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6月19日訊】（編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紀元特約作者從中共黨史機密檔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無法一一註明出處。大紀元將在適當時機公布信息來源。）
中國傳統文化中，知識分子有「仗義執言」、「捨身取義」、「威武不能屈」、「君子喻於義」等精神品格。但是，讓知識分子順服於權力，是所有共產黨執政者的施政邏輯。
1957年的「反右」運動，從肉體上消滅了知識分子，從精神上打斷了他們獨立思考的脊梁，不僅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幾乎喪失殆盡，而且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的尊嚴也蕩然無存。
至今，「反右」的陰影依然籠罩當下的中國，造成大陸知識分子難有擔當，不可避免地成為時代的「犬儒主義者」及「精緻的利己者」。
一
「匈牙利事件」引出的危機感
知識分子是社會群體中最先覺悟的部分，政治上最敏感。讓知識分子順服權力，是共產黨執政者的施政邏輯。蘇共（布黨）奪取政權後，列寧就先後兩次命令，逮捕孟什維克黨、科學家、哲學家、藝術家等知識分子，驅逐他們出境。
1956年下半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兩起重大事件：一是在波蘭發生的波茲南事件，另一個是匈牙利事件，匈牙利知識分子、學生和工人挑戰斯大林主義體制，要求改變共產黨的領導，最後演變成了流血事件。這被稱作「社會主義陣營裡的反革命現象」，引出了毛澤東對中共政權危機感。他認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1]
與此同時，1956年下半年，國內經濟出現了生活資料短缺，一些地方社會矛盾突出，發生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等事件。在半年內，估計有一萬餘工人罷工，一萬餘學生罷課。從1956年10月起，廣東、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遼寧等省發生了部分農民要求退社單幹，知識分子及黨外人士對中共不滿的言論也多起來。
在1957年6月8日毛寫的發動反右的黨內指示中，作過這樣的說明：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
1957年2月27日到3月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最高國務第十一次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達一千餘人。毛澤東講了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共12個問題。毛澤東從下午三點講到七點。其中一段說：「在這樣一種範圍內允許罷工、罷課。我們把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等，看做是克服人民內部矛盾、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補充方法。」[2]
他們一個個地走入了毛澤東設置的圈套
3月12日下午，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這次講話，主要是針對說服知識分子展開的。他說：「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文化不發達的國家。他們都是教育人民的人。」
「我們只有500萬知識分子。這500萬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的財產。我們沒有這500萬知識分子，就一樣事情也做不好。國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性質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他們是勞動的工人，是用腦子的工人。正因為他們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員，因此他就有個任務，就是應該先受教育，尤其在社會大變動時期。」
「最近，有幾個同志到農村去蹲了幾個月，很有益處。走馬看花是一種方法，還有一種下馬看花。我們的作家、藝術家應該不應該去呢？我看是應該去的。在談到『雙百』方針時，毛澤東說：「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方針團結幾百萬知識分子，團結幾億人民，改造現在這種面貌。那麼，首先就要共產黨改變態度，改變官僚主義態度，改變教條主義態度，改變宗派主義態度。」
毛的話生動感人，使原來存有戒心、不準備參加共產黨整風提意見的人也改變了態度。講話結束時，全場熱烈鼓掌。他們一個個地走入了毛澤東設置的圈套。
著名作家傅雷，聽了毛澤東講話後，曾給家人信中反映他的感動的心情：「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出神入化境地，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穩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3]
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逐漸進入高潮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2日，在《人民日報》發表，全黨整風開始了。《指示》規定：這次整風運動應當以毛澤東同志今年2月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和3月中央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央所做的兩個報告為指導思想，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為當前整風的主題。《指示》對整風對象作了明確界定：就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
4月30日，毛澤東到頤年堂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二次（擴大）會議，議題就是關於全黨的整風運動。出席會議的有黨和國家領導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共44人。毛澤東說：「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不搞運動，搞不起來。」
在講到統戰工作中的矛盾幾年得不到解決時說，過去是共產黨員有職有權有責，民主人士只有職而無權無責，現在應是大家有職有權有責。現在黨內外應改變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以後無論哪個地方，誰當長的就歸他管。講到這裡，毛澤東問北大教授馬寅初：「你那裡怎樣？」馬寅初說：「是不夠的。」毛澤東又問：「他們要不要你管？」馬寅初說：「矛盾是有的。」毛澤東說：「你講話不徹底，矛盾存在，敷衍過去不能解決。」毛澤東繼續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兩個組織：一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一個教授會議管教學。黨章有一條規定工廠、農村、部隊、學校要實行黨委制，現在看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有什麼辦法和意見都到那裡去講，人家贊成的就做，不贊成的就不做。這個問題要研究。由鄧小平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學社等開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的問題徵求意見。」
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逐漸進入高潮。各種意見在不同場合都提了出來。《人民日報》接連在5月2日、3日、7日發表社論，對黨外人士提意見起了推動作用。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從5月8日起，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副部長平傑三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著名的無黨派民主人士共五十多人開座談會。徵求對統戰工作的意見，到5月15日，召開過六次。集中在中共與民主黨派的關係問題上。5月6日和7日，召開專題座談會，著重討論清華大學黨組織和民主黨派組織的關係問題。這以後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等院校，也相繼召開座談會。他們的發言，先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大量刊載，在全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各地也都仿效北京，發動黨外人士幫助地方黨組織和政府整風。
帶頭響應中共號召出來講話的是費孝通教授，他是國際知名的人類學專家、民盟中央常委、全國人大代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
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報》上，他發表了一篇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他說：「去年一月，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註：指周恩來1956年1月14日的報告，報告肯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像春雷般起了驚蟄作用，接著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因時而動了起來。但是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好像現在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頭，但還有點靦腆，自信力不那麼強，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暖還寒，這原是最難將息的季節。逼近一看，問題還是不少的。」
費孝通還說：「周總理的報告對於那些心懷寂寞的朋友們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難於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來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識分子在新社會裡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著落了窩，安了。」「周總理報告之後，各地學校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兩者比較起來，生活條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資提高了，過去許多隻夠衣食的教師們現在可以買買書了，就是子女多，家屬中有病人的困難戶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顧。生活上的問題總的來說基本上是解決了。」
「百家爭鳴實實在在地打動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從立場這一關改起的。劃清敵我似乎還比較容易些，一到觀點、方法，就發生唯心和唯物的問題，似乎就不簡單了。」「他們對百家爭鳴是熱心的；心裡熱，嘴卻還是很緊，最好是別人爭，自己聽。要自己出頭，那還得瞧瞧，等一等再說，不為天下先。」
「究竟顧慮些什麼呢？對百家爭鳴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蒐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這種人不能說太多。比較更多些的是怕出醜。」「面子是很現實的東西。帶上一個『落後分子』的帽子就會被打入冷宮，一直影響到物質基礎，因為這是『德』，評級評薪，進修出國，甚至談戀愛，找愛人都會受到影響。這個風氣現在是正在轉變中，但是積重難返，牽涉的面廣，也不是一下就轉得過來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說不定會自討麻煩，結論是何必開口。」
費孝通這篇文章是代表知識分子，向中共「交心」的真情實話。＃
責任編輯：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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