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丹:也談電影《辛德勒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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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05月20日訊】提到「托馬斯·肯尼利」這個名字時,或許很多中國人都會感到陌生。但若說起《辛德勒的名單》這部電影時,相信不少中國人卻會表示,自己曾經看過。如今,要將這二者放在一起相提並論的原因也就在於,托馬斯·肯尼利這位來自澳大利亞的知名作家正是小說《辛德勒的名單》的作者,而小說被拍成電影後,榮獲了七項奧斯卡獎,並從此成為經久不衰的佳作。

無論對於讀者,還是觀眾來說,電影的成功顯然是由於那段「講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奧斯卡·辛德勒冒著生命危險,傾注所有財力和智慧,營救數百位猶太人生命的真實故事」足以撼動人心。然而最近,當同樣受到這些真實故事的感染才完成了成功之作的小說家托馬斯·肯尼利在接受中國媒體的採訪時,他所提到的有關電影版的一點「缺憾」卻被陸媒無限放大了。某網媒以「電影裡辛德勒夫人的功勞被掩蓋了」為題,將一篇專訪刊登了出來,似乎想要著意強調,這點「掩蓋」或將成為這部經典影片的敗筆和缺憾。

托馬斯·肯尼利在回答「奧斯卡·辛德勒本人對這本書有什麼評價」的問題時表示,「奧斯卡在1974年就去世了,……,我採訪了辛德勒夫人」。但這位夫人在電影放映後,否認「事先與她商量」、「給她錢」。這位作家的理解是,「辛德勒變成了仁慈善良的同義詞,但實際上他對她並不好」;「她當時也做了很多,但電影裡她所做的貢獻被掩蓋了,功勞和光芒全給了她丈夫」;「在書裡,我確實對她所做的貢獻著墨甚多,而且也寫到了辛德勒對她的家暴」。

這裡的一句「她所做的貢獻被掩蓋了」,加之「辛德勒對她的家暴」,似乎完全顛覆了辛德勒本人以及以他救人為藍本而拍攝的電影曾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夫人的貢獻被掩蓋以及她對辛德勒的負面評價,就能抹殺電影的成功嗎?整部影片的閃光之處會因為辛德勒夫人所表達的不滿而從此變得暗淡無光?

人們常說,現實中並不存在完美之人。而「高於生活」的電影所要呈現的,或許只是人性以及現實中「美」的一面,尤其是需要對比「丑」的一面時,所有的「美」就可能被導演集中體現、著意描寫。正如在《辛德勒的名單》這部電影中,美醜、善惡的對比和較量無處不在,一直貫穿著電影的始終。

比如大量猶太人被屠殺的那一幕幕陰沉、昏暗的場面與一位身穿鮮紅衣裙、在人群中奔跑、逃命的小女孩所形成的色調上的對比,用來展現等待死亡與努力求生的不同生命;又比如,納粹軍人對猶太人毫不留情、麻木不仁的殺戮與辛德勒最終堅定的選擇了救人於危難的強烈對比。在這種圍繞著主題而展開的對比中,所謂的「家暴行為」以及「他夫人的貢獻」,似乎沒有展現的餘地,也沒有展現的必要。

畢竟,角色並非真人。無論真人如何,都不會影響電影中角色的塑造。事實上,辛德勒這一角色被塑造的十分立體、真實。在面對整部國家機器都在獨裁者的指令下,麻木的完成著殺戮任務的恐怖現實面前,辛德勒也曾有過內心的掙扎。當他震驚於那麼多無辜的猶太人死於劊子手的屠殺之時,就開始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逃避人生中即將面臨的艱難抉擇。

而在此之前,他的商人作風、逐利的態度也在電影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正是這樣的對比,讓我們真切的感受到,不顧自己的安危而選擇救人於危難,竟是如此偉大;放下私利、棄惡從善,看似艱難,但或許是任何一個平凡人都能做到的不平凡。

一部電影的成功,往往正是因為它所傳遞的思想、揭示的道理以及烘托出的某種理想、精神足以震撼人心、使人覺醒。電影不是紀錄片,它顯然不是以一點一滴的記錄現實場景、真實再現人的生活來實現某種意義與價值。包括另一種藝術形式——小說,作家也不是僅僅基於想要記錄一個人的全部生活才進行創作的。

就拿《辛德勒的名單》這部小說的作家來說,他在談到為何要寫這部跟自己的生活、閱歷毫無關聯的小說時,說了這樣一席話:「我不認為是我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氣來寫這本書,而是那些想讓我寫下他們故事的倖存者們,他們的道德勇氣感染到了我」;「他們倖存於那樣一場浩劫的經歷,就會對你產生巨大的情感衝擊」。

從這番話中,我們不難看出,惟有納粹的倖存者們想要將殺戮帶來的罪惡與苦難展現給後世的「道德勇氣」、獨裁者肆無忌憚的進行群體屠殺的「浩劫」如此慘絕人寰,才是《辛德勒的名單》這部小說得以問世的決定性因素。

無論是讀過小說,還是看過電影的人,都會對這段恃強凌弱的屠殺史感到悲憤交加、深惡痛絕,都會對死於獨裁者變態的屠殺之下的無辜生命萌生出同情、哀傷和惋惜。這才是讀者亦或是觀眾,對這部經典巨作所能產生的惟一共鳴。而人性被感召、良知被呼喚,也才是偉大作品所存在的終極意義。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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