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6月23日訊】（編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紀元特約作者從中共黨史機密檔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無法一一註明出處。大紀元將在適當時機公布信息來源。）
華夏大地本是禮義之邦，在中國農村，大多數人本著傳統的天理人情，過著安分守己的日子，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
二十年代，毛澤東倣效列寧的極權模式，在湖南鄉間搞起湖南農民運動，人為製造仇恨，鄉村富裕人家和貧窮人家之間的矛盾衝突，被挑撥得非常尖銳。流氓無產者被鼓動組成「農民協會」，以「革命」的名義，大肆燒殺搶掠。但凡流氓無產者看上的財產，只需給物主冠上一頂「土豪劣紳」的帽子，便可公開掠奪，更有甚者，給有錢人戴高帽子遊街、關入監獄，乃至槍斃。這種「無法無天」的造反，在任何一個正常國家都是違法犯罪的極端暴亂行為，卻被中共「崇高化」、「合法化」。
文革中，紅衛兵學習當初的湖南農運，給所謂「階級敵人」戴高帽遊街，手段比四十年前的湖南農運更為殘暴下作。很多被紅衛兵戴高帽批鬥、被逼下跪的「老革命」， 就是當年給「土豪劣紳」戴高帽子的「革命農民」。
毛澤東被任命第六屆農講所所長
1923年6月，在共產國際的指揮下，中共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6年3月19日，國民黨常委召開會議，毛澤東被任命為第六屆農講所所長。
5月3日，第六屆農講所開學。利用這個講台，毛澤東大力宣傳俄國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民粋派主張，即到民間去發動農民奪地主土地，分給無地農民，做到農民家家有田地種，人人有衣穿，過平等富裕生活。毛從中國歷史上各朝代農民運動講到當時國民革命運動，指出所謂「地主剝削農民，給農民帶來苦難」，激發學員對土地占有者的仇恨。
7月，毛澤東帶領50名農講所學員，赴韶關實習一星期，參觀考察農民運動情況。8月中旬，又組織全體學員赴海豐兩星期。實習中，有學員提出，農村地主勢力很強大，農民不容易發動起來，毛澤東則說農民中有一批遊民無產者，這些人行動勇敢，天不怕，地不怕，是一支可用的力量。
毛澤東不執行「二五減租」決議
1926年10月5日，第六屆講習所畢業學員回到派出省份，到農村開展農民運動。
當時，國共兩黨已達成共識：國民軍北伐的同時，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要實行減租減息，不以暴力手段沒收地主土地權。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但不能用暴力從地主手中搶奪土地，這也是孫中山先生的既定方針。後來國民黨在台灣進行的土地改革，就是按照孫中山的這個思路，實行贖買土地的溫和農村改革政策。
1926年10月15日至28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會議，通過了「二五減租」決議案。這是一項正確維護統一戰線的政策，即滿足農民的部分利益祈求，又不太傷害地主利益。但毛澤東不感興趣，不去布置執行，《決議》成了一張空文。
煽動流氓無產者做「革命前鋒」
1926年11月，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作出有關中國問題的決議，提出解決農村土地問題是當局的中心，指示傳到中國，毛澤東極為贊成。根據他的提議，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農民運動委員會，由毛澤東任書記，澎拜、阮嘯仙等七人為委員。
毛澤東到職後，制定了《目前農運計劃》，計劃規定：「在目前情況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奧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目標是奪取地主土地，滿足農民土地要求。」在毛澤東看來，只要農民發動起來，敢於造地主的反，什麼統一戰線不統一戰線，已無實際意義。
1926年下半年，國民革命中的農民運動已由廣東向湖南發展，湖南成了農民運動的中心，廣州農講畢業的湖南學員回湖南後，在毛的旨意下，開展農村工作。
對鄉下農民來說，要他們打破世代的鄉村的平和，起來造地主的反，並不容易。但村間遊走流竄的無產遊民，有些以乞討為生，有些是盜匪黑幫，有些純粹是遊手好閒不務正業之流，他們對鄉村沒有歸屬感、責任感，因此敢搶敢奪，敢打敢殺，鄉下人把他們看成沒有規矩的地痞流氓，也就是流氓無產者。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曾說：「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裡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中共就是煽動這些流氓無產者做「革命前鋒」，利用他們來再發動普通農民造反的。
到1926年底，湖南農村已經被搞得天翻地覆：一大批流氓無產者掌握農村大權，想幹什麼幹什麼，想鬥誰鬥誰，大地主、小地主、小地主出租者、富農、富裕農民，不分等級都在打倒之列。搶他們糧食、占領他們房屋，捉他們遊街。國民革命軍的中下層軍官，在前方打仗流血，湖南家裡的土地卻被奪走，這激起很多國民革命軍官的反抗。國民軍35軍軍長何鍵的岳丈被農會捆綁批鬥，共產黨湖南早期領導人李文山，因為家裡是地主 ，亦被抄家，其父也挨打。
流氓無產者甚至在鄉村砸廟宇，燒、毀菩薩。1926年，「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行。北三區農民破了木菩薩煮肉吃。南區東富寺三十幾個菩薩都給學生和農民共同燒掉了。」 毛認為，這是「推翻神權，破除迷信，是各處都在進行中的革命運動」。[1]
這群地痞流氓，以暴力加利誘，裹脅越來越多的普通農民加入其中。到1927年1月，湖南全省農民協會的會員已增至二百多萬人。當時整個農村混亂不堪。有錢的、在城裡有親戚的都跑了。社會輿論一片咒罵、指責，批評「農運是流氓地痞運動」、「糟糕透了 」。
農村動亂，時局動盪，國民革命統一戰線瀕臨破壞。一些中共領導人認為，為穩定社會秩序，此時應該教育農民：國民革命當前要打倒的主要敵人是北洋軍閥，而不是參加國民革命統一戰線的地主階級，這樣才能推進國民革命。但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
毛澤東認為，「痞子運動」「好得很！」
1926年12月3日，毛澤東參加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他深入湖南農村考察。2月26日，毛澤東就考察情況寫報告給中共中央，指出：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完全不同，始發現從前我們對農運政策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黨對農運政策，應注意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一致的「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社會一致的「痞子運動」的議論；以從來沒有什麼聯合戰線存在的事實，糾正農協破壞了聯合戰線的議論。報告說：「農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階級的運動都是對的，過分一點也是對的……」
回到武昌後， 3月5日，毛澤東起草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刊物《戰士》週刊，分三次連載發表。陳獨秀不同意報告中的極端思想，《響導》週刊只發表了前半部分。
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充分肯定農運的極端暴戾的行為：「痞子運動」「好得很！」他毫不避諱地說：「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溫良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他認為「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總而言之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他們現在在農會稱王」，「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站在一切人之上」，「為所欲為」，「動不動捉一個戴高帽子游鄉」，「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看過後，「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
農民運動升級為無底線的階級鬥爭和屠殺
《報告》發表後，由地痞流氓把持的農會發出「布告」，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極端口號，有些農會實權落到遊民無產者手中，他們說了算，帶領農民吃大戶，吃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富裕一點的農戶也被吃；土豪劣紳劃線的標準常常定得非常任意隨機，有的地方把凡是擁有五十畝以上田地者一律歸成土豪，把凡是穿長衫馬褂者一律當劣紳，還有的地方開大會，只要有一個人指認某人是土豪劣紳，往往就沒有人會反對。有時對土豪劣紳連姓名都不問，就帶上高帽遊街，下跪陪斗，把地主打倒在地，還踏上一隻腳，闖進地主家少奶奶的床，拉屎拉尿。還有的在群眾審判當場被立即槍決的，有的「土豪劣紳」被人用梭鏢刺死，有的在批鬥大會上被直接打死，連當時中共要員李立三的父親，也在農運中，以「土豪劣紳」之罪名被槍決。在共黨指導下，農民運動逐漸升級為無底線的階級鬥爭和屠殺。
1927年4月11日，湖南大知識分子、清朝最後一名狀元葉德輝，被共黨控制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授權成立特別法庭判處死刑，公開處決，罪名是「封建餘孽、豪紳領袖」。 [2] 葉德輝事實上是因為罵農民協會的一幅對聯被處死的。柳直荀《馬日事變的回憶》：「葉德輝的對聯是『農運久長，稻梁菽麥黍稷，一班雜種；會場廣大，馬牛羊雞犬豬，都是畜生。』」[3]
「馬日事變」
葉德輝被處決後，形勢急轉直下。湖南紳界震動，紛紛投身國民黨軍隊，國軍震驚於共黨的殘暴，決心戮力將其殲滅。
1927年4月，暴力的農民運動，以及同期中共鼓動的工人運動所造成的赤色恐怖，使蔣介石公開宣告與蘇聯和共黨斷絕關係，同時發布通緝令，通緝共黨首要。5月，國民革命軍駐軍開始鎮壓農工運動。5月中旬，臨湘農民協會委員長李中和被慘殺；18日常德近郊農協會委員長被凌遲處死；19日夜何鍵部將益陽縣工會、農協會占領，農民自衛軍及工人糾察隊被繳械；5月20日晨，何鍵部、熊震旅，將常德所有革命團體都包圍起來，工人糾察隊起而抵抗，遭機槍掃射，死80多人。5月21日，駐長沙國民革命軍獨立三十三團團長許可祥在何鍵策划下，在長沙鎮壓工會、農會，捉捕工農領袖人物，開槍殺共黨。史稱「馬日事變」。馬日事變後，許可祥部在長沙一連屠殺七八天。湖南有二三十縣的群眾遭屠殺，到6月10日，被殺害群眾達1萬餘人。這種種報復行為，完全是毛澤東極端暴力思想引來的惡果。
湖南農運造成嚴重危害，國共聯合統一戰線被破壞。7月14日夜，汪精衛主持召開沒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政府會議。通過了分共決議。17日，國民革命軍武漢駐軍，開始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以中共的背叛而告終。
評述：
如今，在中國大陸能讀到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已是歷經幾次修改。 1948年的版本中，存有毛澤東對無產遊民的定義分析：「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有些確是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赤貧階級「全然無業，既無土地，又無資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或為非作歹做盜賊的，都是赤貧」；1951年再版時，以上段落都被刪除；現在的版本，「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這段話，也被刪掉了。估計都是中共擔心影響自己的「光輝形象」吧。
注釋：
[1]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1年 第32頁。內容如下：
「神權的動搖，也是跟著農民運動的發展。許多地方，農民協會占了神的廟宇做會所。一切地方的，都主張提取廟產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興。北鄉各區農民禁止家神老爺（攤神）游香。淥口伏波嶺廟內有許多菩薩，因為辦國民黨區黨部房屋不夠，把大小菩薩堆於一角，農民無異言。自此以後，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燈的，就很少了。這事，因為是農會委員長孫小山倡首，當地的道士們頗恨孫小山。北三區龍鳳庵農民和小學教員，砍了木菩薩煮肉吃，南區東富寺三十幾個菩薩都給學生和農民共同燒掉了，只有兩個小菩薩名「包公老爺」者，被一個老年農民搶去了，他說：「莫造孽！」在農民實力占了統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農民和婦女，青年和壯年農民都不信了。農民協會是青年和壯年當權，所以對於推翻神權，破除迷信，是各處都在進行的。」
[2] 署名同意判決葉德輝死刑特別法庭之委員，為吳鴻騫、馮天柱、謝覺齋（即謝覺哉）、戴述人和易禮容。其中，吳鴻騫（國民黨員）時任湖南省高等檢察廳廳長；馮天柱（國民黨員）時任湖南省高級軍法官；戴述人（中共黨員）、謝覺齋（中共黨員）都是當時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監察委員；易禮容（中共黨員）則是湖南農協負責人。[維基百科]
[3]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44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年。
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