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6月06日訊】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爆發。事變當天，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的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變叛亂，扣押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北剿匪總司令蔣介石。
歷史證據表明，西安事變的台前人物是對蔣介石剿共令陽奉陰違的親共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而中共是西安事變的陰謀策動者，共產黨方面處理事變的最高決策者卻是蘇俄的斯大林。
一、中共黨員組成楊虎成的「智囊團」
1934年10月14日，在國民革命軍發動的第五次剿共戰爭下，中國共產黨遭受嚴重挫敗，不得不撤離江西，於1935年10月逃竄至陝甘蘇區。1935年9月20日，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任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陝甘，會同楊虎城的西北軍第十七軍剿共。
其時，這兩支剿共軍隊已被中共大力滲透。九十年代初，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共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華兒女》雜誌曾專門發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為楊虎城幕僚，並如何勝利完成策反楊、張和參加策劃西安事變的。
實際上，楊虎城的第三任妻子謝葆真就是中共黨員，在楊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而早在1927年冬楊虎城就曾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隊政工人員中即有中共黨員16人。1928年10月楊虎城在日本東京期間，中共中央決定批准楊的入黨要求，指示東京市委辦理，但由於楊很快回國，未能辦理相關手續。1934年，楊部警衛團有共產黨員兩百餘人。
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漢宸委託楊的駐北平代表申伯純向楊傳達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12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楊虎城會談。1936年初，毛澤東再派張文彬攜函見楊，達成互不侵犯、建立軍事聯絡等三項口頭協議，此後，張文彬即以十七路軍政治處主任祕書名義長駐楊部。1936年4月中共專派回國的王炳南與楊一再地「深談和合謀」。由是，中共終與楊結盟。1936年6月，楊部已用軍用合作社的名義開設了中共的聯絡站，並將大批的無線電器材、醫用藥品等運往延安，而中共往返西安、延安，進入內地，回歸陝北，路條均由楊的十七路軍提供。
「西安事變」前，在楊虎城身邊工作的共產黨員除王炳南、張文彬等外，還有米暫沉、宋綺雲、王菊人、申伯純等人，他們當時20至30餘歲，深得楊的信任，參與機密，儼然成為楊的「智囊團」。
二、張學良實為中共「特別黨員」
1936年6月照蔣介石廬山訓練團而建立的「西安南郊王曲鎮軍官訓練團」，雖由張學良、楊虎城任正副團長，其實權卻完全握在中共黨員劉瀾濤、應德田手中。中共黨員應德田作為張學良的少將處長，更是張發動西安事變的祕密策劃者之一。中共黨員申伯純即稱：「王曲軍官訓練團訓練時間雖然只有兩個月，但對於改造思想，灌輸聯共抗日的主張卻收效很大。」軍官團學員就曾在西安事發前七天狂言：「不要讓蔣介石站著走出去，而應該爬著滾出去。」
以張學良為首的「抗日同志會」，實際負責人亦為中共黨員劉瀾濤、應德田等人。其創立時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黨員和「左傾」分子。尤為重要的是，這個組織還掌管了張學良一切祕密活動，一切與共產黨聯繫的技術工作，以及東北軍全軍的人事工作。
而張學良本人在1936年6月底通過中共中央聯絡員劉鼎，首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共。7月2日，中共向共產國際請示。前蘇聯公布的一份共產國際文件顯示，共產國際於1936年8月15日覆電說：「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的，是你們關於一切願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黨和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鑽進黨內的決定，以及你們甚至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
曾經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長的閻明復披露，葉劍英生前曾經對主持東北軍黨史整理的編輯宋黎（西安事變時曾在張學良身邊工作的中共祕密黨員）有過交待，肯定張學良就是中共黨員。宋當時將葉劍英的這個談話作了記錄，並將記錄稿封存在保險箱裡，並交待「張學良還健在，我們一定要千方百計保護他，他的中共黨員身分絕對不能外洩，等他去世後再把談話記錄拿出來報告中央」。
葉劍英的談話並不是孤證，張學良東北軍的老部下、後來歷任共軍冀中軍區司令員、晉綏軍區司令員、鐵道部部長等職的呂正操，1991年在紐約與張學良曾數次晤談，他也對人披露「張漢公是共產黨員」（張學良字漢卿，被尊稱為張漢公）。呂正操還多次對人說，周恩來生前不止一次地告訴他，張學良是中共黨員。
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寫作組組長高文謙認為，共產國際不同意張學良加入中國共產黨，真正的原因是莫斯科視張學良為軍閥、漢奸，不可信任。張學良在東北主政時曾經因為中東鐵路問題同蘇聯發生衝突，甚至兵戎相見。
由此可見，張學良當時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也同意吸收他入黨，並報告了共產國際，只是遭到共產國際的否決。葉劍英的「肯定答覆」最大可能是，張學良被中共中央批准為只有極少數人知道的「特別」黨員。
台灣出版的《雜憶隨感漫錄——張學良自傳體遺著》中，張學良坦誠地說：「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簡單地說，我可以說我就是共產黨。」
三、張學良私通中共 謀求蘇聯支持
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透露，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多次赴上海南京與蘇聯使領館官員密談，他想取代蔣介石作為國家領導人，宣稱願與紅軍合作公開對日本宣戰，希望蘇聯支持他。斯大林不信任張，不相信他有能力團結領導中國，但要利用張，故表面答應考慮，讓張先與中共祕密聯繫。
早在1936年1月20日張學良與中共首次祕密會談。毛澤東樂於利用張反蔣並取代蔣，毛好從幕後操控，故指示李克農答應張支持他取代蔣介石。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1936年7月底張學良告訴俄國駐華大使波哥蒙絡夫，他希望與中共合作反蔣抗日，期望得到蘇聯的支持；大使回答：「那是沒有問題的。」
有報導稱，張學良在與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祕密接觸談判中，周恩來承諾要在西北建立以張學良的東北軍為主、西北軍和紅軍為輔的「三位一體」的西北聯軍，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
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發給莫斯科的密電稱：「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政府，則財政來源完全斷絕，加上紅軍，每月至少應得到國際三百萬元的資助。同時，東北軍脫離南京後，武器來源也完全斷絕。因此，飛機、重炮、各類步槍、機槍、架橋設備，以及各種彈藥，都需要來自國際的援助。」
1936年9月，張學良與中共正式簽訂了所謂《抗日救國協定》，達成消極剿共協議，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張學良向中共紅軍提供了大量的過冬棉花，藥品、新鮮食物等物資，解決了紅軍過冬的燃眉之急，並且允許中共在西安設辦事處，及祕密電台。
1936年11月25日，德國跟日本簽訂了反共產國際條約，使蘇聯面臨東西兩面受敵的局面，日本正從外蒙古南邊向蘇聯中亞地區移動。條約宣布的當天，斯大林緊急命令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嚴厲告誡中共放棄反蔣政策，擁護統一的中央政府：「我們需要一個可以領導全民族的政府。趕快做出方案來！」 但俄國與中共皆對張學良保密。毛澤東在明知蘇聯不可能支持張學良的情況下，繼續鼓動張學良反蔣並欺騙他會得到蘇聯的支持。
四、張、楊計議「挾天子以令諸侯」
張學良在1957年所寫《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一文中說：楊虎城在當時已經被共匪滲透，……我在洛陽歸返西安之後，同楊虎城相談之下，彼此大發牢騷。某一日，又談這個問題時，我問計於他，他沉吟了一下說：「我那些小傢伙們（這是指他的智囊團）倒有一個計策，等待蔣委員長來西安時，我們不使他離去，我們來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請注意，他一開口就說「那些小傢伙們」，證明他背後已有人鼓動他，是利用他來推動我、試探我。」
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透露，張學良曾與葉劍英密談，告訴葉他準備發動政變。葉劍英於1936年10月29日電告毛：「有一個扣留蔣介石的計劃。」11月5日葉離開西安返延安向毛匯報。
蘇聯間諜特托夫（Titov）記錄道：「葉劍英和張學良於1936年11月討論了綁架蔣介石的計劃，毛澤東卻故意向蘇聯隱瞞，因他知道斯大林肯定反對。」張學良在行動前電告葉：「重要事相商，請速回。」但毛扣住葉不讓他走，同時卻回電稱葉已上路。
行動前一刻，張學良電毛：「擬採取行動」；毛接到電報後高興地對祕書說：「上床，明早有好消息！」
五、西安事變爆發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張學良進剿紅軍，張當面表示反對，並提出「一致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介石拒絕，兩人大吵。12月2日，張學良飛抵洛陽，向蔣介石面報，謂其部下不穩，勢難支撐，再三請求蔣介石前往訓話。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再次到西安，並調動三十萬中央軍嫡系部隊進剿紅軍。蔣介石向張學良、楊虎城表示：要麼進兵，要麼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分調福建、安徽。
12月11日晚，蔣介石宣布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
12月11日晚間，張學良和楊虎城決定照計劃進行綁架行動，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的命令。在行動部署上，包圍華清池和西安至臨潼間的警戒，歸東北軍擔任；西郊市內和隴海路西安車站、西郊飛機場，包括解除中央憲兵、特務、警察、中央軍駐在上述地區部隊武裝，扣留飛機，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及散居各處的南京軍政大員，都由楊虎成指揮十七路軍執行。
12月12日晨6時，張、楊在西安、臨潼兩地，同時發難，張學良派了四百多人進攻蔣介石的住地，蔣的衛兵奮起抵抗，死亡二百多人。蔣介石剛做完早操，正穿衣服，聽見槍聲連續不斷，蔣跑進後山，最後在一個荊棘叢生的巖穴裡被抓住，身上只穿著睡衣，鞋丟了，背受了傷。跟蔣一道越牆而逃的隨從被打死。
中央要員在陝同時被十七路軍扣於西京招待所的，計有內政部長蔣作實、福建綏靖主任蔣鼎文、錢大鈞、陳調元、陳誠、朱紹良、陳繼承、萬耀煌、衛立煌、邵力子、馬占山等多人。陳誠當時且戰且走，最後在西京招待所繳械，是最後受制的一人，而邵元沖則於槍戰中不幸遇難。
張學良隨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學良、楊虎城任正副委員長，並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實行民主政治。
六、南京國民政府剿撫並用
南京國民政府12月12日獲知西安事變消息後於當晚十一點半，召開中常會及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議，決議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會議最後決定剿撫並用，一面以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一面以于右任為陝甘宣撫大使。
12月13日晨八點，宋美齡致電張學良，告知澳籍記者、曾為張作霖父子謀士的端納擬飛西安，端納亦同時電告張學良。
12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勸誡張學良投降無效後，中國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遂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行壓迫。空軍隨即展開轟炸西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向西安。張學良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請國軍方面暫停軍事行動，避免衝突升級。
12月22日，宋美齡、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飛機上，宋美齡把手槍遞給端納，說：「如果叛軍對我有任何不禮貌行動，你可用此槍立即將我槍殺。」
七、中共決意殺蔣
1936年12月12日兵變當晚，中共以毛澤東、周恩來的名義給張學良發去「文亥電」，要求張必須把蔣介石「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裡，且須嚴防其收買屬員，不可將其交其它部隊，緊急時誅之為上」，並立即派周恩來前往西安，要周說服張學良「執行最後的措施（即殺掉）」。為促使張學良早日殺掉蔣，毛於13日發電給張謊稱，「我們已經與共產國際安排，詳情將隨後告知。」
12月13日，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了西安事變，會議的基調是「審蔣」、「除蔣」。李維漢回憶，在獲得消息後，「欣喜若狂，當即在大廟裡召開群眾大會，廣為宣傳」。
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透露，12月12日，毛獲悉張學良扣留蔣後的頭一封致蘇聯電報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定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毛懇求莫斯科捲入：「請你們贊助我們」，「用大力援助中國」。他還問莫斯科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審判」。毛很清楚他的目標跟斯大林有矛盾，所以裝作他也是在捉蔣之後剛聽說，向莫斯科保證中共「在數日內不發表公開宣言」。
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得知西安事變致電陝北中共中央，主張殺蔣，此電被斯大林扣發。
八、斯大林為了蘇聯的切身利益救了蔣介石一命
斯大林一聽到西安事變的消息，立即親自擬電給中共，一是懷疑西安事變是「日本間諜所為」，二是絕不容許中共殺蔣。斯大林表示，張學良份量不夠，不能做中國抗日領袖，中共也一時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
美國記者斯諾的《紅色中國散記》中說，宋慶齡曾告訴斯諾，這期間她「曾替斯大林轉過一封很凶的電報給毛澤東，內容是要求中共必須（對張學良）施加壓力放蔣。」張國燾的回憶錄也提到當時曾接到斯大林措辭嚴厲的一封電報。
斯大林問共產國際書記季米特洛夫：「是你們允許中國事件發生的嗎？」斯大林還追問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雖然王明曾要求處死蔣介石，但王說電報是克格勃外事部的阿特爾起草的，結果阿特爾立即被逮捕，隨後被槍決。
季米特洛夫寫信給斯大林稱：「儘管我們警告，但中共事實上介入非常深，與張學良的關係十分友好。很難想像為與毛共合作，張學良敢冒此險。」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致電毛，譴責綁架蔣介石：「客觀上唯有損害反日的團結，幫助日本侵略中國。」電報命令「中共必須堅決採取以和平方式解決事端的立場」。
毛接此電報時極憤怒，扣下了這份電報，繼續操縱殺蔣。毛後來稱，莫斯科十六日的電報「勤務組弄錯了，完全譯不出」，稱他十八日要求莫斯科重發。毛19日還對政治局說：「國際指示還未到。」
西安事變發生後，蘇共《真理報》和《消息報》相繼發表社論抨擊張、楊「叛變」，是日本漢奸，認為事變將導致中國內戰，日本坐收漁翁之利，並公開支持蔣介石。
歷史學家辛灝年表示，1935年8月以前，蘇俄一心要的是顛覆新中國——中華民國，以便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所以，中共便在蘇俄的指使和指揮下，實行公然叛亂和公開叛國。1935年8月後，當蘇俄面對來自德、日強鄰的威脅，為自保要求各國共產黨必須與本國政府結成反德、反日的統一戰線，以共同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由於中共意在殺蔣的西安事變，只能造成中國群龍無首和分裂、混亂，進而造成中國迅速為日本所亡，其結果必然導致蘇俄面臨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險，因此，斯大林為了蘇聯的切身利益救了蔣介石一命。
九、張學良陪同蔣介石回南京
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表示，張學良獲悉蘇聯反對他扣蔣後，他便決定保障蔣的安全。西安事變後，中共保持沉默三整天後才發表聲明，隻字未提支持張學良任元首，相反確認南京政權。張學良意識到保護自已的唯一途徑便是保護蔣介石，並將自已交由蔣處置，因為南京政府許多人恨不得殺了他，確實有不少人試圖暗殺他。
有報導稱，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觀閱了繳獲的蔣中正日記，明白了蔣中正並非不抗日，而是在積聚實力；在當時中國弱而日本強的情況下，越能延遲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時間，對中國越有利，這是蔣介石一直無法說出的苦衷。這也是促成張學良醒悟的原因之一。
12月14日當蘇聯公開譴責政變後，張學良來到蔣介石扣留處，站在蔣面前沉默流淚，並對蔣說他「意識到綁架是一種愚蠢和有病的思考行動」，並要祕密釋放他。12月16日南京向張學良宣戰，並轟炸了張學良在西安城外的東北軍。蔣介石立即向外遞送一信息，要南京停火；於是南京停止了軍事行動。 12月20日，莫斯科電毛：重申「必須和解爭議」，直到這時，毛才將電報轉周恩來，要他幫助「恢復蔣介石之自由」。
12月23日，宋子文、張學良和周恩來舉行談判，蔣拒絕與周直接談，即便被告知若不見周恩來，就不可能釋放，蔣仍然拒絕見周。莫斯科知道，可以用一種方法讓蔣介石見周恩來。12月24日，博古來西安轉達莫斯科同意讓蔣經國回國，周恩來才被允許於聖誕節進入蔣的房間，周告訴蔣他的兒子經國將回國。最終，蔣介石承諾改組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聯合抗日等協議內容，但拒絕為他的承諾簽訂任何協議書。蔣介石讓周恩來到南京直接談判。
12月25日，張學良決定親自護送蔣介石離開西安。蔣介石在宋美齡及張學良陪同下，由四架軍機護送，由西安飛抵洛陽。26日，飛抵南京明故宮機場，中央黨政軍人員均在機場迎候，蔣中正座車經過市區時，萬人空巷，市民夾道歡呼，其情況之熱烈，實為空前所未有。
1936年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李烈鈞為審判長，對張學良進行軍法會審。12月31日，軍法會審結果，張學良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1937年1月4日，國民政府發布「特赦令」，但仍將張學良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張從此開始幽居生涯。1995年離台，張僑居美國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去世，享年101歲。
張學良在1956年應蔣介石之要求所寫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痛陳：「殊不料良當年認為愛國抗日之共產黨人，乃石敬塘、劉豫之流亞，誠如蔣公早年所言『頭等大漢奸』也。良當時自用自專，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覺，一往迷惑，空虛幻想，反躬思來，羞愧自憾無已！良立志救國，反而誤國，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計圖謀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灑至中日戰場上一點一滴；誤長官，害朋友，毀部屬莫此為甚！坐收其利者，反為共產黨耳。」
十、西安事變惡果：中共避禍竊國
在西安事變第二天，胡適就曾給張學良發去一封電報指出：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介石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20年；並嚴詞警告張學良「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陪同蔣介石回南京，以謝罪國人；同時明確定性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
歷史學家辛灝年表示，西安事變的台前人物是張學良和楊虎城，而中共是西安事變的陰謀策動者，處理事變的最高決策者卻是蘇俄的斯大林。西安事變使「八年剿（共）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幾乎隳於一旦」；西安事變迫使國民政府進行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蘇聯所期望的抗日統一戰線，共產黨軍隊不但不再被圍剿，而且被正式承認為國民政府軍隊，建制八路軍和新四軍。
由西安事變所表現出來的中國人民高漲的民氣，全國團結一致的氣氛，特別是蔣介石能夠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終於使早已橫言「對西安事變絕不做壁上觀」的日本軍閥，深有「此時不滅中國，將無來時」的感喟，從而提前了全面侵華戰爭的時間表。西安事變後僅半年，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一場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戰爭」，在中共的直接誘發下，全面爆發了。
八年抗日戰爭中，國軍將士陣亡300萬，平民喪生1,000萬。而中共毛澤東實行「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內部政策，至抗戰結束時，兩萬人的中共軍發展到八路軍90萬，新四軍30萬，共產黨有了120多萬軍隊。
日本歷史學家松元一男在《張學良和中國》一書中說：「在西安事變裡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失去了身為國家元首的面子，張學良種下了被監禁半個世紀以上的開端，楊虎城也導致了被慘殺的命運，但是對共產黨來說，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蘇生、發展而取得天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張少帥之福。因為認清這個事實，中國共產黨一直把張學良看成『千古功臣』。」
胡適說：「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而毛澤東則說過這樣一句話：「西安事變把我們從牢獄裡解放了出來。」
時政評論家曹長青表示，連張學良本人看了蔣的日記也明白了，蔣介石不僅要抗日，而且有詳盡的戰略計劃。因此西安事變並不存在促使蔣介石抗日這回事，而只是把原來計劃的爭取時間、積蓄力量的戰略部署破壞了；把全面抗日的時間表提前了。這除了對日本人有利，對中國人則是巨大的災難——抗戰的慘烈已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中國從各方面都準備不足。
辛灝年表示，中華民族的命運，中華民國的命運，中國國民革命的命運，中國國民黨的命運，中國大陸人民的厄運，似乎就在「華清池槍聲驟響」的那一剎那間，就已經被確定了下來。由張學良、楊虎城的叛亂槍響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虧一簣的歷史局面，從此竟為中國共產黨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推行專制復辟，製造了千載難逢的「歷史良機」，更使得中國大陸人民在長達至今60餘年的歲月裡，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劫難。＃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