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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哲凱:別讓觀念的偏差 擋住可能的希望

採訪整理/柯弦

前列腺癌是男性相當常見的一種癌症。(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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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我對面時,情況已經很嚴重了。

腎癌四期,擴散到肺、肝。右腎的腫瘤已經侵蝕到大血管,如果完全壓住血管,血液將無法流通,就會死亡。

他原是一名軍人,40多歲,身體健壯得像美式足球運動員。單看外表,沒有人能把他和癌症晚期聯繫在一起。癌症沒磨去他的男人氣性和決斷,他在華府諮詢了兩個大醫院,沒有任何一種治療能說服他,他便拖延不治。結果病情越來越重。

第一次見面,我們談了很久。最後他同意先切除右腎的腫瘤。但這無法解決後患,他的肺和另一顆腎裡,還有很多的腫瘤。

怎樣扼制住他體內飛速生長的癌細胞,讓他平順地活下去?我們都在思考。

一日,我與他通電話。我說,現在有一種針對腎癌研發的免疫系統新藥,處於臨床試驗的階段,搭配現有的標靶藥可能提高控制癌細胞的機率,你願不願意嘗試這個方案?

彼時,臨床試驗在美國已較爲普及,即新研發的藥品在最後階段,請病人試用。因新藥尚未經大量病人使用,故有一定風險,但治療成功率也可能比現有藥物高很多。

他考慮近一個月,期間又去另一個醫療中心諮詢。最後他同意了。

誰想,治療的開始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戰。他疼痛劇烈、發高燒、吃不下東西,幾種副作用紛紛出現,身體劇烈反抗,看起來就快要承受不了。我和他一起緊張,常常打電話給他,問他身體怎麼樣。一天夜裡12點多,接到他的電話,他說自己發燒厲害,很難過,我不停安慰他多喝水,告訴他如果症狀很急,趕快來醫院做檢查。

好在過了一陣子,他的身體慢慢開始好轉起來,副作用也漸漸消失。我終於心下稍寬。一年過去了,他的腫瘤控制得很好,沒有再出現問題。兩週前回診時見到他,他精神很足,身體狀況穩定,令我安心。

我無法確定是否是新藥增加的機率救了他,畢竟任何藥物都有機率性和不確定性。但無論如何,他完好地活了下來,這是最讓我欣慰的事。

「他們會想:試驗性的東西爲什麼要輪到我?」

我做臨床試驗已有八年,像他這樣讓我印象深刻的病人並不少。他們大多與我年歲相仿,受過高等教育,對新療法的接受程度也很高。一些人也通過臨床試驗得到了未曾想到的幫助。

但也有很多病人,在我提起臨床試驗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是排斥和不解,他們會想:試驗性的東西爲什麼要輪到我?特別是一些剛來美國的華人,對這個陌生的名詞無法接受。

這並不奇怪。我記得我小時候剛移民來美國,牙痛都不敢去看醫生,因爲醫療費用太高。並且,華人怕繁瑣,覺得臨床試驗治療太麻煩,隔兩週就要跑一趟醫院。但人的觀念都在變化,隨著來美國久了,看到、聽到的多了,自己的孩子也接受美國的教育,漸漸的,他們發現一些臨床試驗確實能夠爲他們的病情帶來好轉,排斥感也開始淡化。

臨床試驗能爲病人提供最新的藥物、前沿的治療和良好的照顧。在美國法律規定下,新藥通過嚴格的安全檢測才能進入臨床試驗,用於病人身上。在治療過程中,醫生對病人進行細緻的照料,隨時跟蹤他們的病情,並及時處理可能的副作用。相比之下,在普通治療中,醫生忙於太多的病人,很難細心追蹤每一個病人的情況。

在與病人溝通時,我也發現一個現象:很多病人總是把臨床試驗作爲最後一個選項,他們往往嘗試了所有的治療,等到病情走到末期,才決定做臨床試驗,其實這時成功率已經很低了。尤其比較難治的腫瘤,不是很多病人都有很多治療選擇。在美國,超過20~30%的人在腫瘤末期都沒有受到治療,因爲發現的時候身體負擔已經太大,已無辦法做任何的治療。並且,病人每用一種藥物,若沒起到效果,腫瘤繼續增長,身體負擔也在不斷加大,未必能等到用第二種、第三種藥。如果真的有很合適的臨床試驗藥物,最好不要等到試過所有的治療後再做臨床試驗。到了那時,治癒的機率已經非常之低。

「儘管如此,我並不會對所有人推薦臨床試驗。」

誠然,如今醫學能有這樣的發展,臨床試驗功不可沒。我們現今用的很多有效的治療藥物,都是由臨床試驗測試而來。參與臨床試驗的病人,則是第一批受益於新藥的人。

儘管如此,我並不會對所有人推薦臨床試驗。在提出治療建議前,我會把自己想像成坐在那裡的病人,對自己說:如果我是他,我會接受一個普通治療、還是臨床試驗的治療?有些病人可能服用現有的藥物就有很大機率痊癒,我會建議他們做普通治療。臨床試驗需要病人經常往返醫院,便於醫生隨時檢查、照顧病人的身體,但有些病人交通不方便,沒有辦法經常到醫院複查;有些病人已到晚期,生活已經不能自理,意識可能不再清晰,這些情況下,我也不會建議他們做臨床試驗的治療。

臨床試驗的目的,是爲了救治病人,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質。當病人有可能從中受益,我才會建議他們去做。

「我每天都希望有這種事情發生。」

其實,給病人做臨床試驗,對於醫生本身的壓力也是很大的。畢竟,沒人能確定這個藥物會有什麼副作用。普通的藥物,醫生用藥已很有經驗,對於副作用很了解,一旦出現問題,知道怎樣去控制,停藥、減藥、做調整;而在臨床試驗中,有些時候不知道副作用的起因,就會有壓力。就像那個得了腎癌的男病人,治療初期時發燒、身體不舒服、消瘦……那時候我接完他的電話,晚上自己會想,他在電話裡講的這個症狀,是尿道感染嗎,還是皮膚感染,還是……

然而,我卻還是選擇了這條路。我的很多家人都曾得過癌症,甚至也有家人不幸因癌病過世。那時我每天看一個病人,都覺得對他們的健康有貢獻就是好的。後來我發現,我做臨床試驗藥物治療,當新藥通過的時候,可以爲以後的幾千人、幾萬人、甚至幾十萬人的疾病做出貢獻,我的這一點點綿薄之力,對我來講是很大的成就。每個癌症病人精神、健康的一點點變化,都令我快樂。

我遇到過各種癌症病人,看着他們來來走走。例如一些二三十歲的睾丸癌病人,在父母、未婚妻的陪伴下來接受治療,後來病癒、結婚生子,回歸了安穩幸福的生活。

我每天都希望有這種事情發生。

作爲癌症的臨床研究者,我真的很感謝我的病人。他們罹患癌症,已有很大的心理負擔,卻還選擇做臨床試驗。他們在給自己機會的同時,何嘗不是在給他人希望?

受訪者介紹   曹哲凱

曹哲凱醫生(Dr. Che-Kai Tsao)是美國西奈山醫院Ruttenberg治療中心醫療主任,從事臨床研究八年,是目前數個臨床試驗的首席研究員。他專注於泌尿生殖系統癌症如前列腺癌、腎癌、膀胱癌等新療法的研究,並著作了40餘本同行評審刊物。

責任編輯: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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