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集團瓜分中國經濟內幕（5）

【大紀元2017年04月17日訊】（一）概述

台灣作家李敖說：「中國99%的富豪都是侵吞國有資產發家的，都帶有典型的掠奪式的強盜行徑，最後移民國外變作外國公民，這跟八國聯軍掠奪中國、洗劫中國財富如出一轍。他們侵吞的國有資產是什麼，是中國集體農民在解放後所創造的財富，是從1949年以來人民創造的財富。」

其實，江澤民集團瓜分國有企業資產的過程，比八國聯軍更甚。

就是針對一個個改制企業，由中共自己成立產改委，組建自己的資產評估機構，由自己人根據改制受益人身分、領導要求，對企業資產作出黃金可以當蘿蔔賣的評估，然後，授意法院安排評估所報價（就算依法）；再安排自己人競拍、自己人敲錘、自己人買。

企業改制結束後，中共則迅速撤銷產改委，使剝離企業之外的下崗工人，想說理都找不到地方。

據大陸統計局公布：1996年大陸城市集體企業：57.1萬家，到2002年，只剩27477家。以下，是統計局忽略1997年以前的數據形成的分析，供參考。

以1998年全國實有集體工業企業47745個，從業802萬人（百分比）計算，1996年集體工業企業57.1萬個，從業人員至少應當在8000萬以上，或者接近1億。這些人，就是被江澤民打著改制的幌子砸了飯碗的城鎮集體企業員工。本文標題之所以指出江澤民砸了全國城市80%以上人口的飯碗，就是指這些能養活2億～3億城市人口的集體企業。

由於江澤民集團對企業改制包藏禍心，因此，它控制的新聞媒體從2008年開始，諱言整個大陸國有、集體企業改制的真相。筆者調查：截至2017年的今天，整個中國大陸城鎮（包括農村）集體企業99.9％被江澤民集團從工人、農民手裡搶下來，用黃金當豆腐渣賣的價格，給了黨員幹部廠長經理。

（二）江澤民鼓吹的集體企業改制

1. 大陸集體經濟模式的由來及特徵。

集體企業是按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進行歸類的辦法劃分出來的一種企業模式，據199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是財產屬於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實行共同勞動、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是大陸「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大陸集體經濟，源於毛澤東時代。中共建政之初，以「公有制」、「集體制」為名，把老百姓的財產收歸黨有，重新分配。其基本特徵是排除所有制方面的任何私人特權，不允許任何人把勞動者共同所有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私有財產，就是說，它只承認財產的公共占有，排斥個人占有 。

2. 憲法對集體經濟的規定。

《憲法》第八條確認「公有制」集體經濟有兩類：第一類是農村人民公社，農村生產合作社和其它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多種形式的合作經濟；第二類是城市中的手工業、工業、建築業、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的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

事實上，早在江澤民作惡之前，大陸城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相當可觀，關係到國家人口總數80%以上人民群眾的勞動就業、生活福利等切身利益問題。 因此，《憲法》強調：「維護和發展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

這個規定是指，不允許任何個人或組織以任何藉口改變集體企業的經濟性質。

但江澤民集團打著改制的幌子，改變所有制性質，將公有制經濟再次分配，搶了老百姓的飯碗，重新分配給了黨員幹部廠長經理私有。

3. 江澤民哄搶瓜分集體企業的藉口

形式上，貫徹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實質上，為一已之私，為抹掉家族強搶國企犯罪的痕跡，不惜毀掉整個國家的「公有制」經濟。

我們知道：大陸集體企業改制經歷了兩個不同階段：

第一階段，1988～1992年，期間是貫徹鄧小平提出的不突破集體經濟框架下的市場化改革。即用城鎮、農村集體企業所有的生產資料組織企業參與市場競爭。可以說，這個階段的實踐證明：城鎮、農村集體生產資料引入市場，促進了經濟發展。

但1992年，面對熱火朝天的集體經濟，中共熱血沖頭，盲目提出大發展，先是國務院下發了國發［1992］19號文件，1994年中共又頒發4號文件，同年，搶了上聯投的江澤民（以自己搶上聯投作藍本）提出：「發展市場經濟」，這些文件和講話催化了集體經濟，尤其是鄉鎮經濟的膨脹，結果，受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大批鄉鎮集體企業破產，並造成銀行壞帳。

本來，這是盲目決策的惡果，中共卻將失敗歸咎於集體經濟桎梏，從此，開始了大陸集體企業改制的第二個階段：即由江澤民操控的私有化。如前所述，由於江澤民集團卸載了改制集體企業受益廠長經理黨幹部應承擔的先富帶後富的責任，將一座座金山、銀山似的集體企業估出個豆腐渣價錢來，白白送給改制受益人。這種改制，開啟了中共用刑事犯罪手段哄搶瓜分集體經濟的時代。

4. 企改的歪理邪說：「適應市場經濟需要。」

江澤民對城鎮集體企業改制頗費心思：可以說為達到最終哄搶瓜分的目的，出台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法律、條例、政策、規定，組織專家學者文化五毛批判集體經濟的缺陷，提出集體企業改制是「適應市場經濟需要」。並就改制過程，包括產權界定、資產評估、出售價格、量化後的股份合作、股權流動及改制後的企業形式如何解決與公司法相矛盾的問題等，都一一作出了令集體企業員工眼花繚亂、莫衷一是的規定。江澤民搞的集體企業改制，很像農村人家娶媳婦，形式上大操大辦、紅紅火火、風風光光，實際上，散了酒席，小倆口好過，爹媽開始受窮。

大陸經濟學家忽悠老百姓說，城鎮、農村集體企業改制，是按市場經濟要求構建新的企業形態和體系、按市場經濟規則解決集體企業內部產權結構的合理性、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諸多矛盾，以適應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需要。

筆者認為：今天的中國大陸，凡將江澤民集團哄搶瓜分城鎮農村集體企業的刑事犯罪忽悠成市場經濟或現代市場經濟的，無一不是站在江澤民犯罪的立場上，要麼，是認知謬誤，要麼，被黨文化洗腦。今天的中國大陸根本不存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1%的權貴搶得全中國90%以上財富的市場上，完全沒有人類能認識的那個被西方國家用誠信、公平、雙贏、良知和道德架構起來的市場經濟概念，有的就是一群竊國大盜，在用搶了13億中國人民的財富作買賣。這叫市場經濟嗎？！這是撒旦經濟。

說到底，江澤民集團搞的所謂企業改制，就是哄搶瓜分國家經濟的刑事犯罪。

（三）將正養活著80%以上城鎮居民的集體企業搶下來給了廠長經理私有，員工作鳥獸散。

江澤民集團瓜分城鎮集體企業的辦法，比照了國企。

1. 一方面，讓它的地方政府充當操盤手：強行進駐企業、強行瓜分。

打著依照法律程序改制的幌子搶，由政府組建城鎮集體企業改制領導小組，再由集體企業改制領導小組行使政府的權力，充當政府代言人，直接進駐企業、接管企業，宣布改制決定，讓工人下崗回家。當企業被這些人搶下來之後，企業給誰，就成了政府的恩典，想給誰，就給誰。

評：這看似文縐縐的五六連環，其實是江澤民集團設計安排它的政府官員搶城鎮集體企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關企業改制的內幕，除了中共參與改制的自己人，外人（包括那些替江澤民吹牛的專家學者）一概不知，被下崗失業的工人只知道兩件事，一是自己的飯碗被砸了，二是以後沒有地方吃飯了。

這裡，以遼寧省某市城鎮甲供銷社改制為例。甲供銷社有職工百十一人。改制前，連續多年是全國供銷系統（省、市）先進單位，供銷社的經營效率、效益多年都處於系統最好。員工享有醫療免費等五險一金多項福利，男員工還享有福利分房待遇。就是這樣一個效率很好的集體企業，江澤民集團也強行改制，一夜之間，全部固定資產都廉價送給了A書記。百十員工被企改委辦了下崗手續，被萬元內買斷工齡，從此五險一金自理，生死與企業、與中共、與江澤民、與政府、與社會、與被暴富的A書記無關。

由於甲供銷社在改制過程中趕上鎮變街的城市化建設，供銷社是在企改委為該書記辦理改制手續的同時，向動遷單位辦理回遷手續；回遷時，僅新建商場補償一項，A書記坐擁固定資產數千萬，且每年僅對外出租公建的收入一項便獲利百萬。知情人透露，A書記只重金打點了決定把供銷社改制給他的那些官員。而對於被下崗失業的員工，按常理，A書記只要肯將原本就屬於供銷社全體員工人人有份的公建，用合適的價格租給他們經營，就等於先富帶後富了。但是，斬草除根！A書記堅決不與原單位職工來往。A書記說：「租給不認識的人，可以多賺租金。」

由於江澤民惡搞鄧小平的企業改制，卸載了改制企業受益人應承擔的帶後富的責任，就等於將鄧小平允許先富的那部分人，因負有帶後富責任才被允許其將金價企業當豆腐渣買下來的財富變成了贓物，也就等於是江澤民親自動手搶了集體企業給廠長經理。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種哄搶瓜分企業的行為就是刑事搶劫犯罪；受益廠長經理接受了搶劫來的財物，並利用這些財物再交易，與江澤民集團同罪。

筆者再以地產大佬、世界華人首富王健林在江澤民集團改制下暴富為例。王健林原系遼寧省大連市西崗區政府開發辦副主仼。「貓論」年代，西崗區政府為解決區直機關幹部、學校教師福利住房問題，成立西崗區住宅開發公司，由王健林任經理，期間，西崗區政府出面向航務三處求助資金300萬，公司成立後正常工作期間，1992年按照江澤民政策改制，幾乎是一夜間，西崗區住宅開發公司就成了王健林的私有財產。此前，王健林除了想當個萬元戶，一無所有，中共用搶的政策把這個公司白白送給王健林後，王便有了賺錢、發財的平台，靠薄熙來，一路從大連到瀋陽、北京、重慶，並最終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伴隨中共搶劫國家經濟三十年，王健林成了華人首富。

筆者不是惡意攻擊王健林，王健林是難得的商業人才，如果大陸不是中共搞獨裁，王健林有能力做個主管經濟工作的國家領導人。可惜，由於江澤民卸載了鄧小平先富帶後富的責任，休說做領導人，就是做企業家也不合格，那麼多的財富，也從來沒拿出一分錢，哪怕是接濟西崗區被失業後連病都看不起的下崗工人。筆者知道，是江澤民集團不允許帶後富；筆者更知道，如果王健林敢帶頭去幫西崗區老百姓一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那麼江澤民集團會讓王健林的財富翻車。因為，江澤民之所以讓王健林這種城市集體企業的廠長經理級的小人物暴富，並不是要他給達官富人做榜樣，而是要他為強盜式改革做花瓶。

2. 另一方面，讓曾經扶持過集體企業的國企參與哄搶。

地方政府瓜分城鎮集體企業的流氓嘴臉被暴露出來之後，城鎮集體企業改制就變成了國企搶集體。

當曾經注資或幫襯過城鎮集體企業的國企發現，江澤民集團操縱的城鎮集體企改，並不是兌現先富帶後富的政策性改制，而是搶（過程中的城鎮集體企業不是企業概念，而是政府官員嘴裡的肥肉）。於是，國企的官員們便開始效仿地方政府參與強搶城鎮集體企業。

我們知道，大陸改制的城鎮集體企業中，占比50%以上為國企注資扶持的集體企業。這些企業，伴隨著江澤民的企改，大都被國企直接拿走，將員工辦理下崗失業，資產被瓜分。據台灣媒體報導，大陸參與哄搶瓜分集體企業的國企中，有的雖扶持過集體企業，但改制時雙方己無權屬關係；甚至，有的國企與集體企業之間完全沒有法律意義上的權屬關係，國企也敢公開搶。

如《研究報告》提到的「華晟事件」。某市石油化工總廠，批准組建華晟集體企業（該企業主要是下崗再就業者和中專學生），華晟成立時曾向石化總廠借款註冊，由於工商註冊規定：借款不能出資，故寫成撥款，後來，華晟還了這筆錢，（實際上，兩家無產權關係、無管理權責），但1999年，受江澤民集團利用政府組織強搶集體企業的政策影響，面對改制的華晟，石化總廠生出歹意，藉口曾經借款出資為由，單方面認為華晟是他們的，1999年6月，不經華晟職代會同意，擅自撤換華晟的法人代表，接管財務、業務，引發糾紛，2000年4月，經國家財政部鑑定，華晟資產為集體所有，與石化總廠無關。至此，一件國企官員充狼案件本應終止了，但石化總廠的官員卻視國家財政部的鑑定如無物，強行接管華晟的財務、業務，凍結其銀行帳號，迫使企業停業。

更有甚者，某市一家汽車服務公司，1990年創辦時，租賃國有公司的車輛，組建出租車隊。當時雙方簽訂合同，明確在出租方收回全部租金和管理費用後，車輛的產權歸承租方──出租車隊所有。1993年，出租車隊全部還清國有企業的費用。1998年7月，市國資辦、集體企業產權界定辦和清產核資辦確認，服務公司中無國有資產，至此，服務公司的產權歸屬已經明確。但是1999年6月，當服務公司職工大會做出決議，進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將公司改組為全體職工出資入股的合作公司時，被該國有企業強制叫停，並於2000年10月，擅自將公司賣掉，所得價款除小部分用於「買斷職工工齡」外，絕大部分被捲走。

城鎮集體企業被國企鑽空子的改制問題，大都是毛澤東年代集體企業對扶持它的國有企業講感恩，造成各家在法律、經濟關係上不規範，以致今天喪良心的國企鑽空子、下死口。其實，上述兩家國企糾纏的集體企業就不是它們的，況且政府己做出產權界定，如果不服，可走法律程序，但國企無視法律，公開搶，這是誰給的膽？這是法制國家裡可能發生的事情嗎？國企搶集體，也是江澤民父子強搶上聯投的翻版。

其實，透過國企哄搶集體企業財富、甲供銷社A經理等人的暴富路徑依稀可見：當中國大陸有能力養活城市80%以上居民的所有集體企業全部被搶歸為私有之後，被迫下崗的那些城市窮光蛋們還怎麼活下去呢？他們用原本屬於自己的企業、財富為黨員們鋪就了走向富豪之路後會窮成什麼樣，難道還用算嗎？！

今天，跟著江澤民砸了大陸城市2億～3億人飯碗的集體企業的廠長經理，其實己淪為江澤民集團的奴才，究其原始財富積累的血腥而言，個個都是犯罪分子。之所以還能逍遙法外，是江澤民集團繼續作惡的結果。筆者堅信善惡有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而已。

這裡，需要肅清黨文化的一個歪理邪說。江澤民集團，將企業員工趕出廠時，製造黨文化，說：「工人下崗，企業歸黨，是依據法律政策辦事」；而當老百姓渴望他們兌現鄧小平帶後富的承諾時，他們再造黨文化，說：「別作白日夢，天上不會掉餡餅！」其實，這就是江澤民「三個代表」之「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文化五毛們製造的歪理，給老百姓洗腦。對老百姓，中共這個天「掉冰雹不掉槍子」就算是好的了；對中共自己人，尤其是高官，這個天不僅掉餡餅，而且官員要什麼，就掉什麼！（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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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憲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