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術，雖今偷可，後將無複，非長治久安之道也。」
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同返，指返回國後），而為賞，雍季在上。
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
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
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同返），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呂氏春秋.孝行覽第二》）
【譯文】
昔日，晉文公將要與楚軍，在城濮交戰，召見咎犯（人名）問計說：「楚軍人多，我們人少，怎樣才好呢？」咎犯說：「我聽說：多禮的君主，如何文飾，都不過分；多戰的君主，如何欺詐，仍是不足。作戰要想取勝，不過用計策、欺詐而已。」
晉文公將這番話，告訴了雍季。雍季說：「淘乾河水捕魚，肯定能捕到，可明年就沒有魚可捕了；焚燒樹林而狩獵，肯定有收穫（得到野獸），可明年就沒有野獸可得了。欺詐、虛假的策略，現在雖然能僥倖得逞，以後就不行了，這不是長久之計。」
晉文公聽從咎犯之言，在城濮擊敗了楚軍，回國後論功行賞時，卻將雍季排在第一位。
大臣們勸諫說：「城濮之戰的勝利，應歸功於咎犯的謀略。主公您用其言取勝，卻後賞賜他（首賞了雍季，次賞了咎犯），這樣不可以吧？」
晉文公說：「雍季的話，可以帶來百世的利益。咎犯之言，只可一時之用。哪有將一時之用，放在百世利益前面的呢？」
孔子聽說了這件事，就說：「臨急使用詐偽的方法，足以取勝。尊崇賢才，使用長久之計，足能彰顯德行，以利百世。晉文公雖不能從始至終依王道而行，但足可以稱霸諸侯了。」
【評述】
俗話說：「兵不厭詐。」但詐偽的方法，只是在敵強我弱的特殊環境下，不得已而臨時採用。如果以詐偽的方法治國，想要國運興隆、長治久安，是不可能的。歷史一再給出了證明。可以想見，君主一旦失信於民，失信於天下時，他還有多少周旋的餘地呢？
詐偽的方法，有時確實能夠帶來一些軍事上的（以及爭鬥中的）勝利，但一兩次軍事上的、以及爭鬥中的勝利，並不代表國運的強盛。縱觀歷史，有多少兵強馬壯的驕橫帝國，憑藉著強權和詐偽，飛揚跋扈，不可一世，但轉眼間就灰飛煙滅！
危急時刻，使用詐偽的方法，就如同借高利貸救急，將來是要加倍償還的。因此是不得已而用的下策。雍季的話，十分深刻。
在得勝歸國時，晉文公並沒有被勝利衝昏頭腦，而是清楚地認識到，為了這次軍事上的勝利，所付出的信義上的損失，是十分嚴重的。他對其中的是非輕重、利害得失，是明察秋毫的。因此，晉文公在勝利後，即尊重賢才，以德治國，以信治國。
儒家有「王道」、「霸道」之說：以仁德感化天下，使萬民心悅誠服，乃是行王道；依強勢震懾九州，讓百姓畏懼臣服，乃是行霸道。晉文公本心是想依「王道」而行，可是為客觀環境所迫，不得不暫時使用詐術。「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王道」的標準達不到，自然落至「霸道」中。因此，孔子對晉文公的評價，是很中肯的。
為君主者必應尊重賢才，以德治國，以信治國。捐棄假詐，誠心為民，這才是萬全之基，長治久安之計也！#
責任編輯：王愉悅
