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我肩扛行李，手中拎著大同電鍋，隨著台灣的留學人潮負笈新大陸以來，半個世紀已如飛而逝。花甲之年回憶往事，才瞭解在我懵懂無知的年代，幫我渡過難關的一些人不在少數（許多位都已作古），他（她）們的形影，一直縈繞在我腦海中，包括我的論文指導教授，一群早期的公司同事，一位候車亭裡素昧平生的老護士，遊樂場的管理員夫婦倆‧‧‧‧嗯，想起來了，還有一位中國老廚師。

這位中國老廚師，是我在紐約長島極東端的漁港蒙托克鎮﹝Montauk, Long Island, New York﹞上的一個名為羅西梅亞的西餐館裡﹝Ruschmeyer’s Hotel Restaurant & Club﹞遇到的，時間點是1970年的六月下旬。

與老廚師有緣

用中國諺語「有緣千里來相會」來形容我與老廚師的相遇，是最恰當不過的，因為我是打一千多英哩外的密西西比州來到紐約打工的留學生。蒙托克鎮也不是我最初預定的打工地點，五月中旬學期結束後，我坐了兩整天的長途巴士，迢迢千里趕去紐約州，原先是想要在號稱「大蘋果」的紐約市裡打工的，結果「陰錯陽差」地在六月底「流落」到蒙托克鎮。1970年是我一生中很關鍵的一年，在紐約大都會區的一些際遇，也是這輩子忘不掉的。

蒙托克鎮是紐約居民的渡假勝地，如果由紐約市乘坐長島線火車﹝LIRR，也就是Long Island Railroad﹞東行，得經過大大小小的約二十個車站，當年的規矩好像是每個站無論大小都要停靠五分鐘，所以這短短的約一百英哩，要走上近三小時。長島線火車不是交通幹線，乘客不太多，由曼哈頓的賓州車站出發，蒙托克鎮是這火車線的終點站。每天開赴蒙托克鎮只有一個往返的火車班次而已，原班火車在到達蒙托克鎮，滯留兩小時後會往回開。

在蒙托克車站的「事求人」看板上，我見到一家名為羅西梅亞的西餐旅館在徵求一名「收碗盤兼清桌椅」﹝Busboy﹞的招貼，時薪七毛五，食宿全包，正合我意，在公用電話亭裡撥通電話，與經理談了不到兩分鐘，這位年近六旬，名叫傑若德‧羅西梅亞﹝Gerald Ruschmeyer﹞的猶太裔老板就親自開車來接我，原來餐旅館就是以他的姓氏為招牌，主要是做旺季渡假客人的生意。

其實這餐旅館與蒙托克車站只有約五分鐘車程而已，去餐旅館的路上，傑若德和我閒聊起來：

「你打那兒來的？」

「我是台灣來的中國人，現在還是學生身分，但是有移民局的暑期打工許可證。」這已是我短短六週以來的第三份工作，早已習慣老闆們都會盤根究底的搞清楚打工者的來龍去脈，所以一口氣就先報清楚我的「底細」。

「哦，那你與我們大廚該是言語相通囉。」傑若德顯然對我的「身分」不介意，不但沒有要我出示證件，還滔滔不絕地「簡報」餐館部分的情況。

「中國大廚？難道你們賣中餐？」

「我們雖然由中國人主廚，但是不賣中餐，只供應傳統的美國食物如龍蝦與牛排等等。」

初見「師傅」

說著說著車已停靠在餐旅館前，傑若德領我到一旁的「男生宿舍」裡，才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地要我跟他去廚房見大廚。

廚房在餐廳與旅館之間，只見「出菜檯」的後面坐了個身著白色圍裙的廚師，當時是下午三點多，餐廳沒有客人，他正坐在那兒閉目養神呢！

「嗨！大廚。看我給你帶來的『新朋友』。」傑若德提高了嗓門。

一位面容清臞，天庭飽滿的東方人，緩緩地在檯後站了起來，大約五十多歲，身高可不算矮，約有一百七十公分左右，身形瘦削，但是有雙結實的手臂，若不是那一身打扮，他看起來還文雅得像是位學校老師呢！

看到我的那瞬間，他眼睛閃亮地打量我一番，用英語問：

「你是中國人？」

「是的。」我點頭用英語回答。

「是台灣來的。」傑若德加了一句。

大廚嘴角閃過一絲笑容，對我咕嚕出一句我聽不懂的話，好像是上海口音，把我愣在當場，只好用國語（普通話）回答他：

「抱歉，我‧‧我只會講國語。」其實我通川、湘語，也略懂客、台語，但我知道即使告訴他也是白搭。

「你們言語不通？」猶太佬傑若德冰雪聰明，馬上就看（聽）出來啦。

「中國的主要方言不下三十種，普通話（Mandarin）才是全國通用的，但是差別不大。」我搶先回答。其實差別可大呢，我一年前才由馬祖服兵役回來，當地的福州話還真是難懂咧！

「別擔心，我們都說英語。」大廚向傑若德解釋。

大廚說他會講英語，其實那是「洋涇濱」英語，但我來到新大陸也還不到一年，當時的英語實在比「洋涇濱」好不了多少。後來才知道，大廚根本是個文盲，連中國字都不會寫，他的英語顯然是「用耳朵學的」，所以我1970那年與他相處了兩個多月，蒙他諸多照應，卻連他姓啥都沒搞清楚！

經過兩天的比手畫腳，我倆終於決定了給對方的稱呼，他是我口中的「師傅」，我則成了他的「哈星」！稱他為師傅是因為我自幼的家訓是學會尊重「藍領階級」，木匠也好、泥水工也好，全都被稱為師傅，軍中的士兵們，再低的階級也都冠以X班長來稱呼。

師傅堅持稱呼我為「哈星」，主因是餐廳已有一位從佛羅里達州來打暑期工的大學生也和我一樣叫「瑞克」，經常一喊「瑞克」會有兩個人應。「哈星」聽起來好像是上海話的「學生」，老實說這是我猜的，因為當我寫我的中文名字給他看時，他不識字，用普通話告訴他，我是姓「謝謝」的那個「謝」，他也聽得霧煞煞，我只好勉為其難地接受這「哈星」的稱呼啦。我當然也曾看過他的駕駛執照，上面的姓氏拼音簡直是「亂七八糟」，看了等於沒看，就是猜不出他的中文名字。

廚房裡的工作人員除了大廚之外，只有一個洗碗工而已，常見大廚在火爐前揮汗如雨，沒有半個幫手分擔他的工作，連做最基本的「沙拉」都得要自己動手切菜，遇有客人點了半打「生蠔」時，還要手忙腳亂地放下手中工作去開蠔殼。在羅西梅亞餐廳打工之前，我已經在紐約長島的其他兩家餐館的廚房裡工作過，而我的職稱就是菜檯工﹝Pantry man之暫譯﹞，所以上述這些簡單的廚房雜事都做過。

第一次輪休時，我因為不是「有車階級」，那兒都沒去，就在廚房裡與師傅混了一整天，也自告奮勇地做了一天打雜的菜檯工。與師傅漸漸搞熟了後，只要是我的輪休日，都儘量留在廚房裡幫忙，耳濡目染地也學會了他的一些燒烤「秘訣」，例如烤牛肉（Roast Beef）時，一整塊肉一定先是烤成半生熟（Medium Rare）的，遇到有客人點中度熟﹝Medium﹞時，不必再加工，就在切好的牛肉上澆以咖啡色的湯汁，以掩蓋住牛肉上的血水，如果有客人要點生牛肉﹝Rare﹞時怎麼辦呢？你猜對啦，就澆些絳色的湯汁冒充血水。只有在客人點熟牛肉（Well Done）時，才需要把切好的牛肉回爐烤個兩分鐘。建議各位看倌到西餐廳點烤牛肉時，就點半生熟（Medium Rare）吧，因為那才是鮮嫩的「原汁原味」。

有時候烤牛肉賣不完，師傅會在廚房烤爐熄火後，把牛肉切絲配以洋蔥炒它一盤，澆在一份事先準備好的蛋炒飯上，兩人笑瞇瞇地在廚房對坐吃起宵夜來。師傅還有一道「私房菜」，是我倆的「下酒菜」，那就是「滷鴨翅膀」。

「鴨翅膀」從何而來？原來餐廳的菜單上有一道「烤小鴨」，雖然我擅自把Roast Duckling直譯為烤小鴨，其實那餐盤上的半隻鴨子的尺寸，絕不下於你在中國城的燒臘店裡看到的那些燒鴨。一客半隻烤鴨的量是夠大的，美國人「文雅地」用刀叉吃烤鴨，通常是切幾塊胸脯肉吃，那必須用手掰開來吃的鴨翼（包括中翼與翼尖）連碰都不碰，師傅注意及此，鴨子進烤箱之前，中翼與翼尖被他剁下，每隔幾天就在冰箱裡屯積了十幾、二十個鴨翅膀，師傅做起滷味來可是得心應手的，以前他顯然是獨享，如今是與我分享。現在想著那「滷鴨翅膀」配上冰啤酒，加上勞累一天後，放鬆心緒享受美味的情景，即使半個世紀以後還讓我有「飄飄然」之感呢！

師傅除了經常用中式來照應我的三餐（有時候還加上宵夜）之外，還曾挺身而出為我爭取權益，表現了「團結就是力量」的移民奮鬥精神。且容我慢慢導入那讓我四十多年來縈繞於懷的往事吧。

「師傅」的身世之謎

老實說，我連師傅的姓氏都搞不清楚，那兒會知道他的身世，他又是如何來飄洋過海到新大陸來的？不過我確實知道他是上海人，是中共「建國」之前「坐船」來的，而且還是船上的廚師。他說全船只有他與另外一位廚房工作人員是華裔，其他全是美國人，他的英語就是在上船後才開始學的。他說他是合法來美國的，我猜想他可能是在一艘停靠在長江口的美國軍艦上做過廚工，所以才在軍艦返抵美國後，以軍方僱員身分，落地成為合法居民。他也得意地主動透露，他的月薪是一千元支票﹝要扣稅的﹞加上五百元現款﹝不扣稅的﹞，包食宿，但是一年只有七個月的工作，其餘寒季的五個月得回紐約市租間房棲身。算起來這萬元年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不錯的，打個比方，我就讀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學，有博士學位的助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其年薪（分九個月付，暑假無薪）也不過萬元出頭而已。

師傅雖然單身在美，但他在上海是有家眷的，而且還有一個與我年紀相當的兒子，他曾給我看過一張泛黃的小黑白照片，是他們全家福照，照片中的孩子看起來不滿三歲，照片顯然是他來美國之前拍的。另外還有一張他兒子單獨的照片，仍是滿臉稚氣，不超過十歲的樣子。也是他自己主動地告訴我，在羅西梅亞餐廳的七個月工資，他一分錢都沒留下，全數寄回上海，自己的日常生活費用則是靠其餘五個月在紐約市打零工賺來的。

由於我倆言語上有些溝通障礙，以下的對話是我和他比手畫腳地「聊」出來的，字句即使有些差異，原本的意義絕對沒有扭曲。

「你匯錢回去，家人能收到嗎？」我關心地問。

「有！有！」師傅篤定的點著頭。

「你怎麼確定的？」我怕他被人「坑」了。

「他們在信上寫的。」

「咦，你不是不識字嗎？」

「中國城裡多的是「代書」，替我讀信、寫信。」

「你家人能全數收到你匯回去的錢嗎？」

「他們信上只說收到錢，沒提是收到多少。」師傅想了幾秒鐘才回我。

「但是最近兩年來，我兒子沒空寫信，要隔好幾個月才收到我老婆的一封家書。」師傅接著說。

「那她信上怎麼說？」

「說我兒子現在在外地學習，不准與海外通信。我老婆也不識字，只是要「代書」轉告，說大家都平安。」師傅的眼眶有些紅。

我聽了不敢接腔，怕傷了他的情緒，他兒子顯然被「下放」啦！因為這是1970年（文革的第四年），全大陸由上而下，正是一片血雨腥風之時，師傅的家屬有「美帝」的海外關係，怎麼可能不遭迫害，況且，他說不定不瞭解「在外地學習」的真實意義。

在這兒也讓我想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在台灣受教育的那十幾年，老總統蔣中正經常在各節慶發表文告，一貫譴責毛記政權讓「大陸同胞」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現在看起來，老總統的用字還太客氣了一些。我自己身陷大陸的親戚們是屬於被中共踩在腳底下的「黑五類」分子，對他們而言，毛澤東當「皇帝」的那三十年，正是親戚們被扔到煉獄中，過著那「生不如死」的一萬一千多個苦難日子之時！許多親戚甚至於被剝奪了小學畢業的基本教育人權，簡直與文盲差不了多少！

後來我就不敢再主動和師傅聊他家鄉的事了，我想他回紐約市的中國城時，必定也會聽到朋友們談到那災難的「文革」，但是他的家人是有「僑匯」的，對當時一窮二白的中共政權，應該還有壓榨與利用的價值，老共不至於笨到「殺雞取卵」罷！

餐廳裡的其他角色

講到師傅替我打抱不平的往事之前，得將餐廳裡的其他角色簡單地介紹一下。

羅西梅亞餐廳是羅西梅亞家族經營的，傑若德與羅西梅亞太太（在此簡稱為老羅與羅太太），加上他倆的獨子小傑若德（年約二十，在此簡稱為小傑），都在餐廳當差，老羅是經理，羅太太負責收銀，小傑另有工作，晚上在酒吧做兼職酒保。老羅懂廚藝，大廚每月有兩天休假，會開車回紐約市，餐廳就由老羅親自主廚，羅太太收銀之餘，也負責管理旅社之營運，指揮雜工們做工，小傑的酒保工作只做到晚上十點左右，十點以後老羅就變身為酒保，與酒客們（許多是每晚的常客）打鬧成一片，直到清晨一、兩點。老羅是個工作狂，洗碗工因為低薪而流動量大，常見洗碗工「不告而別」時，老羅就捲起袖子掛上圍裙，自己在廚房裡揮汗洗碗。後來才得知，老羅與羅太太早已離婚，只是分財產時餐廳不易切割，乃貌合神離地共同經營而已。

餐廳裡除了我們這幾個外地來打暑期工的大學生之外，有一位名叫葛蘿麗亞的常設女侍，她是當地人，單身或是離了婚，年紀比羅太太只年輕個幾歲而已，她也是管理打暑期工的學生們之首席女侍﹝Head Waitress﹞，負責分配我們的工作，晚上十點餐廳打烊後，常見她在酒吧間裡拼命灌酒，因為老羅讓她每晚有幾杯免費的雞尾酒可喝，有次她喝醉了，滿臉通紅地在酒吧間發酒瘋，時值午夜，老羅無奈之下，只得把兒子小傑叫回餐館，父子倆架著她出去，在喧囂聲中她被塞進自己車子後座，由小傑開車送她回家。我們幾個住在餐廳旁男生宿舍裡的工作人員全被她吵醒，一起擠在宿舍窗口後面看熱鬧，幾十年來還印象深刻。

1970年暑期在羅西梅亞餐館作工的東方人，除老廚師與我之外，還有一位腦袋有問題的日本人阿比（Abe）。現在回想起來，「阿比」應該就是與那個死不承認1937年12月有「南京大屠殺」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本家，是日本的姓氏之一，只是當時我們都把「阿比」當作「名」而已。阿比是旅館的雜工，他可以接受老羅的指使做事，拿著工具在旅館煞有其事的敲敲打打，修這修那的，但是他目光呆滯，還成天不停地自言自語，對著空氣指手劃腳，蠻嚇人的。還好他沒有「攻擊性」，沒惹事生非，但打工的學生們都被他的瘋勁兒嚇得敬而遠之。

餐廳裡的風波

在羅西梅亞餐廳打工有個不成文規矩，想要當收入較豐的侍者，得先由Busboy做起，所以我就負責收碗盤兼清桌椅的工作。除我之外，餐廳還有另一位Busboy，我們倆時薪七毛五，還可以分到每位男女侍者所收小費中的百分之十。兩人平分後，連同薪資，每晚大概會有十一、二元的收入。以當時之物價指數換算，十元的收入相當於現在的六、七十元，而且食宿免費，不算太差啦。

其實餐館就是一個社會的縮影，好、壞與正、反都有，中外皆然。對像我一樣從未有社會經驗的學生而言，是一個十分難得的「見習」機會。總是覺得在台灣，大學男生畢業後必須服義務兵役的磨練，對我們來說是鍛鍊「逆來順受」的最佳環境。那時我才離開部隊不到一年，心智上已漸趨成熟，應付打工時所遭受的各種委屈，心中自然有個尺度，不至於會因過度反應而造成無法收拾的局面。

羅太太收銀之餘，也在旁冷眼旁觀各員工的工作態度，我與另一位Busboy的表現她看得一清二楚，我收拾碗盤與清桌椅的速度，是另一位Busboy的兩倍都不止，羅太太看在眼裡記在心裡，有天午休時與我閒聊，特別嘉許我的「快手快腳」，我也就藉機表達我想當侍者之意念。當羅太太得知我若是一個暑假不能淨賺一千美金的話就回不了學校時，提前在三週之內就把我升為侍者，為了讓我多賺些錢，還將替住宿旅客搬行李賺小費外快的機會也交給我。她的親切與關懷，讓我至今仍然感念不已。

侍者的日常作息表照例是由首席女侍葛蘿麗亞制定的，餐廳裡的三十幾張餐桌被分為好幾個區，每區由一位侍者負責。羅西梅亞餐廳位於一個名為Fort Pond的小湖西端，靠窗的每張餐桌都可以在用餐時瀏覽湖景，所以先到的、或是已訂了位的客人，當然都會要求坐在靠窗的位置用餐。老羅規定葛蘿麗亞在制定作息表與分配工作區時要公平，所以葛蘿麗亞也看似公平地讓其他侍者都有在靠窗餐桌服務的機會。但是葛蘿麗亞心機頗深，非週末的那四天餐客不多，餐廳沒有幾桌客人，所以她把自己的服務區劃在靠窗位置，只要有客人來，一定喜歡坐在可以看湖景的窗前用餐，她就有不低的小費收入。週末的三天她才讓出靠窗區給別人，因為週末時餐廳滿座，任何區域都會忙得不可開交，不至於影響小費收入。

在羅西梅亞餐廳打暑期工的，除我是研究生之外，全是些在各大學部就讀的白人學生，他們打暑期工是「玩票」性質，主要是想賺些零用錢，或是想存點錢買輛代步的車，如果父母親沒替他們付學雜費的話，低利的學生貸款比比皆是，所以如果小費收入不多，他們也沒有急迫感。更由於領班葛蘿麗亞把我們的工作區域分配得不公平，週日（weekdays）與週末（weekend）的小費收入相差懸殊，所以他們之中約半數以上都只願意做週末班而已，其餘時間就喝酒打鬧，而且經常不過午夜不會回宿舍，回來後還繼續喧鬧到凌晨兩、三點，生活習慣與我有十萬八千里之別，與他們共處一室是蠻痛苦的事。雖然他們不在乎少賺點辛苦錢，我可是得要在短短三個月的暑期中，賺足九個月的生活費與學費才能回密西西比州繼續學業的。有鑑於此，羅太太也常支使我作其他零工賺些額外錢，但是在餐廳裡伺候客人吃飯才是我的主要收入。

有一個週日，只有領班葛蘿麗亞與我兩人在餐廳當班，中午的三個小時，只見葛蘿麗亞忙不迭的進廚房下訂單，我則連一桌客人都沒有。下午兩點到五點之間，廚房是不接訂單的，因為師傅得用這三小時來準備晚餐的項目，包括烤鴨子、烤牛肉等，大概是看見我中午時愁眉苦臉地站在自己工作區發呆的樣子，師傅問我：

「哈星，今天還沒有收入嗎？」前面提過，師傅一貫是以「哈星」稱呼我的。

「沒有。」我也很無奈，一面幫師傅切菜，一面無精打采地回答。

「我知道又是葛蘿麗亞在作怪！」師傅咬牙切齒地一刀剁下一隻鴨翅膀。

「XXX的，我有辦法幫你忙。」見我不吭聲，師傅兩眼圓睜狠聲地說。

晚餐開始，葛蘿麗亞遞進當晚第一張訂單，只見師傅仰面告訴她：

「好，我可以替妳完成這張訂單，但是如果下張訂單不是由瑞克遞進來的話，我就拒做。」

「什麼？你不接我下一張訂單？我有沒有聽錯？」葛蘿麗亞覺得不可思議，再加上師傅說的是「洋涇濱」英語。

「沒錯，妳若不分給瑞克一些客人，我今晚不再接妳訂單啦！」師傅豁出去啦！

我就站在廚房門口，這齣戲看得一清二楚，見師傅為我挺身而出，心中感激之餘，還是有點兒吃驚，只見葛蘿麗亞氣得滿面通紅，八成血壓給飆高啦！

「好得很，我這就去找老羅評評理！」葛蘿麗亞氣急敗壞地衝出廚房，瞥見我站在門口，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逕向酒吧間走去。不一會兒，老羅與在酒吧檯旁收銀的羅太太都一前一後地進了廚房。

「你怎麼與葛蘿麗亞吵起來了？」老羅有些興師問罪的口氣。

「葛蘿麗亞霸佔靠窗的餐桌，讓瑞克整天沒有收入，非常不公平！」即使說的是「洋涇濱」英語，師傅也毫不退讓。

「不是早就安排好的嗎？週末時，瑞克也有分配到靠窗的餐桌呀！」老羅顯然是護著葛蘿麗亞的，但是他心知肚明，大廚是絕對不能得罪的，否則會天翻地覆，所以語氣溫和地充當和事佬。

「哇啦哇啦‧‧‧‧」師傅一急，連話都不說不清楚啦，我站在廚房門口，正想打個圓場，羅太太開口了∶

「瑞克還是個學生，他的勤奮工作大家有目共睹，為的不過是賺些基本的生活費與學費，但他今天到現在為止，一分錢都沒得賺，是不太公平。」

「不是有工作分配表嗎？難道這表是白搭的嗎？」老羅與葛蘿麗亞顯然是同一「國」的，一直在替她辯護。

「那好，你們大家眼睛瞪大一點，看我的解決方法！」羅太太說不過老羅，撂了句狠話，轉身揚長而去。

二十分鐘後，羅太太從她的休息間出來，換了一身深色晚禮服，就站在餐廳進門口，自己當起「女主人」（也就是負責帶位的Hostess）來。可想而知，羅太太的招數就是堵在門口親自接待來客，將好幾桌客人領到我的工作區來。原來餐館在週日（weekdays）的客人大部分是常來的熟客，也就是一些蒙托克鎮附近的居民，羅太太都認識的，只見她在餐廳門口與客人們低聲講幾句話，這些老客人就跟隨她到靠裡面的位子來，由我伺候他們。後來羅太太告訴我，她對老客人們說，要介紹一位能幹的新侍者給他們，就這樣不動干戈地替我搶來了幾桌客人，當場把葛蘿麗亞給氣得牙癢癢的。師傅見我有羅太太撐腰，也樂不可支，得意地呵呵大笑！

雞肉沙拉三明治與海鮮炒飯

在羅西梅亞餐廳打工的學生都包括食宿的，女生們在酒吧間上方一個低矮的閣樓上打地舖，男生則住在餐廳旁的宿舍中，有四張雙層床。我一年前還駐紮在馬祖前線一個蕞爾小島（東犬島）上的碉堡中，比起這餐廳的宿舍還要「原始」得多，所以不像美國孩子那樣「叫苦連天」。師傅有特別優待，老羅分給他一間旅館客房讓他單獨住。

吃的方面就比較難以適應，早餐是烤麵包加杯咖啡，中午則吃三明治。菜單上有各式各樣的美味三明治，老羅交待師傅，只有「雞肉沙拉三明治」是免費給員工吃的，其他的美味三明治則要付八折的錢，久而久之，免費的雞肉沙拉三明治（大致是雞肉、芹菜配以沙拉油）被我們吃膩了，美國孩子們抗議無效（師傅說他是照章行事，要抱怨得去找老羅），乃私下將之改名為「雞屎三明治」，互相取笑對方在「吞雞屎」，大夥兒一邊吃「雞屎三明治」，一邊笑得差點岔了氣。

師傅自己煮米飯吃，那兒沒有「大同電鍋」，他就這麼一杯米配兩杯水的用煤氣爐煮，倒也蠻香的。師傅擅長「海鮮炒飯」，我也常常沾光，分到一大碗，躲在廚房後面吃。海鮮炒飯的主要成分是魚、蝦、蛤蜊與蛋，有時候甚至還有小干貝，蒙托克鎮是漁港，這些漁獲是師傅自己掏腰包去港口漁市買的，都非常新鮮，好吃得不得了。有一天我吃海鮮炒飯時被其他侍者逮到，當場向師傅吵著要求「相同待遇」。師傅無奈之下，吼了一聲：

「喂！我與瑞克都是中國人耶，我們當然吃中式。你們是中國人嗎？況且，這米是我從紐約中國城自己買來的，我高興做給誰吃是我的事。還有，瑞克犧牲午休時間在廚房幫我忙，你們都到那兒去啦？」師傅連珠炮式的發飆，把一群美國孩子轟得啞口無言。

有一次，我終於說服師傅，炒了一大盆「海鮮炒飯」給大家吃，美國孩子們吃得兩眼發直，大聲叫好，紛紛向我討菜（飯）名。我只好發給每個人一張「海鮮炒飯」的中文小抄，告訴他們進了中餐館，拿給侍者一看就知。其實海鮮炒飯的成份十個廚師做出來有十種味道，好不好吃得看自己的運氣啦！

拼到勞工節週末

美國的大學秋季班都是在八月底，勞工節前一個禮拜開學，那群白人學生在八月二十號左右都陸續辭工。我來紐約打工之前，就被華裔「老鳥」們告知，勞工節那個週末，是旅遊旺季的最後幾天，也是小費賺得最多的時候。「老鳥」們也告訴我們這群「菜鳥」，若是沒有在暑假時賺到一千美金，就乾脆別回學校，日子是過不下去的！離勞工節週末還有幾天時，我的銀行存款才接近九百元而已，所以我決定要打工到九月初，再多賺一點錢。

師傅早就在關心我是否能賺足回學校的錢，不時會問我的存款數目，我也一貫據實的告訴他，當他知道我還缺一百多元時，慷慨地要替我補足成一千元。被我婉拒後，知道我那「無功不受祿」的個性，又改口說算是「借」的，以後再還。自己的問題本該自己解決，所以我還是沒接受。羅太太也知道我需要一千元才能返校，瞭解我之會留到過完勞工節週末才回密西西比州，就是為了賺足學雜費，所以除了讓我替客人運行李，她還派我推著割草機，把整個羅西梅亞旅館的草坪給修整了，不到兩小時的工作，居然給了我一張二十元鈔票，它相當於現在約一百五十元的幣值，我也心知肚明，那是羅太太想幫助我湊足那一千元。

就長話短說罷，我離開蒙托克鎮的那天，身上揣著一張一千元的銀行本票，褲口袋裡還有四十幾塊現金，那是回密西西比州的旅費。臨行前，羅太太擁抱著我，拍著我的背低聲問我是否明年暑假見，我肯定地點點頭。連葛蘿麗亞也來抱抱我，祝我好運。師傅與我握別時，眼眶紅紅地要我明年早一點來，我也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小傑開車送我去火車站，在車上他告訴我，母親（羅太太）在家裡講過不少我的好話，讓我登時忍不住淚流滿面（大概也有離別的情緒因素在內罷）。

1971年的重逢

1970年的聖誕節，我收到羅太太的卡片，不但邀我回蒙托克，還問我能不能多帶三、四位中國同學一起來打工。羅太太卡片上強調，「我喜歡中國人」！

所以1971年的暑期，我們去蒙托克打工的老中有四位，除了我與另兩位密州大的中國同學之外，昔日大學同窗摯友，兼橋牌搭擋的老朱（朱嗣海兄）也由威斯康辛州來與我們會合，過了一個難忘的夏季。

羅太太早就告訴師傅我會帶朋友來，所以見到一堆小老中出現時並不意外，師傅在廚房也有了個幫手，是位年齡與他相若的上海人，現在回想起來，說不定他就是當年同船來美的那位夥伴。他的臉色嫌黃，比師傅要瘦些，職務就是菜檯工﹝Pantry man﹞，從此我就不需要幫師傅切菜啦。

剛見到這位新師傅時，發現他的上海話比較接近普通話，可是言語交流還是有相當難度，拿出紙筆請他寫名字時，我又傻眼啦，原來他也是文盲！但我肯定他姓范，因為他用手比出「吃飯」的樣子，說他姓「飯」，所以我們稱他范師傅。

再追問范師傅知不知道大師傅（這時我已改稱師傅為大師傅，以別於范師傅）的姓，范師傅拼命搖頭，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他的姓太難寫，你們就叫他「大師傅」罷。

短短的一年間，羅西梅亞餐館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去年在一起工作的美國孩子，一個都沒回來。兩位中國廚師對我們幾個中國人非常照顧，但是葛蘿麗亞還是本性難移，多多少少會給我無端地添麻煩。日本人阿比（安倍）仍然不停地自言自語，對著空氣指手劃腳。老羅身體欠佳，工作量大減，常常整天不見蹤影，去年還見他曾早上四點就來上班，因為他在紐約時報上做廣告，賣全套「海釣」的行程，包食宿之外，兼送釣客去搭事先安排好的漁船。海釣在六點曙光初現時就必須出發，但上船之前，得自己做早餐餵飽客人才行。現在他身體不太好，這釣客早餐（我們稱之為「早早餐」或是Early Breakfast）就由老朱與我來擔綱，好在我以前做過菜檯工兼二廚，做起簡單早餐來還算是得心應手，就是得上鬧鐘起個早而已。

這次打完工離開蒙托克時，大概是因為錢賺夠了，又有好友老朱作伴三個月，回味了我倆大四那年拼命打橋牌，打得「天昏地暗」的日子。再加上倆人常結伴去大西洋濱濯足，撿拾貝殼之餘，浩瀚的海景也舒解了我倆的異鄉遊子心情，所以感覺上比去年要好得多。只是再也沒想到，離開蒙托克後，與大師傅及羅太太之緣分也就劃下句點了。

後記

1971年的夏天，是我最後一次打工，1972年結婚成家，同時也在田納西州找到工程師的職位。一年後的1973年夏天，公司給了兩週的假期，我們開車遠征紐約長島，迫不及待地到蒙托克鎮去訪舊。

羅西梅亞餐館依舊，但已人事全非。走進大門，迎面而來的是位四十來歲的中年白人，長相十分斯文，我表明來意後，他主動與我聊起這一年多來發生的事。

原來他是紐約長島長大的當地人，在美國航太總署（NASA）擔任過工程師。1969年美國完成人類第一次登月任務後，因為技術已成熟，不再需要這麼多的高薪技術人員，再加上經費緊縮，他乃遭航太總署資遣。

回到紐約後，他在《紐約時報》上見到「餐館廉售」的廣告，正好是他年幼時曾來渡過假的羅西梅亞餐館，乃夥同另一位也遭航太總署資遣的工程師，合資買下經營。

「他們生意挺好的，為何要求售呢？」

「因為原先的老闆傑若德‧羅西梅亞病死啦！他患的是肝硬化症，一年前肝功能盡失，只好換了一個肝，他是美國醫藥史上的第七位換肝人，但是也只多存活了兩個月而已。」

「那羅西梅亞太太呢？」我相當吃驚。

「她原是紐約市布魯克林人，餐館賣出後，應該已經回布魯克林去啦。」

「廚房裡的工作人員呢？」我最關心的是大師傅。

「我們是初春時買的，餐館當時沒有營業，廚房裡也沒有人，現在的大廚就由我倆自己來幹。」我一陣惘然，沒有想到兩年之間變化如此之大。

得到餐館新主的許可，我前前後後轉了一圈，空蕩蕩的廚房裡依稀有兩位師傅的身影。收銀檯後，身材稍矮的羅太太所坐的高椅子也還在，但已人去「椅」空。我倒是不大擔心羅太太，因為與她生活在一起的小傑是個孝順的猶太孩子，會好好照顧她晚年的。

但大師傅是隻身在美，可能除范師傅之外無親無故，而人海茫茫，我甚至於連他的姓名都不知道，尋訪談何容易。但大師傅是積善之人，希望他有福氣撐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把家人接到了美國，從此在新大陸安居繁衍，享「含飴弄孫」之樂。大師傅若健在，如今必然是百齡人瑞啦！

十八年後的1992年四月，大兒子培德想要在哥倫比亞大學與康乃爾大學之間選一個學校就讀，乃陪著他到了紐約市。在機場租車去看過這兩所常春藤盟校後（他最終選定哥大），懷舊之情揮之不去，乃決定開車回蒙托克鎮去看看。

羅西梅亞餐館的主建築物與一旁的男生宿舍依然存在，後面的旅館好像被整修過，已不是原樣了，至於那兩位前航太總署工程師是否還是經營者，已不是我關心的事啦。

沿蒙托克公路開回紐約市，路經西漢普頓鎮（West Hampton）時，看見路邊我曾打過工的那一間牛排館還在繼續營業，這就讓我突然想起一個偶爾會在夢中出現的情景。我將車子彎進離公路南邊約兩哩路的市中心公園前停下。下車後，我慢步踱進園中，只見園裡依然花木扶疏，再仔細定睛一看，還好，樹蔭下那條有椅背的長鐵椅還在原處，我滿懷心事地上前去坐了下來，這是二十年來，我首度坐在那兒。

「這椅子對你有什麼特殊意義嗎？」培德眼尖，看到我低頭輕撫著鐵椅，一付若有所思的樣子。

「我曾經在這張鐵椅上睡過，而且還不止一次。」我告訴他。

「真的？這麼硬的鐵椅子你睡得著？」他覺得不可思議。

「當然，當你很累的時候。」我悠悠地說。

去羅西梅亞餐館打工之前，有約一個月的時間我是在西漢普頓鎮的兩家餐館同時打工的。一家供我食宿的餐旅館在西漢普頓海灘邊，是在廚房裡打雜，從早上七點做到下午三點，下班後，立刻得步行約五哩路到蒙托克公路上的那家牛排館去做五小時的Busboy。牛排館十點打烊後，若是沒有便車可搭，筋疲力盡地走回海灘邊的宿舍時，通常已過了午夜時分。

「這鐵椅就是我趕雙工時的中途休息站。」我告訴培德。

緩緩地別過頭，沒讓他覺察到我那潤濕的雙眼。

嗯，這就是人生。看樣子，我的暮年是註定要在回憶中渡過的。#

【謝行昌，2017年5月完稿於美國德州】

責任編輯：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