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沒有竊權之前，武訓曾是感動世界的平民教育家。在他卑微的頭上擁有幾頂耀眼的桂冠，他是千古奇丐，也是「義聞千秋」、「懿行千古」的第一人。作為草根，他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一生大字不識，靠著行乞，行大苦行，忍尋常百姓難忍之事，默默地做著亦如孔子的興學大業。
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有感於武訓精神，題記「武訓先生傳讚」，他讚歎道：「以行乞之力，而創成德達才之業。以不學之身，而遺淑人壽世之澤。」為一介乞丐題詞題記，著書立傳的各界名流，除了蔣介石，還有梁啟超、馮玉祥、蔡元培、何應欽、張自忠、張伯芬和段祺瑞等人，儘管這些人所處的時代、社會地位不同，題詞的角度也各有側重，但他們對武訓精神的讚譽卻是一致的。甚至當時的名家名流毫不吝嗇的以「聖人」、「金剛」、「義士」、「行者」等稱號來比喻武訓的大忍苦行，興辦義學的義舉。
1944年夏天，當時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送給孫瑜一本《武訓先生畫傳》，當時孫瑜在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工作。陶行知希望孫瑜能有機會將武訓的傳奇事跡拍成電影。孫瑜細讀《武訓先生畫傳》後，為武訓「行乞興學」的事跡深深感動。
1945年孫瑜赴美國時，身邊還帶著《武訓先生畫傳》和初擬的簡單劇情梗概。1947年秋天，孫瑜從美國回國的途中，開始為籌拍武訓寫了部分分場劇情，並於1948年1月底，完成武訓傳的電影文學劇本。
孫瑜將《武訓傳》分場劇本打印出來後，寄給上海崑崙影業公司的陽翰笙、史東山、蔡楚生、沈浮、趙丹等人。趙丹此前曾閱讀過《武訓先生畫傳》，他為武訓的忍辱負重，歷盡艱難坎坷也要修「義學」的事跡，感動得痛哭流涕。經過許多波折，由孫瑜執導、趙丹主演的《武訓傳》，於1950年10月拍攝完成。這部影片上映後，好評如潮。
而這部廣受歡迎的影片，由於片中的一句話觸動了中共黨魁毛澤東的敏感神經，使這部影片被批被禁長達60多年。究竟是那一句話呢？
1951年，毛澤東為部署鎮壓反革命運動，給各地負責人下達很多指示，他說：「在湘西一個縣中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餘人，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一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對這個數據，《武訓傳批判記事》的作者袁晞至今懷疑是統計呈報時有誤，一個縣怎麼能殺四千六百多人？太過匪夷所思。因為這個數據快趕上文革時道縣的專政大屠殺了。
在毛澤東的一項批示中也說到：「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同時毛澤東還規定鎮壓殺人的比例：「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不應超過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有特殊情況者可以超過這個比例，但須得中央局批准，並報中央備案。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萬，已捕及將捕人犯一萬，已殺七百，擬再殺七百左右，共殺一千四百左右就夠了。」
在中共的暴力邏輯中，殺人不僅是理所當然的，而且殺人是用比例來算，不是用憲法刑法來衡量。不管人是否犯罪，只要在中共劃定的比例中，就是屠殺的對象。這個西來的共產幽靈是在用嗜血維持它的生存。
當時正值朝鮮戰爭和鎮壓反革命運動。《武訓傳》上映後，上海等地的報刊都在稱讚這部影片，毛澤東卻從中嗅出不一樣的味道。雖然鎮壓反革命等工作使毛澤東忙得不可開交，但他卻連續看了兩遍《武訓傳》，之後他對江青等人說，這個電影是改良主義，要進行大力批判。
《武訓傳》中有一句台詞，是武訓對著橫刀躍馬馳騁奔馳的周大說：「光殺人，能行嗎？」正是武訓的這句話觸動毛澤東嗜殺成性的敏感神經。於是批判武訓、批判《武訓傳》的風潮迅速蔓延。
武訓原本就是身處社會最底層的草根階層，《武訓傳》也僅是一部純粹的文藝電影。但在中共的話語系統下，和政治毫無關係的武訓，在中共的強制下和政治產生莫須有的聯繫，成為中共共產運動下的鬥爭目標。
在中共喉舌的批判中，武訓成了對封建統治奴顏卑膝的代表，聲稱武訓的乞討是在污蔑農民革命的失敗，將武訓乞討修建義學的行為定性為醜惡行為。執導孫瑜遭到猛烈批判，主演趙丹被迫勞改，當他被釋放後，他被迫害的連話都不會說了。
此後，奉毛之命，江青帶人到山東對早已去世的武訓進行歷史調查。那次調查是江青等人先下結論，然後把縣誌、碑文和訪談中篩選出來的能夠證明《人民日報》社論的材料填充進去。
1951年7月，《人民日報》刊文《武訓歷史調查記》，將武訓定性為是以興學為掩蓋手段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文革中，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武訓墓，掘出他的遺骨遊街，當眾批判後將其焚燒，挫骨揚灰。
被中共污蔑為「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的武訓，在歷史上究竟是甚麼樣的呢？
武訓身為乞丐，一生居無定所，食不果腹，當他忍苦興辦義學的事跡聲名遠揚後，引起海內外名家名流的震撼，在世人眼中「懿行千古、『義聞千秋』、苦節宏願」的武訓，以一個人的屈辱下跪，幫助更多人挺起做人的尊嚴；以一個人的隱忍卑賤，托起一方貧苦，乃至社會崇學的風尚。
有人曾萬分感歎地說：「這個乞丐決非一個吃了上頓愁下頓、心為物役的小民，而是發下金剛心有著非凡智慧的行者、聖者、明哲。」這話一點也不為過。
武訓30年來省吃儉用，乞討所得，經營所得，獻給義學的經費就高達28,880兩。有人統計，這個數字相當於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當於當今的800萬至1,000萬元。
憑著這些錢財，武訓完全可以成為一名大富豪，過著衣食無憂的晚年，但他並沒有那樣做，而是保持著嚴苛的自律，凡是用於義學的錢，他從不為自己動用一絲一毫。他仍然到處流浪乞討，住破廟、碾棚、磨棚、瓜棚，從不肯奢侈一下，為自己改善一下卑微的處境。這樣的隱忍氣度和寬仁胸懷，並不是誰都可以做得到的。也不是中共將他定性為莫須有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散布彌天大謊，就能掩蓋的事實。
據說，在軍閥混戰中，跟隨孫傳芳打仗多年，擔任師長、副軍長等要職的段承澤將軍，1927年，當他駐軍泰安時聽到友人講起武訓的故事。段將軍在無比的震撼著中幡然醒悟，當時定下「退贓贖罪」的志願，他放下軍中要職，將自己的財產捐獻出來。
1933年，段將軍開辦了武訓小學，實施生活教育，以期建立新文化。段承澤去世後被人稱為「榮軍之父」。這一事例印證了武訓的精神不僅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也超越他想要拯救的階層。
武訓行乞的一生和他立志忍辱苦行的事跡，早已超越人們可以想像的高度。他是肯為利他之事忍辱下跪，而這個跪得最低的人，卻是站得最高最遠的人。
回顧中共批判武訓、《武訓傳》的歷史，再看看當下中國大陸的人權現狀，這也在警醒人們：當異議人士、維權人士、法輪功等信仰團體依然在中國大陸被鎮壓，就不要對嗜血和迷戀暴力的中共繼續抱有幻想。共產運動對武訓的無情鞭撻，這場本不該出現的國殤，卻在中共迷信暴力的邏輯中，在華夏民族的肌體上割下深深的傷口。而能癒合民族傷口，還復華夏民族精神血脈的最佳免疫方式，惟有遠離中共暴政，拋棄這個西來的共產幽靈對華夏民族的侵噬，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繼續創造出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 #
責任編輯：謝秀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