更把一身所學毫無保留地回報國家，執教於北大、清華、中山大學等名校，培育一大批地質專業人才。在全國，幾乎有1/3地區的地質總工程師，由謝家榮親自培養，是真正的桃李滿天下。
科學家、著作家、野外勘察工作者、礦產發現者、教育家，謝家榮身上匯集了無數頭銜和榮耀，他在中國地學界的成就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無心政治卻被捲入政治騙局
國難當頭時，大科學家謝家榮同樣展示出中國人的氣節和勇氣。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北京淪陷，他沒有馬上逃離，繼續沉浸在他的地質研究和大學教育事業。然而在國家存亡之際，每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某天，兩個朋友勸他接受日方聘請，出任日偽統治下的「北大校長」。謝家榮勃然大怒，嚴詞痛斥來者。
次日，謝家榮不得以獨自逃離北京，到南方繼續科研之路。抗戰期間，他主持過湖南錫礦的開採、敘昆鐵路的修築；抗戰勝利後，他立刻負責台灣石油地質的調查工作，後又發現淮南八公山煤田、安徽鳳臺磷礦、福建漳浦三水型鋁土礦等，都是至今仍然發揮經濟效益的重要礦床。1948年，謝家榮憑藉自身成就，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
轉眼到了中共占據大陸之時，與當時知名學者的處境相同，身在南京的謝家榮也面臨一道何去何從的選擇題。南京「解放」前夕，文化名人胡適召開會議，動員中央研究院院士去台灣避難。愛國心切又不知中共真面目的謝家榮拒絕台灣之行，並組織研究單位的職工堅守崗位，保護設備與重要資料。
中共占據南京之初，出於統戰需要，的確給予謝家榮一定「禮遇」。中共黨人萬里、孫冶方、陳毅等人都與他會面，表示「歡迎」他留在大陸。陳毅還在攻打上海前，請謝家榮一同前往上海。謝家榮作為一位有氣節的科技大師，其的「選擇」在知識分子群體中有著重大影響。因而當不知被利用的謝家榮出現在上海時，諸多學者、教授便對中共產生信任和幻想。
不顧政局的變化，謝家榮依然專注於地質領域。1950年，他加入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首次系統地部署中國地質礦產普查及勘探工作。1952年，中共成立地質部，謝家榮任總工程師，在此工作直至去世。1954年，他與同事黃汲清主持編寫的《普查須知》，成為野外地質人員必備的工具書。
50年代，謝家榮還有一項意義重大的成就，只因受政治運動牽連，他的功績被完全抹殺，成為他厄運的起點。
石油功臣變身政治罪人
近代中國一直流傳著貧油的論調，然而謝家榮一直對石油勘探抱有信心。1953年，他在一篇談石油的文章中提到，在中國找石油應注意「海相的第三紀或中生代地層」，即華北、華東、東北的廣大平原。學者黃汲清更著文指出：「謝家榮是注意到在華北和東北平原上找油的第一位地質學家，這一點一般人都不知道。」
1954年，謝家榮發表著名論文《中國的產油區和可能產油區》，對石油前景作出更為樂觀的預測。之後，謝家榮等人著手東北地區的石油勘察工作。終於在1959年，松遼平原上冒出黑色的石油，標誌著中國第一大油田——大慶油田的出現。
然而作為大功臣之一的謝家榮，卻無法品嚐喜悅。此時的他正蜷縮在一間小書房，為深挖「反動思想」而冥思苦想。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他被扣上「右派分子」的罪名，一切學術、勘探活動都被終止，其科研生涯斷送在這場政治迫害中。
他的罪名之一，便是在民國時期發現了淮南煤田，在客觀上「為國民黨輸血」。可是他在中共時期進行石油勘探與規劃，帶來以後的大慶、華北、勝利等大油田的開發，相比較而言，謝家榮豈不是為中共政權輸送更多血液？這一切中共不會說，只是把他的貢獻徹底掩蓋，並把發現油田的功勞轉移到他人身上。
被打成右派的謝家榮，只能天天泡在地質圖書館，並私下撰寫一部《中國礦床學》，延續他的地質學理想。1962年，有人看到他在館中讀書、寫作，碰到熟人就點頭問好，但是話極少，也極少走動。他的眼中有「少見的癡呆」，人們不知，「這癡呆是一位學者進入思考時的出神入化，還是一個被生活拋棄的老人特有的那種麻木？」但能肯定的是，這樣的一代宗師，其遭遇叫人心痛。
謝家榮遇到的又一沉重打擊是長子謝學錦的無故蒙冤。謝學錦與他同在地質部的研究所工作，因無心的幾句話也被打成「右派」。整風期間，他曾對所裡的研究工作提出兩點意見，一是研究工作的計劃性不能太強，二是出國參加學術會議的人選，最好是寫過論文的人。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一位參加過國際會議卻無論文在手的同事從此對他懷恨在心。那位同事在某次發言中說：謝學錦和謝家榮父子唱的是一個調子。這樣，研究所匆匆蒐集「莫須有」的罪證，把他劃為「右派」。
繼而有人揭發，謝學錦曾說「不要層層領導都要黨員來當」，跟「大右派」儲安平觀點一致，他還說「儲安平是黨外人才」。謝學錦因業務觀點不同，曾與蘇聯專家辯論，於是「反蘇」罪名成立。謝學錦曾在辦公樓對總務科長，高聲抱怨廁所的衛生問題，還說「怎麼連個廁所也管不好」，明顯反對「黨的領導」。
雖然謝學錦還能繼續從事研究，卻有人張貼大字報污衊他「人還在心不死，還在那裡想要向黨奪權」。他只能無視這些「髒水」，在科研領域孤獨地前進著。
文革中夫妻相繼服藥自盡
1959年，地質部成立地質科學院，在文革之初爆發「八八暴動」的紅色恐怖事件。那時，全院上百位資深專家與科技研究人員皆遭到無情批鬥。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的謝家榮和兒子謝學錦就在這百位受難的精英之中。
據謝學錦回憶，1966年8月8日上午，大院裡的科學家們黑壓壓跪倒了一大片，「謝家榮首當其衝，跪在最前面」。由於隔得距離遠，他只能看到父親的背影。那時謝家榮已是68歲的老者，行動不便，下跪時動作比較慢，便遭到「造反派」的呵斥。令謝學錦更難過的是，自己同樣作為被侮辱、被監視的人，竟沒機會給父親捎一句寬慰的話。
8月12日，地質部召開批鬥會，再次把謝家榮在內的3位科技精英揪到單位批鬥。批鬥會開得很激烈，謝家榮等人被打罵、被戴高紙帽、掛牌子，再次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經歷了反右、文革衝擊，他的精神迅速崩潰。8月13日晚，謝家榮藉故自己晚上睡不好，總翻身，便跟妻子吳鏡儂說，今晚在門廳休息，以免打擾她。
14日一早，吳鏡儂就在門廳發現氣絕身亡的丈夫，陷入悲痛與恐慌的她立刻昏迷過去。在關鍵時刻，家中的保姆沒有通知謝家榮的單位，而是把其長子謝學錦叫來處理後事。謝學錦又通知了小妹謝恆，這對兄妹各攜家室火速趕到父親家中。
四人在謝家榮遺體旁，看到一個裝安眠藥的空瓶子，還有一張寫給妻子的字條：「儂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在喪父的極度悲痛中，謝學錦夫婦與謝恆夫婦又多了一重恐懼。謝家榮是「反動派」，自殺便是「自絕於黨、人民」，罪加數等，追究起來將禍及子孫。
經過商議，四人決定立即把字條燒掉，謝學錦向單位的「造反派」和公安部門報告：謝家榮死於心臟病。為了表示「劃清界限」，他甚至不敢說是「父親」死於心臟病。造反派的領導卻要求鑑定他的死因，命令醫生解剖遺體。遺體的皮肉被刀子劃開，都沒有用線縫合，就被赤裸裸地推出解剖室，謝家兒女見狀幾乎昏倒。然而他們還是從心底感激主刀醫生，因為他畢竟開出了「謝家榮死於心臟病猝發」的證明。
謝家榮走後，謝恆把母親接到自家居住，很快又被地科院的造反派糾纏。他們聲稱吳鏡儂有東西轉移過來，多次查抄謝恆的家。失去丈夫的吳鏡儂猶如驚弓之鳥，更為連累了女兒、女婿而難過。
一次趁女兒不在家，吳鏡儂悄悄回到自己家，並留下字條：「我回百萬莊（謝家榮家）了，今天晚上你不要來，你們明天早晨有空的話，可以來看看我。」謝恆直到晚上下班回家才看字條，立刻慌慌張張叫上丈夫和謝學錦一同趕往父母家。大約晚上11點，他們踏進父母家門。
他們還是來晚了一步，母親吳鏡儂穿著一套乾淨衣裳，用一條白布單罩在身上，蓋住頭和腳。她身旁，也有一個裝安眠藥的空瓶子、一張字條，還有一筒阿膠補品。條子上寫著，「女兒：我走了，去追趕你的父親，他得有人照顧。留下一筒阿膠，這種藥，你快用得著。另外，有幾個小箱子放在你家裡，你們兄妹五人，一人一個，上面貼好了名字的。你們的父母沒有遺產留給你們，箱子裡裝的是過去的一點小東西，權當念物吧……」
就這樣，謝家榮夫婦以相同的方式，相繼離開人世，留給兒女無限的傷痛。還有那部未完成的《中國礦床學》，也隨著謝家榮的逝去成為永遠的缺憾。
在浩劫中，老舍走了，傅雷走了，謝家榮走了，數不清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走上不歸路，寫下中國歷史上悲壯而慘烈的一頁。他們熱愛生命，卻不苟活，便用一種特殊的方式捍衛文人的尊嚴，無聲地對抗占據大陸的邪惡政權。
參考資料：
1.文樂然，《沉重的崇高》，《當代》，1994年第5期。
2.鐵流，《兩代地質家的悲壯人生》，《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
責任編輯：李沐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